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了在重大斗争中锻炼和识别干部的优良政治传统。革命时期在战火中考验和识别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在推动重大社会变革中锻炼和识别干部；改革开放后，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重大斗争中锻炼和识别干部。通过在重大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党和国家优秀干部的标准更加明确并富有时代特征，是我们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 重大斗争 干部治理 干部识别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其成立至今百年的辉煌历程中，一路走来，克服了无数危机和挑战，每一次应对危机，都可以看作一场严峻的重大斗争。成功应对每一次危机，赢得斗争胜利，是我们党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我们党迎接新的挑战的开始。在应对斗争中，干部无疑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在应对各种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党形成了丰富的锻炼、识别干部的理论和经验。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行百里者半九十”，必然会面临更加严峻的风险和挑战。赢得新时代伟大斗争、成功化解各种危机，是我们党必须具备的本领。因此，研究建党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重大斗争中我们党锻炼、识别干部的经验，对于我们加强干部治理，提高干部队伍治理水平，打造有助于干部队伍赢得伟大斗争胜利的过硬本领，具有重要意义。
在革命战火中锻炼和识别干部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无时无刻不在应对严峻的危机挑战。也正因如此，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和战争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在斗争中考验和识别干部，特别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军队干部对中央各项决策的落实，锤炼和识别干部。通过干部的担当作为，把中央正确的决策见诸实际行动中，并且用斗争的实际结果检验决策的正确与否。因此，我们党在每次斗争的关键时刻，如在遭遇革命低潮及重大斗争时，都首先会对干部提出明确要求。通过撤换领导、组织整顿、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教育等方式，对干部进行筛选培养，使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更能适应斗争的需要，领导人民及军队顺利化解危险，应对危机，赢得斗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在推动重大社会变革中锻炼和识别干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更是要频繁应对各种内部外部危机。在金融市场动荡、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等过程中，我们党在干部队伍中开展了“三反”运动，对干部队伍进行整顿，处理了大批不合格的干部，为取得重大斗争的胜利，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组织领导基础。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我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我国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必然要求人们的思想意识随之发生变化。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1]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更为重大的历史任务，我们党在多次应对和处理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的危机的同时，对干部队伍进行大力整顿，注意在斗争中锻炼和培养干部。从1953年到1966年，每年被开除党籍、退党、自行脱党、劝退和劝退不退除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党员人数都在11万人以上，尤其是1960年、1961年及1966年，每年的出党（出党是指党员被开除党籍、退党、自行脱党、劝退和劝退不退除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等）人数更多。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复杂、艰难的局面，也反映了我们党对党员队伍进行大刀阔斧整治、维护党员队伍尤其是干部队伍纯洁性的决心和力度。尽管每次处理的效果不同，有时候甚至发生错误的判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在一次次应对危机中得到了锻炼，相信党、信任党的干部始终是占主流的，确保了即使经历了大的挫折和动荡，也能保持国家基本制度的稳固，政局和社会的稳定，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转折、开辟改革开放道路，打下了政治基础。
改革开放后在重大问题的处理中锻炼和识别干部
一是在改革开放进程的重大问题上识别干部的政治态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党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排除各种干扰和错误思想，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这是全党面临的必须取得胜利的严峻斗争。机遇稍纵即逝，而在短期内完成这样艰巨的工作，难度极大，做得不好，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我们党首先从组织路线上入手，对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进行清理整顿。在1977年底的《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在调配领导班子时，重点有四种人不能进领导班子。他特别提醒大家：“看人是不容易的啊！一定要在斗争中观察、识别干部，选择得当。”[2]正是对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进行大力整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开启中国新的历史征程，奠定了组织和人事基础。
二是在落实中央重大决策中考验和识别干部。改革开放后，为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央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邓小平特别注意干部队伍中潜在的政治风险。他指出，干部队伍要坚决清理这几种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3]同时，严把党员队伍“入口关”，对新发展党员要求尤其严格。尤其是80年代初，我们党发展党员非常慎重。为顺利推进我们党改革开放决策的贯彻落实，中央在重新启用一些老干部的同时，大力提拔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的中青年干部，充实党的干部队伍，努力破除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现象。经过对整个干部队伍的综合整顿，赞成和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的优秀人才进入党的各级组织，我们党逐渐培养出了一支高素质的经得起改革开放考验的干部队伍，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转折，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不走回头路、探索新道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是在应对世界格局剧烈变化中锤炼、识别干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进入低潮，这关系到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稳定，是改革开放后遇到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挑战。邓小平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4]这次危机是一次“灰犀牛事件”，主要看怎么去正确应对才能避免造成大的损失。我们党之所以能成功地应对这次危机，原因有很多，对党员干部队伍的治理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涉及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挺身而出，保卫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确保了国内政治稳定。我们党顺利度过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的严重危机，抵御了国内政治风险对国家政权的冲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推向21世纪奠定了政治基础。
