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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

大变局与小趋势

【摘要】战后的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历经巴克利时代、里根时代、小布什时代和特朗普时代四波浪潮,在调适中不断发展。为了应对结构性变迁的国际格局、持续恶化的经济不平等、不断加剧的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文化冲突以及颠覆性发展的新技术革命,美国保守主义试图将民族主义纳入主流话语体系。保守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向,必将造成民族主义大幅回潮,政党重组力度加大,对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势影响深远。

【关键词】保守主义 民族主义 政治极化 政党重组 【中图分类号】D771 【文献标识码】A

保守主义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思潮之一。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政治生态,缓和民意沸腾的社会矛盾,破解花样迭出的治理困境,保守主义试图将民族主义纳入主流话语体系,以期近解燃眉之急,远拯文化危机。从不同的角度观之,这一转变既可以被视为保守主义向民族主义的一次转向,又可以被视为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一场合流,也可以被视为民族主义对保守主义的一轮重塑。如何理解这次转向的内容和逻辑,如何认识这场合流的本质和根源,如何看待这轮重塑的后果和影响,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议题。

在调适中发展: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谱系变迁

20世纪50年代,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巴克利的领导下,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者、以维沃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和以钱伯斯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针对国家干预、福利政策、大政府理论展开猛烈抨击和批判。虽然这个阵营组织松散、分歧不断,但却是美国保守主义在战后的首次联盟,为保守主义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建立和维护保守主义阵营的稳定和团结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横空出世。一些对战后新自由主义政策路线和改革方案大失所望的温和自由主义者、理想幻灭的社会主义者和务实的社会民主派组成了新兴保守派势力。他们公开反对自由主义路线,高调脱离原有阵营,猛烈批判自由主义政策。这场声势浩大的新保守主义浪潮,“在为美国保守主义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也摧毁了自由主义长期以来不证自明、无可撼动的合理根基和理性源泉”。与此同时,面对波涛汹涌的道德危机,一些新教福音派、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提出,要让心灵荒芜的人群回归基督精神的世界,让政治冷漠的民众重返公共领域。随着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保守派的加入,美国保守主义在1980至1989年里根总统的任期内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当然,表面的繁荣难掩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派别林立、成员庞杂、意见纷乱、立场多元,这是80年代保守主义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随着80年代末冷战时代终结,保守主义失去了政治假想敌,保守政治迅速式微,保守阵营的全线溃退一发不可收拾。

21世纪第一个十年,“9·11”事件虽然重创了美国人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却给已呈颓势的保守主义得以喘息的机会。全球反恐再度将保守主义阵营紧密团结起来,保守主义开始进入小布什时代。小布什时代的保守主义一方面在国内政治中倡导政治精英主义,主张“大政府”,一方面在国际政治上奉行帝国主义,不断干预他国内政甚至不惜诉诸战争,以确保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霸主地位。由于这种保守主义过于强调美式信念和世界理想,也被称为“建制派保守主义”或“世界主义的保护主义”。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政治面临全新的大变局时代。在全球层面,全球经济危机、国际地位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在国内层面,经济增长整体放缓,不平等趋势不断恶化,政治极化趋势加剧,身份政治持续泛滥,多元文化主义遭遇困境,移民问题、种族问题层出不穷。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相比,美国保守主义所面临的形式都更严峻,问题都更复杂,任务都更艰巨。可以说,坚持美国至上原则,倡导务实主义路线,及时调整斗争策略,不断吸纳新生元素,在吸纳中调适,在调适中转型,既恪守价值底线、维系传统文化,又采取开放姿态,实施多元战略,这是战后美国保守主义70年发展历程的现实素描和真实写照。

缘何转向:美国保守主义遭遇的现实议题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或者说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流,既有国际形势的外部原因,也有国内政治的内部原因;既是主流保守主义为应对民主困境和治理危机而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选择,也是当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等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客观结果。

第一,国际格局结构性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不断抢占、挤压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空间和势力范围,间接造成了美国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的相对下降。自由主义浪漫的普世主义情怀遭遇了现实的冰冷待遇,举步维艰。此时的保守主义则顺势而下,宣扬“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美国利益至上原则,高调回归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近两年来,美国不断退群,不断违约,掀起了一轮声势浩大的逆全球化浪潮,似乎已经忘记自己本是全球化进程的首倡者和主导者。“在民族主义思潮的重塑下,美国的保守主义将不再汲汲于国际主义议题,诸如推进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而是致力于重新阐释美国的建国原则,申张美国的国家利益。”

