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年的“1号”文件，主题是乡村振兴；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也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如果把视线拉长：从解放前梁漱溟、晏阳初等先生倡导乡村建设、发起乡建运动，到后来政策层面推动新农村建设、以及这次乡村振兴，改变农村的努力，近百年来一直在持续。但这也隐含着一个前提：乡村是个“问题”，所以需要建设、改革、振兴。
但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乡村社会，农业文明历史悠久，何以在20世纪后，乡村成为一个需要建设、改革、振兴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何以政策层在此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如何振兴乡村？如何处理乡村振兴与城市化的关系？
针对上述疑问，记者日前专访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教授。李小云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入发展学、减贫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不仅参与过中国、非洲等很多项目实践，自己更是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河边村发起了一个持续6年的减贫项目。他也曾多次受聘为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在李小云教授看来，乡村振兴实质上是个国家现代化的问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变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乡村能否振兴，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
“我们今天讲的乡村振兴，是要把乡村从过去那样一个被动提供劳动力、资本、原材料的状态，转变为主动的成为社会经济有机组成部分、变成一个能动的力量——这是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李小云说，而这就需要让乡村和城市融合，让国内和国际的市场融合起来。
“城乡融合的关键，是乡村产业结构拓宽——乡村不能单纯是一个农业产业、农业空间，要发展新业态，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就业空间。”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
乡村振兴不能脱离新型城镇化、工业化
记者：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主题是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确定的重点任务也包括乡村振兴。如何理解在这个时点将乡村振兴作为国家的一项战略？乡村振兴和城镇化是什么关系？
李小云：首先要定义乡村振兴：按中央文件讲的是6个维度。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按照中国特色现代化的路径来把握中国的命运和发展方向，实质上是个国家现代化的问题。这个现代化有两个内涵：第一，将从西方学到的现代化要素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整合到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使命，也是巨大的挑战，目前还在进行中。第二，要有一个力量来领导这个过程。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并非原发型，长期的国家主义传统造成了民间自发性组织能力的薄弱。因此，这样一个后发型现代化过程，就要有一个驱动力、政治引导力来把人统领起来，中国共产党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既能领导扶贫，又能领导市场改革，原因就在这里。
乡村振兴的背后，实际还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变的问题，因为，按照经典的“发达”的定义，中国还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从这个角度讲，乡村振兴就是现代化的过程，这也意味着，乡村能否振兴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这是一个发展范式和路径依赖的问题。
很多人反对这一观点，不同意乡村的发展依赖城市化和工业化。其实，这个传统的道路，出现的问题很多，西方早就开始反思了；马克思的批判也很彻底，西方流行的批判发展也是这个意思。但需要注意：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是一个动态的、处于不断修正和调整的过程中。恩格斯晚年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很多新的认识，这一思想似乎没受到太多关注。我们现在讲的新发展观和生态文明，都是在修正传统发展方式，但方向没变——即改善物质生活水平、现代化。
假如定义乡村振兴是回归到农耕时代、大家都回去种地、男耕女织，不用现代物质文明来衡量，而用传统物质文明来衡量，那是另一回事；但我觉得现在定义的乡村振兴和农民希望中的乡村，好像还是现代化。“两个一百年”目标，第二个就是全面实现现代化，说的非常清楚。所以，乡村振兴问题在概念上是明确的，在路径上就只能主要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这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讲的乡村振兴，是不是说乡村振兴就不重要？不是。
为什么在今天提出乡村振兴？
第一，从本质主义的角度讲，乡村的生活是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长期农耕文明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有人讲，乡村是我们的根，也有的讲，乡村的价值是我们的本质价值，其实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乡村的价值正在流失。所以，我们讲，希望能够复兴我们的乡村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复古和回到过去。
