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饭圈”是近几年人们对粉丝群体组织化后的称呼，多次因群体性事件而成为社会文化热点。组织引导下的价值观错位是饭圈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背后的结构动因是在日本养成文化和韩国应援文化的影响下，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从崇拜的单向关系向养成的双向关系嬗变，深层原因是资本与平台的工业化逐利收割体系。“饭圈”群体的存在对当下互联网治理、文化治理乃至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饭圈”文化及其治理，需要各方协调配合、形成合力。
【关键词】“饭圈” 娱乐工业化 粉丝群体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偶像崇拜自古就有，追星行为本身没有原罪。但随着“饭圈”越来越低龄化，追星过程中出现诸多乱象，如颜值崇拜、拜金攀比、网络暴力、宣扬仇恨、相互攻击等，让追星变了味，使得“饭圈”成为负面的代名词和亟待解决的社会性问题。
围绕明星崇拜的粉丝文化现象和产业链存在已久，粉丝的形态以明星年代为标志物，随着技术进步和时代更迭而慢慢演变。就国内粉丝文化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台歌星红透大江南北，在国内掀起一股追星狂潮，“追星族”这个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体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需要注意的是，追星族虽然是一个群体，也会有聚集的行为，但其行动往往以个人为主。第二阶段以2005年湖南卫视和天娱传媒举办的《超级女声》为标志，追星族不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是变成了拥有投票权和一定影响力的群体组织。第三阶段大概是在2014年以后，随着韩国应援文化的传入，“流量明星”开始走红，“饭圈”文化逐渐形成。饭圈内部拥有一定的规则和话语体系，也拥有一定的资金运作规模。这一阶段的“饭圈”和前一阶段的“粉丝群体”有着质的分野，即其是规模化、结构化、组织化、制度化的紧密组织。
从追星族、粉丝群体过渡到“饭圈”，反映了粉丝和明星之间关系的变化——由单向的“追星”到参与式的“造星”。在追星时代的单向关系下，明星创造文本，粉丝解读文本；但在造星时代的参与文化下，粉丝直接参与文本的创造，甚至直接参与明星的塑造。著名传播和媒介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称现在的粉丝为“文本盗猎者”，即围绕明星基础进行二次创造，如创作大量的段子、表情包等。参与式的“造星”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明星的选择。这种关系的嬗变直接推动了粉丝的形态变化，由一个个狂热的原子化个体发展为有目标、有职能、有组织的紧密圈子，且其内部有严格的职能划分，任务工作分配明确，组织行动整齐划一。
争议现状：乱象及其背后
对偶像的追逐，可以说是青少年不够成熟时的一种情感寄托。这种情感寄托随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生活圈子的日渐丰富，最终会被放下。在理智或者成熟阶段表现为喜欢，是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与念想，这些都是理性的、健康的。而“饭圈”则把利益作为组织目的性，把组织的主观利益凌驾个人喜好之上，偏离了本意。近年来，“饭圈”因各种群体事件频频占据社会热点，总结当前“饭圈”生态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
首先，以主观喜好代替客观评价，对不符合其利益的人群进行无理性、无底线互撕。“饭圈”为了争夺流量，现场应援、转发投票、刷浏览量，组织粉丝积极打榜，对不符合利益的其他人群进行攻击、谩骂，甚至侵犯个人隐私、进行人肉搜索，严重损害他人的人身权益和精神健康。其次，为爱痴狂不顾他人，甚至妨碍公共秩序，如“粉丝接送机致航班延误”“粉丝机闹”等事件。据统计，仅在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2017年至2018年上半年，有记录的粉丝警情就有27起。2018年12月，在香港飞往韩国的航班上，4名粉丝成功给偶像拍照后要求下机并全额退款，造成航班延误。最后，在产业链条的推波助澜下，粉丝突破自身能力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2008年之前的追星行为基本包括搜集偶像资料、购买相关产品、观看演唱会、参加各类活动包括明星公开活动等，但现今的追星行为涵盖了太多的被引导后的新方式，如与其他粉丝交流、为偶像进行宣传，甚至还存在购买行星命名权、买断大幅广告、送昂贵奢侈品等，助长了非理性消费。
事实上，“饭圈”出现种种乱象的主要原因是价值观偏差引发群体非理性的集合行动。一方面，鼓励盲目崇拜和排他性的绝对信仰的价值观，造成群际互动中的冲突。圈层内部的最高真理，就是不惜一切维护自己的偶像，其秉持的逻辑思维是非此即彼，即“我的爱豆最好，其他的都不好”的对立思维，并在幕后规则制定、个体和群体的推波助澜下走向极端。另一方面，没有处理好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且没有树立正确的对待规则的态度。对于明星的喜爱确实是正常的情感表达，但也需要顾及他人感受、遵守规则秩序。在进行自我行动时考虑他人感受、遵守规则秩序，才是群体生活的应有之义。但个别“饭圈”鼓励触犯规则和突破底线，造成公共秩序混乱。
价值观失当和非理性行为的背后是养成文化和应援文化模式下粉丝与明星关系的嬗变，由此带来了群体组织极端化的团体动力学。饭圈进入2.0时刻，粉丝与明星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崇拜的单向关系，更是“我愿意为你付出”的养成关系。这种关系的嬗变促使粉丝与粉丝之间关系发生嬗变，即粉丝不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是拥有一定社交关系的社会人。同时，因为粉丝拥有共同的目标——养成和应援明星，所以组成团体进行有战略性的行动成为最好的选择。由此，粉丝凝聚成团体作战，并在不断交往中，形成具有一定等级关系的严密组织，进一步结构化、规则化、职能化。在高频率的互动中，粉丝还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规则体系。事实上，“饭圈”组织类似于管理学划分的职能型的组织结构，内部可以细分为应援部门、打投部门、反黑部门、宣传部门以及公益部门等。在这样的组织和逻辑下，联合行动和等级制运作就必不可少了。为了最大程度地攫取粉丝的价值，资本在制定规则时，将部分表层权力移交到“饭圈”手中，比如直接关涉明星去留的投票等。“饭圈”组织通过这些规则的运作，不断强化粉丝“自己的付出会直接影响偶像命运发展”的观念；通过一次次集体行动，不断强化粉丝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最终达成粉丝对团队灌输的价值观不加批判地接受的结果。但正是这种完全信任增加了资本逻辑的煽动性，基于榨取“饭圈”剩余价值的观念往往会诱发诸多错误甚至极端行为。
