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追踪可以看出人的思想和行为倾向、爱好和兴趣，从而对一个人的精准定位提供了基础
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人类学家费尔南·德利尼（Fernand Deligny）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与其他社会人类学家关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性不同，德利尼关注于人类活动的具体轨迹。通过实验德利尼认为，在概念上我们的确拥有着“自由意志”，但是这种所谓自由意志下的行为模式却表现出高度的规律性，也就是说，尽管没有内力或外力刻意地约束行为者去做出某种行为，但是，他们的行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规律性，简言之，自由行为模式或许受到了语言、心理学、意识形态、甚至无意识之外的某种东西支配，让人们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活动规律，尽管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规律性的存在。而这种规律性，正是德利尼通过每一天对所有对象的行为数据的记录，并在地图上标示得出的，德利尼的结论是，即便在没有任何外力或意识形态因素的支配下，人类的行为在记录痕迹上表现出规律性，这也为从数据角度对人类行为活动的规律进行预测提供了基础。
德利尼的研究并不是孤例，实际上，当今天我们打开自己的智能手机，看着自己每天行为的轨迹，我们似乎也可以得出与四十年前德利尼研究一样的结论。除了极少数特例之外，绝大多数人在智能手机的地图上追溯的行为活动轨迹都表现出规律性。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活动轨迹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出规律性，而在于这种规律可以反过来成为数据分析的内容，比如，我们得到了一个人的活动轨迹是经常往返于高校和研究机构，那么这个人大概率与科研人员有关。通过这种数据追踪（data tracability）不仅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职业，也可以分析出相关的人的思想和行为倾向，以及爱好和兴趣，从而对一个人的精准定位（targeted location）提供了基础。
而这种基于数据，对人的精准定位在根本上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即马克思并没有像德国古典唯心主义那样，认为人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不是从抽象的自由和理性概念来界定人的概念。相反，马克思认为对人的理解依赖于一种特定的方式，“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的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如何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或许，在今天的数字时代，对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文字可以有一种新的理解，即当我们去定位某一个体时，我们只需要收集到足够多的他的生活表现的数据即可，即一旦我们充分掌握了相关数据，我们完全可以用数字图绘（digital profiling）的方式来预测和把握该个体的行为倾向和秉性，这就是马克思说“个人如何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的现实意义。譬如，当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浏览过的网页在我们自己主观看来是一个不经意的行为，但是在网络上留下的数字痕迹，并将这个数字痕迹转移到数字云端，当浏览过的页面，甚至放在购物车的商品，达到一定的量时，后台通过python等软件实现的数据分析足够判断出这个用户的爱好和倾向，喜欢看什么样的商品，最终将符合该用户喜好的商品推送到前台页面上。也就是说，当我们浏览某个网站，使用某个平台或APP越多，网络上的数据图绘就越准确，个体就越被算法嵌入到它们的数据框架之中。网络平台或APP的用户感受到了比以往更为人性化的服务，他们逐渐发现在某个算法更好的平台上更容易找到共鸣，从而也将自己的生命嵌入到平台之中，成为平台的“忠实用户”。
数字图绘和数据追踪在商业和政治治理上有重要作用
数据追踪和数字图绘的作用不仅仅在商业上，而且在政治治理上也有突出的作用。在发生重大危机时，通过数字图绘，可以迅速地扫描出特定对象的运动轨迹和可能接触的人群，以便在治理层面实现更有效的管控，让算法治理（algorithm government）成为可能。此外，数字货币的实现，让这种对数据追踪的能力不仅仅限于人类个体上，也可以对每一个数字货币的流向进行实时跟踪，从而让货币运动的轨迹和状态都能在一个数字图谱上完整显现出来。这样，我们感受到了智能网络及其背后的算法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我们似乎没有任何抵抗便进入到其中，一方面成为它们描绘、刻画和追溯的对象，另一方面让我们深深地沉浸于其中，并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德国韩裔思想家韩炳哲曾以批判的态度审视这种关系：“智能手机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但是从中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强迫，即交流的强迫。如今人们与数码设备之间有一种近乎迷恋的、强制性的关系。在这里，自由也化身为强迫。社交媒体大大地强化了这种强迫。”
不过，大数据和算法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不仅仅出现在数字图绘和数据追踪形成的个体与智能网络之间的强制性关联，即个体被嵌入到一个巨大的数字网络中。数据和算法的功能并不是一种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中立的研究，也不是对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给出事实上的描述。从一开始，数字图绘和算法治理就带有强烈的引导性目的。如在美国大选中，数据和算法公司正在角力，试图争夺更多的基本面。例如，对于一些平台和APP的用户来说，他们实际上并不太关心政治，甚至不怎么太关心大选的信息，但是如果能影响这些用户的选择，他们就是潜在的选票。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这种从数据分析角度的新型竞争策略就已经发挥了巨大的力量，在奥巴马竞选小组有一个“洞穴”小组，这个小组的数据库里，“有1.66亿名选民的信息，每个人约有10000-20000条数据：姓名、住址、电话号码、以前的选举投票、民调中的回答、收入与消费数据、脸书与推特上的朋友、还有其他细节性的数据”。而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帮助特朗普团队的剑桥分析公司的做法更加激进，他们通过脸书上的点赞信息和推送就足以判断一个用户的政治倾向，并知道通过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影响那些还在摇摆之中的用户，让他们作出选择。如一个用户喜欢柯基犬和碧昂丝的歌曲，分析公司通过特定途径向该用户发送包含了柯基犬和碧昂丝歌曲的政治倾向的推送，让该用户因为他的这个爱好改变了政治判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明确指出：“程序产业，在每一天，尤其是通过大众化的程序推送，生产了大量的‘人工群众’（artificial crowd）。”在这种情况下，选民如同数据分析公司的提线木偶，那种能够根据总统候选人作出理性判断的选民似乎逐渐消失了，逐渐让位于被数据追踪和数字图绘所精准定位的个体。每个选民和用户似乎是在作出自主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已经被数据和算法预测，并成为了被数据所穿透的工具人。
