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跨文化传播意味着文化的良性互动，旨在构建不同群体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这种流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传播、认知与交融。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实现国家形象的正向传播，具体演进路径应当分三个层次展开：就逻辑起点而言，应以“融通中外”打造中国形象的跨文化体系；就形象定位而言，应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形象框架；就传播基点而言，应着力增强中西文化间的共通性元素。
【关键词】国家形象 融通中外 跨文化传播 共通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融通中外：跨文化传播的核心要旨
一般认为，跨文化传播包含两个层面的指向：第一，跨文化传播意味着文化符号化。不同文明之间存在语言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只有当传播者和接收者对内容的编码与解码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才可能使文化得到有效传播。第二，跨文化传播意味着文化的良性互动。不同群体之间，即便文化背景趋同，但在具体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价值认同等方面也会存在诸多差异。跨文化传播旨在构建不同群体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这种流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传播、认知与交融。
探讨跨文化视域下的文化传播，其必要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一，基于本国价值观念所产生的文化产品可能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与支持。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必然导致产品内在价值削减。跨文化传播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困境。第二，不同文化之间难免出现冲突，但也存在一定的共性。文化传播能够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信息共享，通过沟通与交流，了解并理解来自对方的文化理念。从“文化趋同”的角度来看，跨文化传播本质上就是一个追求“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求同存异的过程。
由此观之，跨文化传播的核心便在于如何“融通中外”。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意味着从较低语境向较高语境的一种过渡。若从传播方式的角度来看，体现为传播手段由外在的、复杂的语言载体向暗示、沉默等非语言沟通的转向。这种文化传播体系，既要求我们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群体的言语习惯及思考方式，还需要我们通过适当的方式，将试图传递的观点进行“编码”，寻求各方主体的价值共同点与利益重叠点。因此，构建一个面向世界、学贯中西、兼容并包的对外交流体系便成为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提升国家形象的因应之策。
跨文化传播中的“他塑”与“自塑”
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并不是一元的，至少包含“他塑”与“自塑”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是在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就后者而言，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对西方舆论垄断挑战的回应。中国国家形象是在西方媒体镜像与中国本土镜像的关联与错位中塑造起来的。探讨跨文化传播视域下如何提升国家形象，须基于“他塑”与“自塑”两个维度展开。
在“他塑”的维度上，国际媒体和民众对一国的总体印象是影响国家形象构建的重要因素，展现中国形象离不开外国媒体的力量。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日渐丰满，许多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也更加全面和客观。但与此同时，也依然存在少数西方媒体刻意扭曲中国形象。
西方国家凭借自己在媒体市场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往往可以对信息与传播渠道进行掌控，如果某些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歪曲事实真相，就会造成“信息鸿沟”。某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歪曲中国形象，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并逐渐向美国追近，部分西方媒体将中国发展与他国发展放在对立面，在报道中国议题中没有保持客观公正，甚至故意模糊事实、断章取义。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奉行积极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其发展壮大军事力量是出于国家安全形势之需要，但部分西方媒体仍旧对此表现出严重的质疑、担心，甚至恐惧。在部分西方媒体的刻意歪曲下，中国国家形象被污名化。若想实现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首先便要打破西方媒体的舆论垄断。
在“自塑”的维度上，中国在建构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对外展现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在驳斥谬误、澄清事实、增进了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也会产生本土化叙事与国际化语境的错位。中国形象的“自塑”与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他塑”之间并不是完全匹配的，两者既存在重叠空间，也会产生一定的关系错位。
在跨文化传播中，中国的国家形象不仅基于本土的语境进行讨论，还须考虑国际化要素。一方面，从受众的角度来看，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必须具有针对性，必须基于国家利益影响目标受众。另一方面，从语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自塑”也必须考察与本土语境有所不同的国际化语境。中国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通过不同的方式展现自己的面貌，与此同时，中国又需要在宣传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叙事，两者由此构成了一定的矛盾。其背后，根源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元界分。文化在交流中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融合或碰撞。对此，需要探索如何做到更亲和地使中国形象为国际公众所接受、欣赏和认同。
提升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实效的演进路径
若想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实效，关键在于贯彻“融通中外”理念，将“他塑”与“自塑”有机结合起来，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增强对国家形象的正向影响。
