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而这一新形势对凝聚力、稳定性、安全度提出了新考验和新要求。就凝聚力而言，应通过共富消除贫富分化，通过共享消弭阶层固化，通过价值建设克服以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局限；就稳定性而言，应通过社会整合消弭社会裂痕，通过价值整合建构韧性社会和有机的社会团结；就安全度而言，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统筹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
【关键词】发展环境 凝聚力 稳定性 安全度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基本实现了“富起来”的战略目标，意味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从而可以“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这就是说，当前我国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诸多发展中的问题，甚至是结构性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这一新形势表明，我国发展既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又面临严峻的风险挑战；同时，这些机遇和挑战都因新形势的出现而发生了新变化。那么，“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这一新形势对凝聚力、稳定性、安全度三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哪些新考验和新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做到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得发展。可以说，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发展中的凝聚力、稳定性、安全度，已经成为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人类作出更大中国贡献等重大问题的前提。
凝聚力：共富、共享与价值建设
所谓凝聚力，通常是指在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目标的作用下，政治共同体各成员连结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聚合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凝聚力是一个国家国民团结程度的晴雨表。如果一个国家有凝聚力，那么这个国家就表现为国民之间相互团结。凝聚力越强，国民就越团结，因而有助于克服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任何困难，进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如果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下降，那么就会面临走向解体的可能性。凝聚力越弱，国家就越混乱无序，并必然导致国家治理能力的弱化。
通常地，凝聚力来源于国民的政治经济效能感，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政治价值、政治心理归宿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凝聚力的大小反映着国家对国民经济利益和政治价值的整合协调程度。由此，凝聚力成为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实现，进而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内在因素。
就我国的凝聚力而言，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但总体上都可谓强大。面对挑战和困难，我国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解决了长期困扰民众的温饱问题，较大地改善了民生，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不仅是我国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表现，也是我国具有强大凝聚力的证明，更是对我国凝聚力的进一步推动，即为我国的后续改革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进一步彰显了我国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制度生命力。
总体上看，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凝聚力的来源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与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民生改善（民众的经济效能感）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是这一时间段内我国凝聚力的主要来源。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对我国凝聚力的强弱、凝聚力的来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对我国凝聚力建设有着怎样的要求？
在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即在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更加需要强大的凝聚力作支撑。或者说，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凝聚力，才能使我国沉着冷静地应对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因此，凝聚力建设丝毫不能懈怠，尤其是在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时刻。
在明确了这一前提之后，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是：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对我国凝聚力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中，“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提出是最为突出的变化，必然会对凝聚力建设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虽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但是，对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并不是此时才有的。尽管对于“高质量发展”要求形成的时间节点没有官方定论，而且实际上也很难找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但是，根据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进程，以及我国改革与发展战略重心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这个时间节点大致可以以党的十八大作为标志。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便保持了“高速度”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经济发展更是进入了快车道。1992年至2010年大部分年份的GDP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排名逐步提高，并于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的“高速度发展”，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凝聚力的来源有了重大改变而产生的。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是凝聚力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动力。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成为“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必要保障。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开的关于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如果经济发展了，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解决了，那么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就会得到有效调整，人心就会平和，凝聚力自然也就得到了加强和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社会出现了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依靠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局限性开始显现。这种变化及其对凝聚力建设的影响，在客观上要求发展策略的转型——我们需要发展，但并不是高速度的发展，而是高质量的发展。在这里，高质量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高质量，还包括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等的高质量，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等的协调统一。各领域的高质量协同发展，强调共富、共享和价值建设等三个向度的内容，以实现凝聚力建设的动力来源转型。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共富消除贫富分化，通过共享消弭阶层固化，通过价值建设克服以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局限，从而在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上赢得民心，形成新时代强大的凝聚力。
稳定性：社会整合与价值整合
所谓稳定性，主要指政治稳定性。政治稳定性通常指国内政治的稳定性，包括政治制度稳定、政府稳定、政策法规稳定、政治秩序稳定、政治心理稳定等内容。