四是在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锻炼和识别干部。1998年的洪灾，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都是改革开放后遭遇的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危机事件。在抗击特大洪水的危机斗争中，各级领导干部在危急时刻和生死关头，纷纷奔赴现场，同广大军民一道顽强奋战。不少党员干部立下了“生死状”，他们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充分表明在危难关头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都能经受住考验。我们党逐渐形成了如何在急难险重的斗争中锻炼和识别党的干部的认识，并开始思考如何把这种认识制度化。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面临的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全国范围的紧急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防疫的精神和部署，各地各级干部迅疾进入了危机应对状态。不少地方对抗击非典斗争不力的干部进行了查处。如截至2003年5月29日，山西省全省“共有319人受到了处理，其中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212人，组织处理的119人(含双重处分)，受处理的人员有县处级干部28人。”[5]在抗击非典结束后，不少地方在提拔干部时，把抗击非典时的表现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参考。2008年的汶川地震，对全国的应急救灾体系是一个大的考验，对各级干部尤其是灾区的干部来说，更是一场大考。将抗震救灾中的表现与对干部晋级、修养、学习、培训等多方面的治理举措相结合，不仅是对干部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体现了我们党干部治理的新思路。
党的十八大后，在重大斗争中考验和识别干部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必然更加需要在重大斗争中、在各种危机应对中锻炼和识别干部。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考验的不仅是我国卫生防疫制度体系，更是对我们党十八大以来干部治理体系建设成效的一次检验。
首先，中央在疫情防控初期对干部队伍提出政治要求。2020年1月，在疫情暴发不久，中共中央及时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党组织领导抗击疫情提出了具体要求，开启了危机应对下的干部治理布局。《通知》强调：“要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考察、识别、评价、使用干部，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的实际表现作为考察其政治素质、宗旨意识、全局观念、驾驭能力、担当精神的重要内容。对表现突出的，要表扬表彰、大胆使用；对不敢担当、作风飘浮、落实不力的，甚至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6]这是在应对严峻斗争与考验中，中央第一次以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全党各级干部和党组织提出明确要求，提出要在与疫情的斗争中综合运用考察、识别、评价、使用、问责等形式，对干部队伍进行管理。
其次，提高干部队伍治理的规范化。抗击疫情期间，地方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出台了具体的干部治理举措。有的地方出台了在疫情防控中火线提拔干部的暂行规定，以地方党内法规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哪些干部可以被火线提拔，提高了火线提拔干部的规范性。如甘肃平凉市委组织部在2020年2月发布了《平凉市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火线提拔”干部暂行规定》。各地党组织贯彻中央精神，及时提拔那些在抗疫一线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冲锋在前、措施得当的领导干部，不仅武汉市在短期内火线提拔多名在抗疫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干部，湖北省各地以及其他省市如天津、山东、江苏等地，也都有相关举措。火线提拔干部，有效激发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这些干部临危受命，在抗疫一线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获得了群众的高度赞扬。
第三，加大对不合格干部的处置力度。对表现不合格的干部进行紧急处理，是危机应对下干部治理的一大特征。在这场抗疫中，各地都加大了对不合格干部的处理力度。湖北省迅速调整了省委和武汉市委领导班子成员，各地对防疫不力的干部也进行了大力整顿。如吉林省舒兰市防疫不力，疫情长期得不到控制，2020年5月15日，吉林省委发布关于舒兰市委书记职务任免的决定。[7]
在重大斗争中加强对干部的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优良政治传统，彰显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是我们党以组织路线来保证政治路线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党对干部队伍的绝对领导。党组织在干部素质、干部的任命和罢免、监督等方面，具有绝对的领导权，使党组织具有了上下贯通、行动迅速的政治保障，尤其是应对重大危机时，这种制度的优势就充分显现出来，有利于净化干部队伍政治生态，促进全党政治生态的好转。重大斗争，往往是净化党的政治生态，强健干部队伍，促进干部作风好转的重要历史契机。通过重大斗争考察和识别干部的优良作风，也有利于督促干部自身能力的迅速提升和带动整个干部队伍以及党员队伍作风的好转，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提高党的执政公信力。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研究中心（室）主任、研究员】
注释
[1]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7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页。
[3]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对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4]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2页。
[5]《山西查处抗疫中违法违纪县处干部主要有4种情况》，中国新闻网，2003年5月31日，https://www.chinanews.com/n/2003-05-31/26/308917.html。
[6]《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新华网，2020年1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28/c_1125508545.htm。
[7]《吉林省委发布关于舒兰市委书记职务任免的决定》，人民网，2020年5月16日，http://renshi.people.com.cn/n1/2020/0516/c139617-31711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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