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迈入2021年，站在“十四五”规划的新起点，乡村振兴、产业兴旺下一步的落点是什么？政府、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各司其职？未来所实现的乡村振兴预期是什么样的？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就此专访了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他表示，乡村振兴下一步落点最为重要的是给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姚洋认为，乡村地区发展的产业要以就业为主导，即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能够提供就业的产业在农村地区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他表示，乡村振兴最终呈现的是城乡一体化的格局。现在大企业应该去做创新，发展国际市场，县域经济应该由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来做，这才是一个好的资源分配方式，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
最重要是给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
新京报：乡村振兴已提出多年，如何理解当前我们提及的乡村振兴产业兴旺背后的逻辑？
姚洋：乡村振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政治、社会问题方面，也包括经济发展方面。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方面重建。
农村的经济发展是我们关注最多的，如何发展乡村经济？如何给农村居民提供就业，这是乡村振兴的主体部分。但也不能忘记乡村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发展。
在社会方面，过去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农村社会逐渐瓦解，已经不足以支撑社会秩序。因此如何重建乡村社会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尽管现在各个县的行政能力在加强，县城交通也越来越方便，但事实上县城管不了那么多，一个县少则一二十万人，多则上百万人，完全由县把它管理起来是有难度的。
再说大一点，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农村青年的出路在哪里？比如，农村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农村地区对教育热情的下降。随着人口增长的放缓，农村学校数量下降，优势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和城市教育质量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新京报：站在“十四五”规划新起点上，乡村振兴下一步落点在哪里？
姚洋：最为重要的是给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
现在中国经济要转型，要走向高质量发展，创新是重要部分，但创新恐怕只能一线或二线城市去做，三四线城市创新能力较低。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县城经济更多应承载支持就业的功能，而不是创新的功能。所以县城经济需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
我们得转变思路，不是说不要搞创新，而是创新的“调门”不能唱得太高。每个政府都想搞创新，每个企业都想走到前面去，这是不可能的。各种类型的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大部分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对提高农村地区的就业非常合适。
新京报：具体来讲如何实现？
姚洋：要因地制宜。从城市化来看，一方面人口还在向一二线城市集中；另一方面东北、华北地区的人口在流失。而北边、西边等区域城市化的表现是向中心城市集中。比如，河南以西地区。
所谓的南北差距，从北方来看，人口掉得比较多的是东北和华北地区，西部地区人口减少得不多，甚至有追赶趋势，比如，近年来河南、陕西、甘肃，还有新疆的发展。
南部向中心城市的集中速度在降低，主要是就地城市化。即，老百姓到县城去买房，甚至就住在村子里头，但到县城去工作，因为本地发展起来了，村里的年轻人可能不会跨省流动。未来中西部人口流动变化也更多是就地城市化。
能提供就业在农村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社会以及企业部门分别应该担任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或扮演什么角色？
姚洋：政府一定要有因地制宜的想法，不能盲目地追求高大上、高精尖的技术或者产业。在符合环境保护等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应该大力引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是有潜力的。
我们并没有完全失去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潜力去挖掘。现在全国交通发达，劳工水平也高于东南亚等国，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巨大市场，企业走进中西部地区是可以赚到钱的。
对于企业来讲，乡村振兴不是大家一拥而上，更多可能是点对点的，比如返乡创业的人。还是要依赖于市场机制发展，政府更多是引导作用。
新京报：目前农村在选择产业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姚洋：现在农村地区产业的发展主要会集中在县城，以及比较大的集镇上面。
“村村冒烟”情形已经成为过去，鉴于信息成本、集聚效应等原因，不太可能再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个村都搞工业的状况。
我认为这些产业还是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能够提供就业的产业在农村地区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这应该作为唯一的标准，其他标准都是次要的。
新京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乡村振兴做得可能比较好，现在来看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
姚洋：长三角、珠三角的经验有时候不可复制，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城市群中，城市群的网络非常密，这些地区所谓的乡村其实是“郊区”，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没有乡村了。
所以长三角、珠三角的经验不太容易复制到其他地方去。其他地区走的路恐怕是长三角、珠三角二三十年前走的路，甚至更早的时候走的路。
比如，我老家江西省新干县。过去10年江西省的排名上了好几个台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返乡创业者带来了产业发展。
我们县兴起了两个产业，一个是灯具、一个是箱包。企业做得很辛苦，老板赚钱不多，一个箱包纯利润可能只有5块钱，但是给当地老百姓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流水线上工人每月工资很容易就拿到四五千元，勤快点能挣一万多。
县域经济由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来做
新京报：发展县域经济可能面临资本、人才、技术等问题，政府和企业如何更好地协调？
姚洋：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可能最初县城比较穷，没有办法给企业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或是资源，但随着产业的发展，政府税收逐渐起来了，就会规划工业园区，提供一些公共服务。
地方政府要学会改变思路，招商引资的关键是招那些能够创造就业的产业，沿海城市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对于企业来说，大企业资本密集度非常高，在发展县域经济中可能起的作用不大，因此越大的企业可能越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越小的企业可能雇佣的人更多，可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我们县原来穷得叮当响，十年之内发展得相当好，很多农民家庭都开始买小轿车了。
新京报：互联网经济如何为乡村振兴进行赋能？
姚洋：我们县企业生产的箱包等产品很多都是在网上销售的，政府给提供场地，提供基础设施，产业通过互联网渠道得以迅速发展。同时，互联网企业把触角延伸到农村地区，帮助农村居民把产品卖出去，其所打造的电商产业链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和振兴乡村的作用很重要。
新京报：乡村振兴最终的呈现将是什么样子？
姚洋：最终呈现的是城乡一体化的格局。县城提供就业，村庄成了宜居之所。比如，农村居民一家一栋大房子，有热水、有煤气，交通方便，生活便捷。
如果我们用15年的时间把中国百分之六七十的乡村都变成这样，我们就成功了。这可能是比较乐观的看法，但我希望能做到。
我们一定要抛弃那种“大就是好”的思想，中国的发展不是那么起来的，大企业也是后来逐渐成长起来的。现在大企业应该去做创新，发展国际市场，县域经济应该由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来做，这才是一个好的资源分配方式，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