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众国家认同的强弱对国家整体的精神风貌、政策执行、对外形象等皆会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成为国家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重要领域。因此，建构公众的国家认同是一项始终不能松懈的任务。不论中央或地方，还是政府部门、组织机构等，都是公众国家认同的载体，引导公众正确看待突发危机、认识国家行为、建立国家认同，是一项值得不断探究并加以深入实践的公众服务内容。我们应在基于现实、筛选符号、融入共情等方面作出修辞努力，从而有效推动公众建立并巩固合理、全面的国家认同。
【关键词】国家认同 修辞建构 象征符号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不断提升凝聚力、向心力的思想基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公众的国家认同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被弱化的风险，使国家归属感与认同感面临挑战。公众国家认同感强，表现为爱国热情高涨、对政府拥护度高，这无疑有助于提升国家凝聚力并推动国家发展；公众国家认同感弱，则有可能威胁社会秩序甚至瓦解社会规则，对国家发展造成难以预估的冲击。因此，建构公众的国家认同是一项始终不能松懈的任务。
公众国家认同的强弱对国家整体的精神风貌、政策执行、对外形象等皆会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成为国家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重要领域
国家认同是指“认识主体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并作为认识客体的国家持有肯定性的认识、态度、情感及信念”①。国家认同于内表现为公民的心理状态，于外表现为公民积极评价国家、拥护国家，以及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相融合等方面。对于国家而言，“如果国民对它不能形成强烈的认同感，那么它的统一和稳定就缺乏稳固的心理基础，就会有沦至解体的可能”②。公众国家认同的强弱对国家整体精神风貌、政策执行、对外形象等皆会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成为国家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重要领域。
国家认同建立于国家的实际发展之上，公众拥有了解真相并自主选择是否产生认同的权利。也就是说，我们不可引导公民在子虚乌有的美好之上建立与真相脱离的认同，而是要在真实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公众对国家的信任与支持，并使之付诸实际情感和行动。“公民身份”是建立国家认同的最初条件，国家切实行动是建立国家认同的基础条件，而如何确保“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践行，则是建立国家认同过程中同样具有关键作用的步骤，也是影响认同效果的决定性环节。
从宏观角度看，国家认同作为公民对所属国家的心理认可，主要产生于两个层面：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物质层面是公民通过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而使自身某些条件得到改善，如改革开放政策为每个人带来了实际利益和发展机会，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精神层面则是公众在思想观念上体现出的对国家的肯定态度。这两种认同虽然来源不同，但最终都将汇入国家发展的洪流之中。不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是民众产生的对实质或抽象的带有国家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态度。其中，连接民众与国家的中间事物就是国家象征符号，充当民众心目中评价国家并进而建构或解构其认同的标准。
国家象征符号，实质为带有“国家”含义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的符号，该符号并无性质和数量上的限制，并且依个体认知而变化，凡可供公众寄托对国家肯定态度的事物都可纳入此列。公众的自身经历、心理、情绪等多重因素，都会对其国家认同造成影响。私人化的象征符号难以一概而论，其普及性弱，研究价值相对较小。日常生活中的部分常见事物虽然极大程度上象征平稳的社会环境与公民的积极态度，但这些事物早已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的基本生活，其所代表的国家形象、象征国家认同的意义被模糊化。考虑到国家认同的建构成效，象征符号的普及性与象征力度是重中之重。普及性广、象征力度强的符号，能够提升国家认同的建构成效，在广度、深度和时效三个维度上都具有突出优势。
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举措决定了其服务于公众的表现和成效。当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事件发生之后，代表国家的各级部门往往承担着善后处理并将过程呈现于公众的任务，处理能力的强弱将明显影响到公众对该部门的信任度甚至对国家的认同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在各方面，这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政府部门处理公共事件的依赖程度。处理愈完善，国家认同度愈能由此提升。因此，不论中央或地方，还是政府部门、组织机构等，都是公众国家认同的载体，其象征意义随着自身服务公众能力的变化而变化。
引导公众正确看待突发危机、认识国家行为、建立国家认同，是我们应当不断探究并加以深入实践的公众服务内容
