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推进，是针对大变局带来的新情况进行的治理方式革新，是以全球性视野对传统治理体制、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实行的一场重要变革。当前，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仍面临着利益分化、权力“任性”带来的困境。对此，需要牢固确立大变局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推进的理念，积极参与制定大变局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推进的制度、规则并予以落实。
关键词:国家治理 全球治理 大变局 权力“任性”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性政治、经济、文化危机交织叠加的综合性危机，以及全球性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构成的一体化危机，将人类带到了事关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更加凸显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更加彰显了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紧密联结、协调推进的重大价值。
这需要在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共治共同体、共享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增强全球政治家推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的能力水平，增强全世界人民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实践的主体意识和“类意识”，促进全球“类合作”与“类行动”，携手共建全世界人民向往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地球家园。
把握大变局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推进的重大价值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推进，是从全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紧密结合起来的一种整体性治理方式。这是由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当下治理实践决定的科学治理方式，是在治理实践中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紧密联系起来，以全球性视野对传统治理体制、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实行的一场重要变革。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推进，是针对大变局带来的新情况进行的治理方式革新，是坚持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注重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促共进中治理国内和国际公共事务，以达到国家利益与全人类整体利益最大化，确保在全人类整体利益充分实现的前提下，满足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体利益的重要途径。
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紧密相关。国家治理是国家通过制定和实行有效的法治体系、激励体系、协同体系去管理公共事务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活动。注重整体性和利益相关性，是提高治理绩效的关键。国家治理虽然是一个国家对国内公共事务的治理，但是，这种治理活动始终是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的活动。全球治理是为了应对和解决全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切实维护好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由国际社会协商制定和协同实施的一系列多边国际制度、规则和机制的治理活动。由于全球治理涉及到的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公共事务，维护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助推国内治理、推动自身发展。
大变局带来的是全球利益格局的重大转换和调整。大变局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实现良性互动既提供了良好机遇，又构成重大挑战。一方面，大变局下的新机遇有利于开创全球合作共治的新格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以及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现代科技对于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逐渐显现，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推进带来新机遇。另一方面，人类也正处在一个风险挑战层出不穷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全球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凸显，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以及大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破坏，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气候异常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都对全球整体利益构成重大挑战。
大变局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促共进是由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双向运行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理论，与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论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将整个世界看作统一的整体，并从整体发展过程中审视作为部分的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现象，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提供了科学分析方法。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和文化、金融和贸易、网络和大数据、生态环境和流行性疾病等，都既是本国的，也是全球性的；而全球性的气候异常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既是全球性的，又事关每一个国家。只有将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看作一个整体，秉持“国家治理好了，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而全球治理好了，有助于国家治理”的心态，才能促进每一个个体自觉地将“我”融入“我们”，将“人”融入“人类”，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促共进中，使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双向保全。
正视大变局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推进的主要困境
大变局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推进，是一个不断地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过程。大变局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面临着利益分化、权力“任性”、责任缺失等困境。这些困境，从问题域的高度，充分显示出大变局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影响大变局下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的最大困境，是利益分化导致的困境。利益是维系人们关系的纽带，人类实践活动的动因和目的都与利益有关，在国际关系上更表现出显著的利益关系。利益是国家之间交往合作首要考量的因素。各国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既有价值共识和利益认同的共同利益，也存在着诸多利益差别和对立。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共识是相互合作的前提、基础，而利益对立和价值殊异则是引起国家冲突的根源。各国的国家性质、社会制度、政治文化与利益追求不同，执行的对外政策也不尽相同，这使得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可以说，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全球治理体系之所以受到大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形成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问题上的治理危机、治理赤字和治理无效，都起源于利益之争。无论是全球性的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还是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生命危机，都存在着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治理危机和治理赤字，最终使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出现非理想化的结果。
权力“任性”是影响大变局下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的又一重大困境。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需要整合、规范权力关系，以便于合理运用权力，保证治理的有效性。我国的国家治理权力来自于政党的组织领导权力、政府的行政负责权力和社会公众以及媒体的参与型、监督型权力所组成的多权力集合体，各种权力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形成边界清晰、分工合作、平衡互动的关系，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球治理之所以严重受阻，就在于权力“任性”，某些大国权力没有边际界限，权力犹如脱缰野马，任性狂行，无视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破坏国际社会通过长期努力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制度、规则以及契约关系，开全球治理的“倒车”。美国的一系列“退群”行为，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核协议》与《中导条约》，并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猛烈抨击北约甚至联合国，使全球治理之路荆棘丛生。
权力“任性”是由责任缺失引起的。大变局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推进不仅需要科学的治理制度和治理规则，还需要体现出责任意识等内容的非正式制度。责任意识等非正式制度是具有约束性的行为规范，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进程中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等特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正式制度、规则，其主要表现为对于全球整体责任和全世界人民共同福祉的信念和良心。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考虑的是一种单一而狭隘的责任，缺乏全球性的共同责任，这些思潮在一些国家的兴起，对于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紧密地联系起来、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造成严重的冲击。
认清大变局下实现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推进的基本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需要通过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协调推进，有效应对人类共同的危机，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导。推进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良性互动，有助于从全球性高度应对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积极构建和谐世界，形成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性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人类命运的态势下，更要大力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理念，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彰显对全人类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的国家治理，有助于向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推动国际事务的解决，维护全人类利益；同时，国家治理延伸到全球治理，有助于将全球治理中先进的价值理念、体制机制、规则规范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有机结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制度、规则是推进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良性互动的重要保障。制度、规则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起着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规约作用。积极参与制定大变局下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的制度、规则，有助于在国家治理中密切关注人类面临的重大公共事务，并对全球治理的机制与制度在国家治理中予以认同和实施，进而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这是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确保全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重要探索。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是知行合一的过程，关键在于行动。在国家治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中，要与全球治理的相应制度、规范相协调，严格地予以落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大同的眼界和心胸，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的胸怀谋划全人类的和平发展问题，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高质量世界经济和高质量治理格局。要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作出积极贡献。要积极参与全球扶贫、防治艾滋病、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禁毒、环境保护、网络空间治理、反腐败等领域的跨国合作，在全球治理实践中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本文作者为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苏州大学特聘教授；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JZD007）成果之一】
责编：臧雪文 / 贺胜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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