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人民币国际影响力也随之提升。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的叠加冲击，应深入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利用好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内部环境，提升区域经济合作，完善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加强外汇监管，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逆全球化 金融开放
【中图分类号】F82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蔓延，世界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这种形势下，探讨人民币如何在对外开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如何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新一轮全球化添动力，无疑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人民币支付货币功能不断增强，储备货币功能逐渐显现，人民币继续保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从货币功能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已取得积极进展。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人民币结算功能方面，2019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19.67万亿元，同比增长24.1%，涨幅相比2018年51.6%有所回落，但人民币仍保持我国第二大对外支付结算货币地位；计价功能方面，自2018年以来，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铁矿石、精对苯二甲酸（PTA）、20号胶等四种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先后引入境外交易者，境外交易者可以使用人民币、美元等作为保证金；储备功能方面，截至2019年第四季度末，人民币储备规模达2176.7亿美元，刷新了IMF公布人民币储备资产以来的记录，继美元、日元、欧元及英镑后成为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初显成效，面对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疲弱、美元信用受到冲击、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进入无限量化宽松阶段、逆全球化思潮加剧的外部环境，以及我国经济恢复稳中向好的内部环境，应抓住国际上对人民币作为压舱石需求的机遇窗口，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首先，双循环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完成由“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持续动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向上拉动GDP1.7个百分点，是自疫情来首次实现转正，体现出国内市场坚韧动能，居民消费需求得到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日益显现出新的比较优势。目前，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平台建设取得一定成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取得积极进展，消费势能以更低成本、更多选择匹配高质量供给，对我国进口有促进效应。扩大进口提升使用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投资结算币种的议价能力，为发挥人民币计价职能提供更多空间，为盘活海外人民币提供动能，提高人民币使用广度与深度。
其次，双循环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继续扩大金融领域开放的供给侧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迎来新的机遇。目前，我国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金融需求多层次、多样化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必须坚定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此，2020年5月央行等四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以粤港澳地区为试点的金融开放格局正式形成，资本账户开放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最后，双循环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以国际良性循环持续推动国内循环，产业链、供给链优化配置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契机。一方面，受逆全球化思潮影响，疫情期间，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纷纷加速出台政策号召产业回流；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这就要求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抓住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机遇，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同时，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我国被动应对、主动而为的产业布局调整下，与境外主体形成的资金链条、产业链条与产能链条融合加深，资金在区域内流动频次增多，为降低贸易投资结算过程中汇兑成本、规避汇率风险，我国强调的本币优先、本币主导原则显示出强劲发展动能。
抓住美元信用下降窗口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美联储在疫情期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启量化宽松模式。据美联储发布的数据，其资产负债表规模自2020年3月4.3万亿美元飞速扩张至2020年5月6.9万亿美元，两季度涨幅超过60%。2020年8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占名义GDP比例逼近35%，达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现代货币体系下，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增强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维持国际金融经济秩序、提升国际经济治理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美国疫情尚在蔓延，无限量化宽松、超低息政策将持续一段时间，美元信用出现下滑风险，人民币国际化迎来新机遇。
首先，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面临挑战，后疫情时期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区域性金融合作组织将发挥更多作用，不断拓展人民币国际化渠道。从实践角度看，2020年6月亚投行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30亿元人民币首笔熊猫债，促进人民币在区域性金融组织中的使用。其次，发达经济体大肆“放水”导致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膨胀，美联储“缩表”会引发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汇率贬值，对外净债务国负担加重，面临经济衰退周期性风险。可以通过货币互换、债务展期等渠道为资源输出国等新兴经济体释放一定流动性。最后，长期来看，人民币走强预期存在，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动力。据新华社消息，在美国经济复苏和通胀上升预期增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涨、美联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市场风险偏好上升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美元价格波动显著加剧。我国经济恢复稳中向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格局驶入快车道，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不断增强，境内资本市场日益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重要引力场。境外投资者保有人民币资产意愿提升，加速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协调发展。
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的国际流动依托于货物服务贸易，疫情影响下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正加速收缩产业链、供应链，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破坏世界经贸体系，阻碍全球价值链的正常运转，不利于人员、货物、资本、技术等要素充分流动。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大势未发生根本逆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在贸易保护加剧、去全球化日益显现外部环境下，对促进新开放格局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首先，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合作。贸易结算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石，稳住外贸基本盘可以稳定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需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93696亿元，比上年增长1.0%。其中，出口54263亿元，增长3.2%；进口39433亿元，下降1.8%；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178亿美元，增长18.3%。疫情凸显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合作的韧性与活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流动性保障。沿线国家人民币使用率逐步提高，推动区域内人民币清算、结算潜力巨大。
其次，拓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债券融资广度与深度。全球经济疲弱，能源价格走低，开放通道鼓励我国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与国外能源类企业进行产能合作迎来新机遇；发展熊猫债市场等人民币债券市场，协调国内实体企业与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放银行等区域性金融机构以及我国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合作，提高使用人民币支付结算比例，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再次，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健全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管理体系，完善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提升人民币定价权。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目前我国原油期货标价仍需参考在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原油期货合约的美元价格，本土原油期货市场对原油定价能力较弱，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力争提升大宗商品价格全球话语权，提升人民币计价功能。
最后，推动搭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国际清算、结算系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区块链、大数据等，助力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目前中国宝武集团已与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取得了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数字人民币结算的实质性进展。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1月发布数据显示，全球约有80%的中央银行已开始布局数字货币体系建设，约10%的央行已推动数字货币进入支付试点阶段。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并依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巨大的贸易投资前景激发人民币结算潜力，降低我国对SWIFT金融信息通信环节依赖，打破美国主导的货币体系垄断壁垒，探索建立交易成本低、结算效率高、技术维护迅捷的区域数字货币支付网络。数字货币系统应采取循序渐进的思路，日益完善区块链技术并持续推进数字货币领域的监管框架与法制基础建设。
完善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加强外汇监管
为避免在后疫情时期，境外投资者过度投机导致的人民币空转给我国汇率监管带来更大压力，要持续推动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完善外汇市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是汇率市场化的前提，而市场化汇率价格发现机制可以更好指引资本流动，进一步带动人民币国际化。在优质资产短缺时，需要扩大金融开放，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释放外汇储备贬值压力的同时，进一步开放资本项下外资准入的限制。从经验看，由于日元、欧元等货币兑美元汇率单日浮动很少超1%，人民币兑美元单日2%的浮动边界不会抑制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波动。重点在适当引入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及淡出使用“逆周期因子”后，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可以更好地反映市场需求和变动。我国经济的有序恢复，增强了央行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容忍度，汇率双向波动的政策选择空间加大，支撑汇率价格市场化的条件进一步成熟。
根据国际经济领域的“不可能三角”，在应对资本冲击时，不可能汇率浮动、外汇干预和资本管制这三项工具中一项都不使用。整体来说，在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适度调整、资本账户放开步伐适度提速的前提下，我们要及时调整对外汇储备的监管任务，防止后疫情时期各国过度释放的流动性经由经常项目监管漏洞涌入我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企业加大投融资政策倾斜，应不断提升对于有购汇需求企业的实际业务能力考查和后续监管，并支持这类企业进行购汇业务；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投融资需求的国内企业，应缩短内保外贷审批流程，切实扩大资金融通规模，为“一带一路”沿线企业的复产复工提供支持。
（作者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博弈与中国的战略选择”（项目编号：19ZDA05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蒲清平、杨聪林：《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实施路径与时代价值》，《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②姚前：《关于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若干思考》，《金融研究》，2017年第7期。
责编/贾娜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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