管理：引导和治理双重路径
“饭圈”出现的种种问题，对线上的互联网公共空间和线下的公共生活空间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饭圈”的管理，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意见领袖：加强道德自律。“饭圈”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内部会形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而意见领袖的影响流会伴随信息流在组织内部流转，对粉丝群体产生强大的情感和行动号召力。因此，意见领袖必须要加强道德自律。最重要的意见领袖无疑是明星个人，“饭圈”是围绕明星而凝聚的团体组织，虽然在当下产业链的运作机制中，明星并不是独立自主的绝对意见领袖，但也与“饭圈”构成双向互动的关系。因此，明星会直接影响到粉丝群体的话语和行为。正是因为明星个人的言行举止具有巨大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所以其应加强道德自律，为粉丝群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树立良好的价值导向：不仅要引导粉丝群体关心公共事务、热心公益，而且也要提醒粉丝群体不要一味采取非此即彼的对立姿态。除此之外，“饭圈”内部也有自己的意见领袖。当下的“饭圈”组织已经发展出较为成熟的组织架构，内部的运行具有一定的等级性，按照消息掌握的程度和投入的时间精力可以划分为核心粉丝和普通粉丝。核心粉丝拥有一定的管理权限，可以在团体组织中发声，并且掌握舆论走向。且核心粉丝与经济公司、内容运营公司等存在多维度的互动和资源交换。可以说，组织内部的意见领袖是粉丝群体直接接触的人，掌握着大量的信息源和影响源，所以其也应该提高自律水平，树立良好的价值导向。
平台：加强对言行的约束。粉丝群体在错误价值观的引导下出现种种错误行为，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教育引导，使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多元化时代，生活在任何一种绝对价值观的引导下都会出现问题，所以当今时代的重要议题是如何基于社会平等追求最大公约数。基于此，价值导向可以探讨如何在尊重彼此观念和追求的前提下进行理性交流和平等交往。平台不能推卸和罔顾责任，也不能基于短期的利益而放弃自身的责任。对于平台上的不良言行，甚至是触犯法律的言行，要进行及时的疏导和治理。
娱乐业：回归自身，拒绝过度娱乐化。受日本造星文化和韩国应援文化的双重影响，现在的造星规则让娱乐业出现“收割经济”倾向，即明星不再依靠实力和作品出现在大众面前，而是依靠粉丝进行资本游戏，整个娱乐产业走向异化。这种“造星经济”在2005年的《超级女生》中就已经出现，近些年在《偶像练习生》《创造101》《创造营2020》《青春有你》等选秀节目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可以直接造就流量偶像）。资本利用、制定、筛选规则来推动形成粉丝群体，让大家以“自居”的心理结构参与造星过程，并进行狂欢。由此，粉丝自然而然地聚集成圈层，进行集体行动。为了自己的“爱豆”能够出圈，粉丝换上应援头像，随时处于应援状态，每个时段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甚至还有组织成员专门制定详细攻略。为了“爱豆”购买会员成为最初级的行为，有些粉丝甚至每日都要完成一定的任务，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然，更多的是财力。在这样的规则下，受益的不仅是平台，更多的是品牌赞助方。
总之，“饭圈”群体的存在，对当下互联网治理、文化治理乃至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当前盛行的造星模式直接导致了娱乐业的异化，以主观的所谓喜欢来代替明星的实力，是一切乱象的本源。未来，“饭圈”治理需要各方协调配合、形成合力，把规矩立起来，把红线树起来，把言行规范起来。
（作者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广告与传媒经济系教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李伟娟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科研项目“人工智能时代新媒体广告发展趋势：概念、载具、受众与新形态研究”（项目编号：MXG20200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胡岑岑：《从“追星族”到“饭圈”——我国粉丝组织的“变”与“不变”》，《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2期。
②吕鹏、张原：《青少年“饭圈文化”的社会学视角解读》，《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5期。
③[美]亨利·詹金斯著、郑熙青译：《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④田丰：《网络时代社会治理的反思与对策——以抗击疫情的“饭圈女孩”为例》，《青年探索》，2020年第2期。
⑤《人民网三评“饭圈”之一：频惹众怒，整治刻不容缓》，人民网，2020年7月16日。
⑥肖春凤：《饭圈1.0到2.0：论媒介技术演进与粉丝文化的关系变迁》，《文化与传播》，2019年第6期。
责编/孙渴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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