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一词，最初为社会阶级地位之象征，是与普通百姓相对，为贵族所专有之称号。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对君子这一概念，作了创造性改造，赋予其更多道德内涵，使其从社会阶级概念，转变为“人人可学而至人格典范”。战国时期，孟子于孔子基础上，又加以阐发，在强调内在道德之同时，又突出德性之外在发展，将那些具有高尚道德，且追求人生价值和人生目标，实现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具有完美理想人格之人视为君子。
孟子心目中之君子是具有道德修养的，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采取积极之生活态度。在对君子如何进行修为之问题上，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则君子必自反也。”从自我内部来寻找施行“仁义”的原因，而不是向外部去探寻其根由，实际上这正是孔子“君子反求诸己”思想的再体现。如果一个人以“自反”的态度在实际生活中施行“仁义”，“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那么这个人也就具有了君子之要求。
追求人生价值和人生目标之实现，追求完美崇高之理想人格境界，一直是包括孟子在内之儒家学者所孜孜以求之重要课题。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心目中之君子，不仅要具有内在道德，还要把这种德性推向外部，以便对国家、社会作出贡献。孟子将建功立业视为君子人生之一部分，他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将君子视为圣人，强调通过教化，推进王道实现。又《孟子·离娄上》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下》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孟子心目中之君子是具有“内圣外王”之修为，能以个体之道德自觉为修身原则，终而立于天地间，担当起国家、民族之重任。
孟子非惟言出心目中之君子形象，还道出了塑造“君子”之主要方法：一是修身修心与道德修养。孟子主张人性善，强调“四端之心”根置于人心之中。孟子以先天先验之内心善念来激发唤起人潜意识中善之本性，极力促使人们通过主体自身之道德修养来达到改造自我之目的。孟子认为，要解决任何问题，都要从事物之内部寻求原因，内部原因解决了，其余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孟子十分重视“修身”之重要性，把“修其身”看作是治天下之开始，孟子所谓“修身”主要是指道德主体之修为，是提高和完善自我价值的一种个体之主观能动行为，这一行为包括修心、修行两个方面。先有“心”之所思，而后有具体之行为，故修身之要重在“修心”；修身又是齐家、治国之根本，这种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反过来又以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来达到由外及内之规定来达到改造人的目的。这两种不同之“流程”或“修心”路线是一个完整而统一的内部修养循环系统，是“内圣之道”之完全体现，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家，国，天下”之事便畅通无阻了。为了实现通过自我道德修养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理想目的，孟子突出强调了“心”在这一过程中的绝对重要性，认为尽心不但可以知性，而且可以知天。孟子之修身、修心学说是他改造人、改造社会、治理国家之重要理论手段，也成为与其性善学说相互发明、相互补充的重要内容。
二是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孟子塑造“君子”之另一方法是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孟子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当时之社会和道德问题：一种是通过游说诸侯国君之方式，目的是使他们接受他所主张之“仁政”学说。但这一方法在当时没能奏效。孟子采用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强化自身道德修养之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孟子认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人的感性欲望与道德理性之关系。在孟子看来，人性虽善，但受物欲影响多了，便可能趋于恶。因此，要完善自我之道德修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节欲、寡欲，他告诫梁惠王如果想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之“大欲”，就必须节制自己肥甘轻暖、声色犬马之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天下”之更大欲望。孟子试图使人们对物欲之追求在一种合理之道德范围内进行。孟子主张“节欲”“寡欲”，并不是否认人有正常之欲望，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他还认为人之欲望正是人伦道德之基本出发点。当人之欲望与人之道德理性发生矛盾冲突时，应当合理地以外在之“礼义”和内在之“仁”来限制人之欲望。孟子倡导的节欲、寡欲并不是目的，而是其“存心养性”之一种手段和方法。孟子认为，人道德修养之好坏以及修养境界之高低，都是由自身所决定的，如果一个人只懂得追求生理层面的自我满足，就难以发掘内在之善性，就难以成为道德君子；要成为道德君子，首先要“立乎其大”，培养自己之理想人格，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通过“心”之向外扩充，使“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立志做一个以天下为己任、追求道德完善之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我道德价值。孟子从人之普遍性原则出发，目的是为了能够充分调动、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自觉性，促使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去生活、去进行道德修养，最终成为“君子”。
孟子之君子观对后世仁人志士所奉行的积极向上之人生价值目标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仁人志士无不以这种孟子之君子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塑造自己的人格。他们的精神与气概构成了中华民族崇尚民族气节、坚持正义、具有顽强之民族凝聚力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特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展。孟子心目中之君子，更是我心中向往之君子。
作者:王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