第二，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讲，乡村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乡村不再是过去人们希望离开的地方，很多人希望回到乡村生活，乡村也不再是仅仅有农业的地方，而开始有了新的产业，乡村的经济结构正在宽化。而相对于这种变化，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社会服务远远落后于城市，想要到乡村生活，很不方便，住在乡村的人的养老医疗报销都没有完全解决；农业都是老人在从事，劳动生产率也很低，吸引不了高素质的人来就业。所以，从功能主义角度讲，乡村的现状正在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所以，乡村需要振兴。
第三，我们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有可能补偿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条件——高报酬部门的不断增长为低报酬部门提供补偿，成为可能了。随着人、资本不断流入城市，乡村的稀缺性出现了。过去，大家都待在农村；现在，大部分人都待在城市，乡村变得陌生了，乡村的相对价值也就提升了。但与此对应的是，乡村却在不断衰落——劳动力、资本都流出去了，但是基础设施建设没跟上，教育、卫生等各种社会服务的条件没有改善，乡村变成了一个知识、资本的沙漠。问题是，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没有到能够完全吸纳乡村转移出来的人口的程度，而且在政策上还有很多限制农村人口在城市定居，这就出现了乡村的问题。
第四，全球化产生了很多不确定性。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人对未来的感受似乎非常确定，没有感受过不确定性，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群体，但突然间一个新冠疫情、一个逆全球化，让大家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时候就需要考虑：一个国家整体的社会安全点在哪里？于是乡村作为“压舱石”的概念就出来了，乡村的意义在于安定国民。因此，乡村振兴可能还会有这样一种并未表述的社会考量。
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影响了新时期乡村振兴话语体系的形成，这个话语体系的背后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考量，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策略，而是一个综合的政治社会景观的呈现。
总体来讲，按照经典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经验来看，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如果保持在很高的比例（这个农业不包括农业工业产业），农业、农村和农民不大可能实现现代化。很难想象，30%以上的人口都在从事农业的情况下，乡村可以振兴（这种情况下，乡村振兴是有可能的，这取决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需求）。
现在讲乡村需要人才，并不是说让城里人回到乡村，而是说在过去几十年中，乡村的人才流失严重，现在振兴乡村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这不是号召大家都回到乡村种地。我们现在每年进口数量庞大的大豆，也进口大米、小麦、玉米等等，很多人说，我国南方、北方和东北土地肥沃，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进口、不能自己生产？这些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如果很多人回到农村去种大豆、大米和小麦，看起来我们没有进口，自给自足了，但是这样难道乡村就会振兴起来吗？我们今天讲的乡村振兴，更多的是要把乡村从过去那样一个被动提供劳动力、资本、原材料的状态，转变为主动的成为社会经济有机组成部分、变成一个能动的力量。这是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而这就需要让乡村和城市融合起来，让国内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融合起来。
城乡怎么融合？
城乡融合的关键，是乡村产业结构要宽化。乡村不能单纯就是一个农业产业，要搞新业态。这样，乡村就变成另外一个形态，不再是一个农业空间，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就业空间，城乡的差距就会缩小。有了产业，就会有基础设施的改善，人也就回来了，这样就改变了乡村人才的结构。否则，没有一个新型的产业体系，人是不会回来的。可能会有一些人，包括老人会回到乡村居住，但年轻人是不会想从城里回来种地的。乡村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就带动了乡村功能的变化。很多人愿意住在乡村，这就是所谓的“宜居”“宜业”。
我们现在讲，乡村建设是给农民建的，这个说法没错，乡村的建设要以农民为主体；但同时也要强调，乡村是为全社会建的，也是为城市人建的——就像城市也是为农村人建的。这叫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
所以，城乡融合的格局应该是：越推动新型城镇化，越有利于带动乡村振兴。过去只看到了城市化工业化的作用，没有充分认识到乡村和城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所能带来的动能，更没有意识到乡村是国家工业化的一个积极的能动的部门。今天重视乡村振兴，并不是说不重视城镇化和工业化，而是要解决一个战略思维问题。比如，现在的政府都把重点放在城镇化方面，这本身没有错，但是，城市化的工作存在着很多的浪费，城里的一条马路建好，年年在修，城市里到处搞完全没必要的建设——城镇化一方面在总体上不足，另一方面又在浪费资源，把那些浪费的资源拿过来，变成乡村振兴的资源，把乡村的路修好，把乡村的社会服务设施做好，乡村就可以有新的产业开发，同时也能够改善城镇化的质量。这是我们讲的城乡融合。
做这样的事，还得讲第一书记挂帅，这是中国的特色。就像脱贫攻坚号召全社会把资源拿出来，没有共产党这个权威是做不到的，乡村振兴同样需要这样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