第二,经济不平等持续恶化。近些年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发展态势令人始料不及。曾经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正在沦为“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其贫富差距的悬殊程度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据数据显示,在过去的30年中,除顶层20%的家庭年收入有所增长之外,其他家庭均无明显变化。前10%人口的收入与中下层民众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同群体间经济收入的巨大差距,直接造成占有财富的天壤之别。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整个中产阶级遭受重创,财富不断流失,更多的人滑向了下层,萎缩之势明显,底层收入群体处境则风雨飘摇。贫富差距拉大严重阻碍了代际间的自由流动,使阶层固化初具规模;经济不平等引发了连锁后果,低收入阶层被牢牢锁在“贫困是因为贫困”的陷阱之中。“从其对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来看,不平等是一种灾难,是一种狡猾、隐蔽和可怕的机制。”自身窘迫的中下阶层自然无暇放眼全球,更希望政府考虑他们的当下境遇和未来命运。当外来移民源源不断涌入国门,不断抢占他们的就业福利和生活空间时,他们的民族情绪和民粹情感被不断激发,蛰伏已久、早被视为“落后”和“政治不正确”的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开始潜滋暗长,蓄势待发。

第三,政治极化不断加剧。进入21世纪,美国的政治分化持续加剧,突出表现为:政党对抗白热化,精英立场极端化,意识形态两极化。政治精英们要么旗帜鲜明地选择自由派立场,要么坚定不移地固守保守主义情怀,温和立场越来越受冷落,中间阵营日渐萎缩。为了反思民主派的经济政策,批判自由主义的普世理念,最大程度地团结有生力量,保守主义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原本属于自由派和民主党阵营的群众基础。当白人蓝领阶层遭遇至二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困境时,保守主义看到了机会,不遗余力、想尽办法将其纳入麾下。因此,保守主义明确提出维护中产阶层、工薪阶层的利益,主张重建贸易体系、重申对等原则、捍卫美国利益至上、重振制造业等政策,推行以民族主义为旗帜,抗衡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甚至不惜推行强硬政策的做法就顺理成章了。

第四,文化冲突愈演愈烈。随着发达国家生产力和生产水平达到较高富裕程度,西方社会先后进入后物质主义状态。以阶级、阶层、收入为表征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慢慢被以观念、情感、认同为表征的后物质主义所取代。对于后物质者主义者来说,与精神价值和生活质量相比,物质和财富虽然依旧必不可少,但是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们更在意生活环境和生态质量,更关注族群意识和移民权利,更青睐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美满,而对物质的追求、对权力的追逐、对权威的敬畏、对家庭、宗教、国家的坚守乃至对主流文化的自信、对民族情绪的维系,则慢慢被淡化,甚至被遗忘。然而,现实的发展却不为任何一个群体的主观意志所左右。后物质主义的起源与流行是以物质主义的高度繁荣和丰富为前提和基础的。当美国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经济发展形势持续下行,中下阶层不平等加剧,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诉求就要让位于物质主义的现实需要。尤其是当移民群体不断涌入,且并不满足于已经享有的接近于平等的社会待遇从而不断提出新的诉求时,就会激起本地居民内心的不平、委屈和愤怒。移民群体越不满,本地居民被反向激发的民族情感越强烈。随着身份政治的崛起,最初以边缘、弱势群体为主流的身份政治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生活在“铁锈地带”的白人蓝领阶层的身份意识正在不可避免地酝酿和形成。这个群体正是特朗普式保守主义的重要票仓。

第五,新技术革命推波助澜。随着互联网的深度普及、社交平台的广泛流行、信息技术和智能算法的持续升级,现代人不知不觉间走进了一个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新技术时代。这个全新的时代为政治传播的传统格局、既定方式和固有观念带来了重大变革。在自媒体时代,形形色色的新兴媒体自下而上表达诉求、倾诉情感,与传统媒体相比,它们更灵活、更多元、更廉价,天生具有草根色彩,拥有无以伦比的群众基础和民意根基。与此同时,自媒体容易形成一个相对封闭、同质化明显的社交网络,认知偏见容易被放大,极端立场容易被强化。这些都为民粹情绪、民族主义情感的酝酿和传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保障和平台支撑。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美国保守主义转向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保守主义的崛起,看似顺势而为,实则出于无奈。竞争加剧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裂痕累累的社会生态,意味着主流保守主义必须做出相应调整,推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以挽救渐呈颓势的大国命运,维系美式传统的文化底色,在同民主党和自由派的激烈对抗中保持优势,有所作为。从更深层次来看,“民族保守主义的复兴反映的是美国乃至西方文化所面临的一场生存危机。它当然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诉求,但它最深刻的地方是期待一场灵魂救赎,从而将西方从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的精神荒漠中拯救出来,从资本主义的平庸生活中拯救出来,从历史终结的‘末人’世代中拯救出来”。

