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新时代与新发展阶段，必须持续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力，在新发展格局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可持续、包容和持久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世界提供统筹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样本。
关键词: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 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并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确立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新时代，我们要夯实制度基础，完善制度体系，提升制度执行力，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的世界担当
纵观历史，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线索。近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构，无一不把消除贫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视为最重要的政治议程之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推动了社会平等，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无产阶级贫困规律”却始终无法改变，“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主义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对此，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通过大量的数据验证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问题，指出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且将变得更加严重，发达国家面临着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危险[2] 。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共同富裕道路上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探索，共同富裕正从理想转变为现实，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强调，“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3]邓小平同志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把共同富裕提升至制度体系建设的更高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正是在历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辛卓绝的奋斗之下，中国实现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大规模的贫困减少，成为“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型发展战略驱动下实现公平与效率协调发展的极为少见的案例。[5]
当今世界，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所带来的国家治理风险正在加大。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不确定性时代”与“高风险社会”的来临及其严重后果。疫情的发生，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工作、生活和学习方式，使得全球失业、贫困与不平等一类的问题越发严峻，凸显了经济增长、公共卫生、民生改善与就业等领域重大而紧迫的实践需求。
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17个目标以及169个子目标，是一整套旨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确保所有人共享繁荣的全球性目标体系，描绘了一张旨在结束全球贫困、让所有人分享繁荣并拥有体面工作、过上美好生活的路线图。该议程第3条强调“到2030年的这一段时间内，在世界各地消除贫困与饥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国应加强团结协作，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指出：“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谁都无法阻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6]。消除贫困和不平等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中国必须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以更强烈的大国担当精神，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不仅是我们自己的事，也是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的体现。在新时代与新发展阶段，必须持续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力，在新发展格局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可持续、包容和持久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世界提供统筹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样本。以下我们分别从区域发展、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来探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着力点。
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基础设施
我国历来重视横向联合、山海协作和对口支援。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地提出并实施了“山海协作工程”、新型城市化、城乡一体化、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等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一系列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但是，客观地说，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正在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这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要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为目标，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发展目标和战略重点。要在扶贫政策基础之上，将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生态系统、人力资本、历史文化等纳入战略性区域发展规划之中，通盘考虑，整体提升。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探索设立较高层次的专门性区域协调机构，打破区域间的行政壁垒，形成区域统筹发展的常态化机制，通过强有力的协调机制从外部整合更多的资源去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经济基础和公共服务。探索产业与人力并重的区域发展模式，突出人力资本作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保护和提升落后地区的区域人才储备，积极鼓励大学生、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乡贤能人等返乡创业，支持落后地区留住本地高校毕业的大学生。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强化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财政供给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均等化。建立更高质量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都市圈建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推动乡村分类特色化发展，打造城乡深度融合的圈层发展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发展战略的作用是围绕发展目标，充分调动落后区域的发展积极性，使之更有效率地利用内生和外生的机会。现代区域发展经济学表明，“当地经济发展的外生要素不能取代内生要素，但可以帮助后者发挥作用。如果当地缺乏发展潜力或者潜力很弱，那么即使外部干预力度很大，也无法发生实质性的变化”[7]。因此，要避免过度依赖物质基础设施投资打乱已有的地域生产综合体。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不能寄希望于上重大项目，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正确的路子的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条件，扎扎实实抓好农业和其他基础设施，实现逐步发展。[8]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社会保障兜底功能
收入分配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目前，我国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为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扎实基础。要围绕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继续“做大蛋糕”，通过更加灵活、有效的分配制度调动各种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持续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例如，推动按需经济发展，壮大灵活就业的劳动力大军，拓展中低收入群体提升收入的途径。同时，也要着力通过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调节过高收入等积极措施，形成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立制度基础。还要积极构建促进就业的反贫困政策体系，推进公益性岗位开发和可持续性发展，建立低保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
在再分配环节上，要强化社会保障对困难群众的兜底功能。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制度为主体，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打造“弱有所扶”的大救助模式，把社会救助范围从绝对贫困群体拓展到相对贫困群体，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相对贫困群体临时救助为补充、社会力量充分参与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加强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切实发挥农村低保制度的兜底保障功能。缩小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模式、待遇保障等方面的差异，逐步实现医保基金的省级统筹，推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向保障范围更广、均等化水平更高的国民健康保障制度转型。加大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力度，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的作用。大力优化儿童福利、未成年人保护、精神卫生和基本殡葬等社会福利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和保障水平。强化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保障残疾人就业权利，构建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一体化服务体系。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
“现代再分配是基于权利的逻辑，以及人人都可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平等原则”。[9]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就是将平等的权利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逐渐延伸到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过程。各国政府已将解决收入差距、分配不公平问题更多地转向公共服务，把促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公平作为创造更多发展机会、防止结构性阶层固化的重要手段。共同富裕并不寻求实现收入上的平等分配，而是让更多的人具备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指出的，“美好生活是可行的社会而非完美无缺的社会，是一个所有人都能过上有价值生活的社会”[10]。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但征途是星辰大海——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应该从提升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角度，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夯实共同富裕的微观基础。在制度建构层面上，要加强“获得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拥有工作，获得健康服务，拥有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住房”[11]等一系列积极社会权利的制度建构，实现社会权利保障从少到多、从浅入深的制度完善。要依法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使政府能够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及时加强公共服务立法工作，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在实践操作层面上，一方面要加大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充分供给，努力实现更高程度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为人民群众拥有高品质生活提供更充分条件。要制定相关法规与标准，出台0—3岁婴幼儿社会化托育服务发展的政策举措。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在提高质量、促进公平上下功夫，努力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扩大优质医疗供给，构建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为民众提供系统化、连续性、全方位的卫生健康服务。统筹城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推动文化事业赋能发展。扩大养老服务供给，建立多层次供给体系，繁荣养老供给业态，满足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另一方面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平衡供给，实施一系列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工程，建立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就业扶贫的长效机制，大力提升落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制度一体化设计，加强沿海地区与内陆山区之间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
总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既要加强对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的研究和部署，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又要狠抓落实，强化制度执行力，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将惠民富民、共同富裕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在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中，强化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和责任追究。要加强科技赋能，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将群众对改善民生的美好期待迅速、便捷地转化为现实图景。
【本文作者陈振明，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德国，厦门大学公共服务质量研究中心副主任、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强化制度执行力研究”（项目编号：20ZDA10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9—230页。
[2][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87—388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8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5]李小云、徐进：《消除贫困：中国扶贫新实践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20—43+242页。
[6]《习近平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608/c1024-31125330.html，2019年6月8日更新。
[7][英]乔治·马丁内斯-维斯奎泽、[加]弗朗索瓦·瓦利恩考特主编，安虎森等译：《区域发展的公共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29页。
[8]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9—70页。
[9][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93页。
[10][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著、王中宝等译：《美好社会——人类议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11][英]恩靳·伊辛、布雷恩·特纳主编，王小章译：《公民权研究手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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