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传统监督手段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在纪检监察工作中科技手段的准确性、系统性和独立性优势得以凸显
运用科技手段是拓宽纪检监察渠道的重要途径。在“互联网+”背景下，监察体制改革使监督对象范围扩大，但有的地方在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过程中仍因循守旧，采取传统的监督方式，导致监督自觉性不够强、执纪问责不精准、调查处置不及时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注重强化“互联网+监督”思维，依托“大数据+监督”业务平台，积极运用科技手段拓宽信息公开和发现问题的途径和渠道。在运用传统监督方式的同时，设置在线查询通道和平台存储功能，实现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完整性和长久性。积极拓宽在线监督功能，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全覆盖、常态化。
运用科技手段是整合纪检监察资源的有效法宝。运用科技手段可以关联纪检监察机关和公安、财政、税务等各部门的数据资源，打通各部门间信息沟通的“大动脉”，通过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提升信息流动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强化有效沟通，形成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大监督”格局。依托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建立干部任用的“体检表”和监督问责的“晴雨表”，提高精准监督能力；依托公安监控系统和“天眼”平台，及时调查并核实公职人员是否存在各项违法乱纪问题；依托税务部门的电子信息平台，重点核查开具大额发票、违规公款消费、违规发放福利等身披“隐形衣”的“四风”问题。
运用科技手段是前移纪检监察关口的基本要求。运用科技手段可以将技术监控与制度防范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前移纪检监察关口，强化实时跟踪监督，积极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筑起遵纪守法的一道道防线，以护“森林”。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纪检监察工作，可以高效统一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拉起防范错误的“第一道防线”，实现超前预防，以正“歪树”；在刚触碰到纪律红线时，正确进行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守住步入大错误的“第二道防线”，实现防微杜渐，以治“病树”；在违纪违法问题出现时，通过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筑牢防止跌进犯罪深渊的“第三道防线”，实现硬性约束，以拔“烂树”。
运用科技手段是增强纪检监察效力的内在需要。运用科技手段可以有效加强对流程的控制，增强“不可逆性”和“抗干扰性”，最大程度地保证信息输入的准确性、过程处理的客观性、输出结果的公正性。科技手段具有公开透明、程序严密、客观公正的显著特点，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网上办公的新模式，让科技贯穿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环节，可以限制“人情”因素的影响，充分发挥技术“无情”的独特优势，在保证程序规范透明的基础上确保结果公平公正。同时，数据管理、数据说话的工作模式，能够发挥精准监督的作用，全面增强监督的整体效力。
依托科技手段提升纪检监察工作水平，需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前提下进行
加强党的统一领导。运用科技手段开展纪检监察工作，必须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依规依法建立系统模型、智能数据库，始终坚持根据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自觉遵从各项工作程序和手续，严格执行监督执法工作规定，全过程规范运行，保证纪检监察机关在科技手段的助力下正确、高效、安全地履行职责职能。
凸显群众性。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走网络群众路线，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愿，积极回应网民关切的问题，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运用科技手段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切实增强走好网络群众路线的主动性、自觉性，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突出实效性。从健全绩效考核体系和加强内部监督管理两方面着手，增强正向激励和刚性约束。就健全绩效考核体系而言，运用大数据科学管控干部工作绩效、考评结果，将其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发挥考核的正向引导和激励作用；根据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重点考核工作责任落实情况、群众评议意见、热点问题处理情况等，增强监督考核的针对性。就加强内部监督管理而言，借以科技手段加强对内设机构、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的定期督查、专项检查、工作回访、实时跟踪，通过全面掌握和分析情况，发现具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时进行提醒纠正，综合运用各种方式追究领导干部存在的失管、失廉、失责等问题，强化监督问责效果。
增强协调性。要以构建上下衔接、横向协调、运行顺畅的工作格局为目标。借助科技手段探索联合监察、协作办案的模式，实行共享信息资源、移送案件线索、联查重要案件，形成监督合力；探索执纪执法部门联动机制，均衡调整纪检监察机关的人员分布，解决部分机关无暇监督、部分机关无案可办的问题；加强纪检监察部门与纪委、派驻机构的协同联动，定期召开会议，分析“森林”状况，研究预防措施；加强派驻机构与巡察机关的协同联动，派驻机构人员参加巡察工作，发现问题主动沟通，尽快处置移交线索，及时督促整改反馈问题；加强执纪、审查部门与职能监督部门的协调联动，督促职能部门及时移送线索，根据情况共同开展相关工作；探索建立在基层单位设置纪检监察专员，使监督延伸至“最后一公里”。