作为本质上的负面事件，危机对公众产生的消极影响不言自明。政府机构是危机处理的最高权威，其应对态度与能力影响着公众对国家的认同，特别是宣传报道中的修辞策略在提升公众的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国家认同的强弱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稳定水平存在关联。经济高速发展、民众生活富足、社会稳定等积极因素显著之时，国家认同程度就会得到相应提升或巩固，但并非完全呈现正相关或负相关，其原因在于国家认同的建立与巩固取决于多重因素，关涉国家的政治宣传能力、文化导向能力、政府服务能力等。不过就国家认同的稳定性来说，国泰民安之时，公众国家认同不易发生根本性动摇，因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发达的经济是国家服务于公众的成果之一。
当前，我国整体呈现出和平发展稳定的繁荣景象。但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遭遇阻碍不可避免。如何未雨绸缪地做好应对突发危机的准备，是我们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依然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我们不仅要在危机之前“思”，还要在危机之中及时总结经验。一般来说，愈加稳定的环境，对危机的反应可能愈大，仿佛有人在一潭静水中扔下一颗石子，此时物质生活方面或可及时弥补，但在涉及国家认同等意识形态层面或许需要更大的补救或建构力度，才能使这颗石子引起的涟漪收缩至最小。尤其对于出生、成长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和平年代的人们来说，如何引导其正确看待突发危机、认识国家行为、建立国家认同，是我们应当不断探究并加以深入实践的公众服务内容。
不过，单就认同程度而言，危机事件并不能成为降低国家认同度的直接诱因。危机事件的发生不一定由象征国家的人或事物等引起，其或有可能为某一没有国家象征意义的个人或机关甚至自然现象引发。因此，不区分危机原因，单凭危机本身定位国家认同在其中的变更程度是不可取的，我们需要对危机环境中影响国家认同建构的有关因素进行预先判断，评估国家象征符号在其中起到的不同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分门别类地梳理危机发生过程，从中区分国家象征符号的参与是否对危机的发生、应对及善后等工作进行了干预。
危机的种类不可穷尽，只能依照某方面特点与研究需求对其进行划分。我们谈及的与国家认同感有关的危机无法从自然与非自然、国别、种族等方面切入，因为国家对所有性质的危机类型均有关涉，其普遍规律对任何国家与种族都有意义。而如果研究国家认同在某危机中是否得以建构，则该危机的公众传播范围就成为重要指标。危机的公众传播范围越广，对民众产生的影响就可能越大，其中涉及的国家认同因素越易对民众心理造成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将公众影响辐射范围较广的危机事件作为研究国家认同在危机情境中发展走向的依托，是合理可靠的途径。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曝光率和影响范围是其他危机无法比拟的，而国家的参与也贯穿始终，因此公众的国家认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虽然当前并没有实证研究表明公众在此次危机之中对国家的认识产生何种性质的转变，但是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公众舆论更多对国家持赞扬与自豪的态度，国家认同的建构或巩固不言而喻。需要阐明的是，国家认同并非建构于危机之上，而是建构于国家对危机的处理这一行为之上。因此，危机和建构国家认同之间是对立关系，而对危机的处置却带有较大的舆论弹性。由此可见，危机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具有双向影响，民众既可能因灾难而失去对国家治理的信心，导致国家认同弱化甚至消失，也可能从危机中看到国家处理过程及结果的有效性，进而巩固国家认同感，增进向心力、凝聚力。
诚然，危机来临之际，首先经受考验的是公众自身的应对能力。一旦应对遭受阻碍，人们就会转而求助政府相关部门。相关部门的处理过程及结果直接影响公众的生产生活及心理建构。危机本身是一大容易导致消极心态的诱因，一旦处理不当，公众的心理建构不仅涉及参与部门，也会延伸至部门所象征的国家，对国家认同的建构产生负面影响。象征符号此时在公众心目中代表国家的角色，其一举一动都会被无限解读与放大，承载了所有无法亲自见证现场之人对某事某物的看法。象征力量衍生出的实际舆论力量，具有平复抑或卷起千层浪的能量。
从本质来看，公众国家认同在危机中的波动其实来自于我们之前提及的国家象征符号的改变。象征符号之所以被称为“符号”，就是因为其与实际事物存在距离，这种距离来自于与公众认知的连接。对于危机处理，我们或许无法直接参与相关机构的实际工作，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进行干预，象征符号的最终呈现状态才是公众建构国家认同的依据。在危机的发生、处理、呈现中，象征符号在第二步与第三步之间分别发挥质的改变和形象重构的作用，进而影响其象征意义。
在基于现实、筛选符号、融入共情等方面作出修辞努力，从而有效推动公众建立并巩固合理、全面的国家认同
对于危机处理，多数公众一般先通过特定媒介建立对国家象征符号的最新认知，而后作出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媒体平台上的新闻报道成为公众了解重大事件的主要途径。报道通过修辞得以呈现，其所传递的信息是公众认识国家象征符号的来源。因此，为了将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相关机构的工作及成效以最佳方式呈现于众，在阐述事实的基础上收获最佳效果，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修辞在其中的作用。