逻辑起点：以“融通中外”打造中国形象的跨文化体系。在中西文化二元划分的前提下，中国形象在对外传播中存有内在悖论。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打破中西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以“融通中外”为基础构建跨文化传播基础。这意味着，采取一种以“融通中外”为基础的跨文化互动，实现中西文化交流的无缝对接。中国的国家形象并不是基于传统的故步自封，也不完全依托于外在环境，而是在与他国文化交流、沟通的过程中相互尊重，进而构造良性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并不是为了寻找所谓的“普世价值”，而是需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传播国家形象的多级话语体系。
在西方媒体舆论垄断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形象被扭曲。跨文化传播的过程，自然也伴随着对西方媒体的批判对话。这种对话，不是要求进行同化，而是以彼此尊重、求同存异为前提。国家形象的构建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甚至可以将之认定为一个“永无终止”的过程。其原因在于，国家形象并不是抽象的，需要立足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加之其本身的传播过程也是动态的，这导致国家形象具有临时性。因此，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需要在对话中对传播的内容、方式、手段进行修正，着力增强不同文化体系下的沟通与交流，打破单一主体话语权的垄断，构建一个“多极化”的互动场域，在“自塑”中实现“他塑”。
形象定位：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定位，可以从整体与部分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国家的整体形象依托于语言、风俗、国情等相对固定的因素，并且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匹配；另一方面，国家的形象也需要具体到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这些要素的可变性较大，需要与整体相互呼应，并形成有机联动关系。在整体与部分的二级划分下，中国整体形象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与抽象性。例如，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种形象的构建需要具体到部分进行阐释，如我国对国际突发事件的处理、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等，都是圆满整体形象不同侧面的体现。部分形象必须是具体的、开放的、动态的，并根据不同文化背景进行调试，既保持中国国家形象的稳定性，又使其在丰满中增强跨文化传播实效。
就整体形象而言，需要着重强调三点：第一，文明。中华上下有几千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文明古国。这种文明并不是狭隘的民族观，而是兼容并包的。第二，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与西方的“族国主义”不同，中国的“天下体系”强调和平崛起，这也是降低西方国家眼中中国“威胁性”的必然选择。第三，负责。“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选择天下体系的必然选择，它既不依托于意识形态输出，也不采取经济或军事殖民扩张，而是通过“负责”的方式吸引其他国家加入天下体系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构建良好的国际环境，最终维护本国利益。就部分形象而言，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角度展开，以现实主义立场为基础，并以受众为最终指向。
传播基点：中西文化间的共通性元素。中西方基于不同的社会环境而演化出来的文化具有差异性，但不同文化之间也具有共通性元素，这是文化得以沟通、交流、传播的基础所在。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就是要以共通性为基础，在充分发挥主体性的前提下，以国际化视角进行信息传递，以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认同感。较为妥当的沟通桥梁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它能够从不同国家人民生活的最底层构建关联性，实现人类情感的共通。诚然，不同群体之间存在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性，但大家对日常生活中很多元素的认知却是相对一致的，以此为基础能够最大程度地弥合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唤醒人类最普遍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记忆，从而使国家形象之传播跨越不同文化背景。
以“融通中外”为基础所寻求的中西文化间的共通性，可以采取一种多元的身份，并将中西文化中的各种元素巧妙融合起来，以增强文化认同感。例如，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是由英国著名建筑师哈迪德参与设计的，在对外传播中适当地体现这一点，很容易引发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人民的情感共鸣，从而产生更强的文化认同感。再如，对中国瓷器的宣传，可以考虑从历史的角度讲述其在中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或者在陶瓷上勾勒西方元素，实现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融通中外”的理念下，通过最大程度地扩大中西文明中的共通性元素，能够增强国家形象的亲和力与可接受性，从而增进文化认同感。
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形象在西方镜像下存在扭曲的现象。事实上，中国形象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在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中演化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升国家形象必须立足于“跨文化对话”这一特定场域，而“融通中外”便是寻求“他塑”与“自塑”间黄金分割点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郑州轻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后乡土时代’社会文化重建的社会基础与动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YJAZH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黄楚新：《中国形象的“他塑”与“自建”》，《人民论坛》，2020年第16期。
②徐波：《跨文化沟通：国家形象的有效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③郑丹琪：《融通中外 不拘一格：关于我国国家形象片视听框架建构的思考》，《中国电视》，2018年第2期。
④张霞：《国家形象构建中的跨文化传播路径选择》，《传媒》，2017年第16期。
⑤孙芳：《优化中国形象需借助外国媒体的力量》，中国青年网，2015年10月30日。
⑥戚鸣：《文化传播提升国家形象》，《光明日报》，2014年1月21日。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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