大数据和算法带来人的数字异化
这的确是一种新型的异化，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异化劳动的异化，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异化。不过，我们当然不能对此感到绝望，甚至对数字化和算法技术产生抵触和反抗情绪，甚至主张回到一个没有被数字技术玷污的过去，幻想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前数字的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在今天，我们必须意识到，数字技术、通信技术、算法和智能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在技术塑造我们的同时，也让我们有可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我们应该将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看成一种生存方式的变革，而不能简单地将人类的生存与数字化和算法、智能等技术对立，马克思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带来的阴暗面和异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狂飙猛进的生产力。因此，在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上，马克思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将让人们从过去含情脉脉的血缘家庭式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尤其以货币和资本为中介，重新组织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依附于封建家族的佃农也成为了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力。今天，或许我们正在经历同样的历程，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下赖以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货币，已经逐渐开始弱化，让位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关系：数据关系。由于数字技术的进步，我们的生存方式都是以数据的方式呈现在那个看不见的数字层面上，我们的交往不再是市场上的面对面通过货币进行的交换，也不是资本家用工资直接支付的薪酬，而是一种在线的数据关系，无论是购物还是订酒店，无论是视频学术会议还是乘坐交通工具出游，无论是下载新的歌曲专辑还是与好友们一起打一把游戏，我们都是以一种数据的形式在网络空间中发生交换，我们的社会关系也从具体的身体关系变成了数字化的交换关系。这样，当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理解，这种网络社会交往形成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今天社会中人的本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我们经历了从前现代的血缘关系下的家庭人，到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下的经济人，再到今天智能网络环境和算法治理下的数据人的演变过程。对于这个转变过程，我们需要理解：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而且这个转变过程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曾经批判过倒退到浪漫主义的前现代田园式生活，这并不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有效批判，只能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乡愁和忧郁，最终显得让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格格不入。同样，在面对数字化变革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拒绝加入网络，以退回到一个前数字时代的方式去抵御数字化和智能算法的浪潮，抵御精准定位和数字图绘带来的将个体强制嵌入到数字化网络中的过程，因为今天的人已经从单纯的理性人和经济人变成了依赖于算法的数据人，那种带着前数字时代的焦虑和忧郁症状不过是这个剧变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和身体的不适，这种焦虑和近代工业化早期的小资产阶级的焦虑一样，不过是时代变革时期的症候。
既然数字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伴随着数字化和算法化的节奏起舞，彻底沦为技术和资本双重奴役下的奴隶。实际上，人们早已经意识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那些试图利用数字化和智能算法的方式继续维持它们在全球霸权地位的政客和资本大鳄那里，新的数字技术无非是让他们控制那些被数字化技术所穿透的人的工具而已，他们只需要在幕后实现他们主宰的权力。然而，数字化技术和智能算法的发展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加速主义的策略，即通过技术加速，一旦比那些强权和资本大鳄先一步掌控技术，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拥有了更强的数据平台和智能算法，就能打破自近代工业化社会以来的格局，从而实现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转变，在这种数字化实力增长中，实现新的均衡。
由此可见，数字化技术和智能算法的出现，已经将我们带上了一列高速运行的列车，我们不可能让这辆列车停下来，重新回到缓慢的生活中来寻找灵魂的慰藉。相反，我们需要做的是摆脱对前数字时代的理性人假设的迷恋，在从传统的经济理性转向新时代数字理性的过程中，重塑一种新的数字时代存在方式，这也是数字时代的新人类，并在这个新人类的存在方式中去寻找通向未来社会的路径。
（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