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即为象征符号，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修辞就是对象征符号的阐释并争取受众认同的活动。象征国家认同的符号，通过影响民众的思想或行为，起到激发、引导、夯实心理建构的作用，这一过程即为修辞过程。修辞由话语修辞发展而来，西方修辞学出现伊始，其研究对象为“说服”，而新修辞学提出“认同”的概念，使修辞学基础观念发生转向。从修辞者占主动甚至操控地位，到修辞者与受众互相成就，体现了修辞学依据时代发展而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
说服受众、获取受众认同，是人类实现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方式。在提倡人道主义的新修辞学时代，认同比说服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其有助于推动建设平等的修辞关系及和谐的修辞情境。修辞本身可被视为一种对受众心理的影响因素，因此，适当有意识地进行共情代入，或可有效帮助修辞者避免说出令公众难以理解或接受的话语。认同观以赢得受众认同为目的，该认同是对修辞所言观点的认同，受众并非必须产生行动上的改变，但当他们的思想朝着修辞者期望的方向转变之时，就表明修辞行为取得了成功。修辞行为具有明确的目标性，几乎所有的修辞在根本上都是为了达成认同的目标。从词源意义上来说，新修辞学中的“认同”与国家认同中的“认同”是同一含义，通过修辞手段赢取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观察视角。
在重大危机事件情境中，主流新闻媒体为我们提供修辞文本，新闻修辞质量的高低，即对具有国家象征意义事物的修辞表述所发挥的功能，是公众国家认同建构的渠道。当修辞中的认同与国家认同完全重合之时，修辞就能在危机情境中发挥最大效力。以修辞为视角，使其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需要在遵循修辞内在运行机制的前提下使理论与实践融合，促使修辞成为推动认同建构的强大力量。危机情境中，象征符号通过修辞加以呈现、修饰及重构，我们应在遵循修辞内在机制的同时，进一步结合危机修辞情境，筛选出最佳修辞策略，使修辞观成为新闻撰写过程中适切且实用的思维模式。
首先，现实为基，修辞为表。修辞基于现实，而非空穴来风的捏造或偏离正轨的诡辩。尤其是在危机情境中，主流新闻修辞需要谨慎地担负起对公众传达真相之责。展现政府或其他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机构的行为及言论，都要以现实为依据开展修辞活动。注重传达真相的修辞行为对修辞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且从一定程度上看，主流媒体同样是国家象征符号，因此其修辞人格的建立本身会对后续修辞内容的传播以及受众对象征符号的接受起到影响。虽然新闻的真实性已成为新闻修辞者不言自明需要遵守的底线，但危机情境中修辞的真实性，关乎公众对修辞者的长久信任，并决定其是否会产生国家认同。
其次，修辞筛选，重心突出。有针对性地选择修辞内容，凸显国家象征意义显著的符号。“选择”本身就体现出修辞意识，修辞就是修辞者在传达思想之前对其进行筛选和整理，呈现出修辞化表达。危机情境中，媒体修辞行为更应遵循这一准则，筛选出最具国家象征意义的符号并展开报道，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有限媒体资源的效力，以最大修辞分母和最小媒体分子高效助力公众国家认同的建构。
最后，共情修辞，情理融一。修辞中的共情是拉近修辞者与受众距离的重要方式，危机情境中的修辞更加需要共情的融入。重大危机事件发生后，新闻修辞所展现的国家象征符号，大到政府作为、小到日常民生，然而并非所有象征符号都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即使和公众密切相关，也可能因修辞不到位而使其产生距离感，进而产生对国家或政府行为的距离感，使得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被拉长。对此，在修辞过程中融入共情意识，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一矛盾。新闻修辞者需深入了解公众的现实需求及情感需求，尤其应照顾危机情境中易产生恐慌等消极情绪的公众心理。将共情意识融入修辞行为，具体表现为：在内容上代入公众心理，在呈现象征符号之时强调国家在危机处理中发挥的保护公众安全的作用，从而有效消解公众负面情绪，着重展现国家对危机处理的决心和信心等；在语言上使用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如加入情感色彩用语等，这些带有共情意识的修辞行为可以拉近国家与公众的关系，在建立修辞认同的基础上有力推动国家认同的产生与巩固。
总体来说，危机情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语境，其往往会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众既有观念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同时也会对公众的国家认同建构造成影响。在传达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符号之时，主流媒体自身亦是国家象征符号，在危机发生的关键时刻更应发挥修辞建构受众认同的效力，将修辞认同与国家认同合二为一，在基于现实、筛选符号、融入共情等方面作出修辞努力，从而有效推动公众建立并巩固合理、全面的国家认同，引导危机情境中的舆论朝着有利于国家的方向发展，避免在国家行为积极有效的条件下产生动摇国家认同的舆论危机。
（作者为山东大学翻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注释】
①李崇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认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②吴玉军：《论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责编/王妍卓 美编/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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