彰显权威性。纪检监察机关承担着进行党内监督和行政监察的双重职能，运用党纪、国法两把“尺子”，必须细化纪委全委会、纪检机关、纪委委员的监督权限和职责，避免出现越俎代庖、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等现象；细化监督标准、健全工作规范，为纪检监察工作提供客观统一的依据；建立具有动态性、预防性的监督模式，对重大项目、重大事件、重大活动等提前介入监督，对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进行实时监控，实行随机检查、明察暗访，避免出现监督滞后问题。
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纪检监察工作的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全面谋划、系统推进，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加以推进
搭建网络信息平台，提升纪检监察工作科学化水平。一是搭建完整的党员和行政人员“征信系统”。依托大数据，坚持采取分层级、分部门的办法，将个人工作情况、中央八项规定和六大纪律的执行情况、“五级联动”的监督数据、网络信访举报情况等全部纳入党员和行政人员的基本信息，搭建统一、便捷、全覆盖的信息存储平台，为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二是搭建系统内部的专项培训平台。通过专项培训平台，使纪检监察人员深切体会科技手段的重大作用，成为借助科技手段开展工作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同时，通过此平台可以消除时间、空间限制，使他们及时得到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三是搭建外部网络宣传教育平台。利用纪检监察网、官方微信微博等平台登载党纪党规、公开纪检监察工作信息、公布典型案例、宣传廉政文化作品，积极推动新媒体与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融于一体，打造图文、视听宝库，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监督平台。
创建电子管理系统，提升纪检监察工作程序化水平。一方面，创建静态电子管理档案。准确把握纪检监察工作的性质、原则，梳理归纳监督执纪问责的关键，设置基本涵盖工作全部内容的管理模块，主要包括基础信息管理、案件管控管理、合规合法管理、检查情况披露、信访举报等模块，形成独具特色的电子管理档案。另一方面，按照全程留痕、问题识别、监管分析、考核评估的功能开发动态网络管理系统。根据纪检监察工作程序开发专门软件，运用微机管理各个环节的操作，全程做到可查询、可追溯、不可更改，实现全程痕迹化管理；细化违规情形，根据风险隐患程度设定对应的预警“红线”；设置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不同管理权限，上级机关可随时通过网络实时监管分析下级部门工作进展情况，实现领导监管与部门监管的有机结合；建立违规违纪台账系统，针对不同违规情形设置对应分值，按照累计扣分制，通过云计算技术实现量化管理，实时更新、动态管理，定期统计、汇总之后，进行综合研判评价，作为纪检监察部门考核评估的重要依据。
优化网上运行机制，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水平。一是优化内部系统间的信息互通机制。不断改进融合语音、文字、视频等一体的实时传送服务系统，消除地域空间障碍，实现同级横向间的无缝对接、顺畅沟通；上级单位可便捷传达文件、下发任务、掌握工作进展，下级单位可及时上报业务信息和存在问题，通过沟通交流及时得到工作指导、尽快解决问题。二是优化系统外信息共享机制。加强与大纪检监察格局的信息交流，建立电子台账和资源共享数据库，防止因沟通延迟而导致监督漏洞、重复问责现象，切实提高纪检监察工作效率，增强纪检监察工作的规范性、安全性。三是优化纪检监察干部与科学技术的融合机制。信息技术只是手段，推进纪检监察工作信息化的核心是人，要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干部运用科技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避免纪检监察工作与科学技术“两张皮”，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程度。
构筑电子监督系统，提升纪检监察工作法治化水平。运用科技手段构筑电子监督系统，有利于减少人为因素影响，推动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实现权力约束刚性化。第一，建立电子党务政务系统。敦促各级党政部门从实际出发，开发相应领域业务的电子系统，推进电子监督系统与各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便于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监管。第二，建立电子审批监督系统。对明确规定网上审批的事项开展电子监督，在内容条件、审批程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等重点环节合理设置监督点，保证监督的适用性、直接性和准确性。第三，建立依法依规动态监管系统。纪检监察机关在每个监督点设置信息采集数据库，系统根据预先设定的监督规则，自动统计分析各类数据、信息，即时筛选疑似违规或违规信息，并根据其性质和程度发出相应级别的预警或警告，为纪检监察机关开展调查处理提供客观依据，实现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有效连接。
科技手段为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插上信息化的“翅膀”，推动纪检监察工作不断加快速度、拓宽广度、增强力度、探求深度，所以要用好科技手段。但纪检监察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系统模型只是“屏对屏”“键对键”，永远无法代替“面对面”“心贴心”。因此，不能唯科技，要善于将技术手段与传统监督手段紧密结合起来，同向发力、协同推进纪检监察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三级教授、博导，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冰冰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