民族-保守主义将走向何方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革与图新交相辉映,不确定性此起彼伏。历经多年的风雨波折,美国保守主义吐故纳新,适时调整,但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确保核心地位的初衷始终未改。随着保守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向,或者说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逐渐合流,必然对美国政治的当下格局和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民族主义大幅回潮。美国的民族主义有多张面孔。民主党代表的是左翼民族主义,共和党代表的是右翼民族主义。两大潮流相互交织,彼此碰撞,共同主导着美国政治的发展。近些年来,两者冲突不断升级,影响深、波及广,将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的正常样态不断拉向濒临困境的边缘。

克林顿、奥巴马、希拉里和追随者们坚持左翼民族主义即“公民民族主义”。他们倡导“美国信条”,坚信美国是世界之楷模;小布什、特朗普和追随者们坚持右翼民族主义即“国家民族主义”。他们将美国和美国公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凡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即被视为敌人,对那些与美国文化传统不同、虽不完全认同美式价值观但未对美国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国家极为宽容。右翼民族主义的成份复杂,面孔多元,不同时期侧重不同。杰克逊主义、帝国主义、沙文主义、本土主义、孤立主义均为其重要思想元素。

自2016年以来,民族主义的回潮已成为美国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人们更为关心的是,民族主义会将美国乃至全球政治引向何方。在彼得·韦雷克看来,“对很多保守主义哲学家来说,民族自豪感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理念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不过,民族自豪感只是诸多祖先传统的一脉,并且绝非仅此一家。民族主义不同于保守主义的地方在于,它只保守人们诸多历史根基中的一项而已。因此,一旦所有其他的根基和忠诚(如宗教、伦理和人道)统统让位于民族主义根基,结果便是偏狭的狂热主义”。

第二,政党重组力度加大。进入21世纪,西方各国政党政治开始面临重重挑战。主流政党既要维持经济断层线产生的阶层边界,又要应对政治断层线产生的极化张力,还要处理文化断层线产生的社会裂痕,疲于应付,窘相百出,阵营分裂、政党重组渐成常态。2016年美国大选前后,美国的政党政治同样面临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解构与重组。

在不断衰落的制造行业、持续紧张的就业状况和成批涌入的移民浪潮等多重因素的压迫下,“铁锈地带”的白人蓝领阶层转向民族主义立场,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球化,反对世界贸易体系,反对外来移民。而民主党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不仅无法平息白人蓝领阶层的愤怒和不满,更有加剧的趋势,这些情绪慢慢积聚为一种政治上的反弹。

第三,极化态势继续强化。政治极化是当前美国政治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作为政治极化重要根源的经济不平等也在持续加剧,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未有明显改善。而更令人担心的是,不平等与政治极化有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可能。不平等造成的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社会不公、机会不等,使党派竞争、精英对立、文化冲突、社会分裂等极化趋势不断加深;不断扩大的极化张力和社会裂痕,一方面压制了民主协商,一方面瓦解了共识政治,致使否决政体和激进政治流行,温和折中的政治决策、均衡兼顾的公共政策越来越难以出台或实施。“在一个存在着高度不平等的民主制度里,政治也会失衡;而让不平衡的政治管理不平衡的经济就会出现毁灭性的结局。”这就意味着:不平等越严重,政治极化程度越深;政治极化越加剧,不平等趋势越明显。

从经济分化到政治极化,从文化冲突到社会断裂,一种前所未有的撕裂正在缓慢而有力地拉扯、扭曲和挤压着美国的民主生活。短期内,美国社会所面临的诸如经济不平等、民粹主义、身份政治、政治极化等深层矛盾和核心困境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分歧和对抗已成常态,共识和协商渐成奢望。这个撕裂的时代,是过往价值冲突与观念歧异的必然结果,也是新一波冲突升级和歧异加剧的必要条件。在大变局时代的背景下,美国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只是一个小趋势。民族—保守主义能走多远,民族—保守主义浪潮下的美国政治将走向何方,只能由时间来验证。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变局时代西方民主危机与治理困境研究”(项目编号:20ZGA001)和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重大攻关项目“大变局时代西方民主政治与国家治理困境研究”(项目编号:20ZFD8100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庞金友:《大变局时代保守主义向何处去:特朗普主义与美国保守政治的未来》,《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4期。

②孔元:《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

③[英]阿纳托尔·利文著、孙虹坤译:《美国的正确与错误:民族主义视角》,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④[美]约瑟夫·斯蒂格里茨著、张子源译:《不平等的代价》,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

⑤[美]基思·佩恩著、李大白译:《断裂的阶梯》,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⑥王荣军:《不平等的民主:美国贫富差距扩大与政治极化并行》,《人民论坛》,2019年第4期。

责编/孙垚 美编/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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