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发展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主题，虽然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政治稳定，然而其背后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对于政治稳定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而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又反过来加剧了我国发展环境的复杂性。
就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而言，其推动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凸显了政治制度的优势，保证了政治大局的稳定。这可以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找到答案。该《决定》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凸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
就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而言，其产生了一些不稳定因素，主要有：贫富差距拉大，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94年开始超过0.4，中间除了1999年低于0.4（0.397）外，一直在高位运行，这一状况导致了贫困人群的相对剥夺感日益强烈，社会不满情绪得不到有效纾解；纵向社会流动空间变得日益狭小，曾经是改革开放主要动力来源的社会分化出现了代际传递的倾向，变成了阶层的固化，人们的失望情绪和挫折感不断增加；社会总体信任水平下降，不仅增加了人们社会交往的成本，而且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更影响了社会团结程度；个别地方官员贪污腐化，不仅恶化了政治生态、社会风气，也损害了政府和官员的形象，造成了官民关系的不和谐；个别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缺乏柔性手段，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广度和烈度；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道德危机、价值危机等方面的社会风险；等等。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不稳定因素得不到妥善处置，势必会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才显示出稳定性在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性，使得稳定性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议题。应当说，充分认识这些不稳定因素，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更好地实现社会政治的稳定。
从总体上看，这些不稳定因素都是在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在根本上都与民众的利益相关，因而在消解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时，党和政府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经济方面的问题需要用经济手段解决，但是，当前我们所面对的不稳定因素不单单是经济方面的，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这也就意味着：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对如何实现稳定性提出了新要求。
在笔者看来，这个新要求就是社会整合与价值整合——通过社会整合消弭社会裂痕，通过价值整合建构韧性社会和有机的社会团结。面对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性所产生的社会裂痕以及社会脆弱性显得尤为突出。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那么就有可能危及稳定性。这自然就加强了社会整合和价值整合在稳定性目标中的分量。
安全度：民粹主义、逆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谓安全度，其实是指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安全”问题。安全，首先指的是国家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第二条为“国家安全”作了明确的界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这就是说，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既没有外部威胁和侵扰，又没有内部混乱和危机的一种持续安全的客观状态。一般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11种类型的安全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蔓延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把“生物安全”纳入了国家安全观的范畴，国家安全观由此扩大到12种类型。在国家安全的各种类型中，我们把政治安全看作国家安全的根本。因为政治安全的核心是巩固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最根本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些都是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
对于我国而言，国家安全问题十分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第一条就很好地说明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尤其是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安全问题更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客观地说，发展与国家安全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关系。发展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而国家安全保障着发展。如果没有了发展的前提，那么国家安全就没有了基础；如果没有了国家安全的保障，那么就不会有发展，已有的发展成果也有可能丧失。基于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新形势，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考验？又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
就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对我国国家安全提出的新考验来说，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来自内部的民粹主义社会情绪和思潮。在我国，民粹主义还很难说是一种社会运动，但是，它作为一种社会情绪、社会思潮，却有许多证据。例如，在《人民论坛》开展的关于国内社会思潮的多轮年度问卷调查中，民粹主义自2011年进入前10名（第9名）以来不断攀升，到2016年更是成为第1名，2017年连续排名第一。即使到今天，民粹主义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情绪的重要价值指向和象征符号。产生民粹主义社会情绪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存在着分配不公等现象。
民粹主义社会情绪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它倾向于采用非理性的、极端的，甚至是报复社会的行为方式。从表面上看，这种行为方式可能伤害了社会；从实际上看，却是有损于党和政府的形象，有损于党的执政基础，有损于人民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和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不仅会给民粹主义提供动力，也会给民粹主义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这种情况对于国家形象来说无疑是一种威胁。
另一种是来自外部世界，尤其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逆全球化运动。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趋势和潮流。然而，美国、英国却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美国表现得尤为严重，其在采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实行霸权主义外交路线，把中国当作“假想敌”，试图通过打压中国扭转其政治颓势。美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无疑会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当前，世界因逆全球化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这不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也对中国的发展以及国际关系构成挑战。这是我们必须思考并拿出对策的重大考验。
总之，面对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保证我国国家安全是根本要求。当然，保证国家安全也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要达成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可以成为合宜的选择。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④郝宇青：《从分化到整合：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变迁的动力及其转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责编/刁娜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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