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学应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人口政策转型和计划生育改革提供学理支撑
—— 呼唤全面发展的人口科学
统计学意义的后人口转变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发展已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无法完全掌握和判断这一时期的阶段、内容和长短，但可以确定的是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阶段的中国人口问题将更加复杂和多元。这提示我们，后计划生育时代要尽快跳出人口数量控制和生育水平高低的传统视野，更多关注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自然和社会属性的质量、结构、分布、开发和发展问题。要而言之，中国人口学发展的前景和机遇就在于服务国家需求，与党和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实现与计划生育的改革和转型同步，并为之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人口学要为计划生育改革和人口政策转型提供智力支持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但2018年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仍然保留第二十五条条款“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近年来中央对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不断调整和变化，却并未做出大的变动，体现中央对人口发展的重视、对低生育态势的关注，相关政策仍在探索阶段。
这要求人口学界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回应党和国家的需求，为人口政策转型和计划生育改革提供学理支撑。要求我们重视计划生育政策留给中国人口发展和人口研究的镜鉴与启示，对“计划生育”重新做出符合时代和人民发展需求的解释；要求我们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恢复生育决策的本来面目和基本逻辑，既实现生育的工具性（比如实现代际关系平衡、年轻人口战略储备）又尊重生育的人文属性（比如赋予自愿、自主和自觉的生育权利）；推动传统“控制生育”向现代“优化生育”转变，破除国人“计划生育就是节制生育”的传统思想。我们要跳出人口增长的“数量观”，树立人口发展的“生态观”，推动计划生育向科学管理人口和优质服务人口转变，实现人口规模适度（人口数量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人口质量提升、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发展统筹和家庭能力提升的多元目标。
社会学意义的人口转型时代产生了一系列需要人口学界回答的重大问题
社会学意义的人口转型时代产生了一系列需要人口学界回答的重大问题，包括从人口转变增长到人口惯性增长，从人口正增长到人口负增长，从人口年轻化到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新人口趋势和问题。问题是学术之母，中国人口转型迫切要求学人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人口发展前瞻性议题，制定与时俱进的人口发展战略。具体来说，要求我们加强内生性低生育现象研究，当前我国生育率已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低迷趋势，如何准确把握年轻一代生育意愿，在文化和制度层面上健全家庭、社会和国家共同承担生育、养育和教育责任的三育支持政策，促进生命历程视角下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是中国人口学面临的重大课题。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生育研究始终是人口研究的历史使命。
人口态势要求我们加强老龄化和人口流动迁移研究。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均预测，2050年我国将有1/3人口超过60岁，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和快速的老龄化进程对我国老龄友好型社会的服务体系和政策体系建设以及“健康红利”“长寿红利”开发提出了殷切期盼。要求我们加强人口迁移流动研究，2.4亿的流动人口深刻影响了我国生育水平、人口结构的状态特征及其变动，进而直接影响了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求我们牢牢把握人口迁移流动新趋势，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此外，人口出生、死亡和迁移等人口变量特征转变及其交互作用，将直接或者间接地衍生出诸多风险家庭、风险社会和人口风险问题，如何站在人口安全的战略高度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负债问题，如何开掘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人口非均衡发展时期的“人口新红利”，如何促进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存量提升，持续收获新时期人口红利，都是人文人口学框架中不得不深思的重大人口问题。
信息科技时代焕发数理人口学的生机，同时要求人口学界积极利用人口数据资源平台，科学甄别数据真伪质量，创新人口分析技术方法。
近年来，人口学特别是广义人口学研究开始广泛使用百度迁徙大数据、手机信令数据和移动通信系统大数据等人口资料，譬如，分析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变动就是人口研究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的成功写照。人口社会领域追踪调查数据（比如CFPS、CHARLS）和多期截面数据（比如CGSS、CHIP）不断积累，人口数据资源不断整合汇集，信息交换、存储、传输和加工利用技术日新月异，各类人口数据呈指数级增长，给人口分析开拓了巨大的空间，为建立在定量研究基础上数理人口学的长足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同时还应当看到，在人口大数据时代，人口学者要紧跟时代步伐，创新人口分析思维，提高人口数据分析挖掘能力，丰富和拓宽人口研究领域，更要坚守人文人口学阵地，警惕被“数据洪水”吞没而陷入“见数不见人”误区，绝不能沉迷于方法应用和数据挖掘而忘了人口学的根本价值取向即促进人口的均衡优化发展和增进人民的福祉共享。否则就会本末倒置，丧失人口研究的价值性和科学性，最终丧失人口学科存在的意义。
人口研究需要回应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人口治理不能自外于社会现代化治理过程，必须把人口再生产及其决定的人口特征和状态变动看作一个社会治理的过程，同国家各项决策密切联系起来。这决定了人口研究不能沦为脱离人口实际的抽象存在，必须重视本土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实践的深度融合，这首先要求人口研究对人口实践具有指导性和引领性。科学的理论方能指导科学的实践。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不同，一个人口再生产周期绝不是简单的一代人问题，对未来人口发展问题避而不谈、视而不见，只能等来严寒的“人口冬天”。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过去的人口学后果中有过诸多教训了。
一个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的人口研究，对人口实践的指导应当以重建人口生态，优化人口治理，创新人口服务和完善人口管理为己任。过去，我们对人口管理谈得多，对人口生态、人口治理和人口服务谈得少。当前，人口风险社会正全面到来，“低生育率陷阱”不幸应验，“银发浪潮”如期而遇，“四二一”家庭结构引发人口塌陷，“空巢孤独死”挑战传统人道主义，“病苦老龄化（abnormal aging）”沦为社会常态等等接踵而至。这些人口问题均无法依靠人口管理而得到全部解决，而必须将人口治理统筹于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人的全面发展呼唤全面发展的人口科学
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应用学科属性，决定了人口学拥有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新时期的人口学要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站在时代前沿，并且更加广泛和更大程度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不断革故鼎新，日日新又日新。当今社会，人工智能开始替代人类劳动；与此同时，伴随“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占比下降倒逼我国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增加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素质提升，人口研究必须借鉴经济学、人力资源科学以及相关人工智能科学的观点。再如，从健康长寿这一人的发展的终极追求看，人口研究必须借鉴现代医学和生命历程理论的观点，即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应从生命早期开始并覆盖全生命周期，同时也应当借鉴健康人力资本的理论观点，通过改善卫生医疗条件、优化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来促进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
置身于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人口失衡为基本特征的人口新时代，人口研究应当也需要厚植于广义人口学的肥沃土壤，彰显人的全面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人口的优化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国家的安全发展的价值取向，充分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还原广义人口学的学科全貌，加强人口学学科生态建设，加快发展人文人口学、数理人口学、人口统计分析技术、人口经济学、人口生态学、健康人口学、人口地理学、社会人口学、人口政治学、法人口学等等，最终为实现五大有机发展和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所）
阅读延伸：何谓“人口新红利”
传统观点认为，“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人口抚养比较低，因而储蓄率较高，可以促进高投资，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
“人口新红利”是指受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年限延长和就业结构优化等因素影响，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经济结构得以优化升级，从而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形成“人口新红利”的潜力巨大。一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基数很大，但劳动力素质相对不高，提高劳动力素质还有较大空间。另一方面，虽然我国老龄化趋势在加剧，但人口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加。如果能够适当延迟退休年龄，继续发挥60岁以上人才的优势，我国经济增长将会获得更多劳动力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