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效率变革、动力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促进实体经济振兴、加快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些要求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数字经济 产业数字化 “十四五”时期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2019年6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G20大阪峰会的数字经济特别会议上指出，“要共同完善数据治理规则”“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是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与其他新型数字技术发展而发展的，在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过程中，数字经济时代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互动方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术使现代经济活动更加灵活、敏捷、智慧，数字经济因而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亮点，大幅改变甚至部分颠覆了传统经济的形态。我国的“十四五”规划将数字经济列为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适应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也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相比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数字产业化的实现程度，我国产业数字化依然处于发展初期，特别是先进制造领域数字化应用程度亟待提高。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从传统动力向新型动力转变的内涵式发展新常态，推动实体经济跨越式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关系。
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将持续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一背景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全国各地都在积极为数字化转型做努力。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数字核心技术薄弱，数字平台潜在垄断风险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二者的融合不平衡不充分等。研究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如何发挥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面作用、消除负面影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举。
首先应明确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中数据要素的地位和作用。生产要素是不断演变的历史范畴，土地和劳动力是农业经济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工业革命后，资本成为工业经济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并且衍生出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据要素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
数字经济是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只有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才能更好发挥其效能。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是企业进行决策、生产、营销、交易、配送、服务等商务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投入品和重要的战略性资产，与实体经济的具体形态深度融合，就可以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生产要素不同，数据要素同时具有资源和资产双重属性。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最核心的资源，具有可共享、可复制、供给无限制等特点，这些特点打破了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有限供给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制约。对数据要素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路径进行深入探索，才能助推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其次，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践指导性有限。传统的单纯基于资本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已经不能很好地适用现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规律。同时，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微观经济学提出的各项假设及条件也已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未来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应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研究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对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和理论产生的影响，并通过科学方法对传统经济模型进行改进和创新，构建数字时代新的经济理论框架。应当进行对微观经济学中基本假设的修正，对消费者效用函数、厂商生产函数变化的研究。实践的快速发展亟待数字经济理论的指导，也是理论界研究的主要方向。
第三是数字经济发展对传统实体经济的影响。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源虹吸效应进一步加深，传统工业城市、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将受到影响。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也要采取相应的举措对冲技术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美团买菜、京东到家、盒马鲜生等蔬菜生鲜软件的兴起，挤压了菜市场、小商贩等传统生意，美团外卖、饿了么等外卖软件使方便食品的需求量锐减。互联网平台通过其占有的大量数据优势以及雄厚的资本，以资本疯狂补贴打价格战的方式占领市场，并最终对社会公众福利造成了影响。在此背景下，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于2020年12月22日指导规范社区团购，阿里、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6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参加。会议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严格遵守“九不得”，包括滥用自主定价权进行恶性价格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虚假宣传及商业诋毁、大数据“杀熟”、利用技术手段损害竞争秩序、非法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方面。
第四是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从历史发展角度而言，技术革命导致失业是经济进步的组成部分。由于生产力提高，技术取代一些人工岗位，同时也提高其他劳动者以及新入职者的技能，把人力、财力资源释放到回报更高的行业。机器人的应用导致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人失业，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导致大量实体门店关闭，引起成千上万的终端零售人员失业，网约车的兴起冲击了出租车司机的工作。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认为，在未来，中国将有55%至77%的就业岗位容易因技能含量低而被取代，印度为43%至69%，经合组织国家的这一比例为57%。
第五是隐私安全方面的隐患。在大数据分布式计算、存储等新技术广泛应用的情况下，数据分析挖掘、共享交易等新应用场景不断出现，使得数据安全以及个人隐私泄露等问题日益凸显。大数据时代，人们的个人信息、消费需求、甚至生活习惯都会形成数据，由个人数据织成的信息网覆盖范围极广，且能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网上甚至形成了贩卖用户信息的“黑产”链条。大数据在采集、存储传输、共享使用等各环节都存在泄露用户隐私的风险。在采集阶段，存在未获得用户知情同意采集数据和过度采集数据，如家庭收入及生物识别数据等的问题；在存储传输环节，存在由于管理不当或技术不达标、软硬件有安全漏洞导致的泄露问题；在共享使用环节，存在过度挖掘用于精准投放广告等问题，甚至对用户的人身、财产安全等造成威胁。大企业在追求和获取用户数据时，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深度涉及到了用户的隐私数据。随着数据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取和个人化，重要的是要了解和应对大数据应用可能带来的任何隐患。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但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如何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最大限度减少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在我国经济结构升级、动能转换的新阶段，找准并利用好数字经济新动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胜关键。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虽然数字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在发展中面临着诸多挑战，但近几年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数字化密度越大的国家从数字化中获得的收益越大。根据埃森哲发布的《2018埃森哲中国消费者洞察——新消费 新力量》，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0.5%-0.62%。数字经济不仅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甚至“换道超车”的战略机遇。这些机遇的重点包括：
第一，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中，“新基建”带来新机遇。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指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新基建”的推进，可以解决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所面临的基础设施缺乏的窘境，并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与数字经济的普及化，从根本上实现数据要素资源配置的优化。
第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中价值链重构和供应链管理面临新机遇。利用数字化手段对价值链进行重构，使大规模量身定制成为可能。以大数据应用为引领，发展数据采集、存储、处理、挖掘、应用、展示、衍生等产业，打造数字产业链条，培育数字产业集群，搭建培育数字技术创新联盟、产业联盟等，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能级，通过数字化技术改造传统优势产业，释放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第三，数字经济加速产生新产品新服务，从而带来新机遇。基于信息化网络的加速升级，许多企业抓住机遇进一步发展。互联网时代造就了BAT（百度、阿里、腾讯）等企业，随着4G技术的广泛应用，字节跳动、快手等短视频公司迅速崛起，并迅速遍及全球。基于互联网平台发展的微创新、微应用、微产品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兴起，广泛开辟了新就业渠道，激发了多元创造。未来随着5G时代的到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将迎来新的辉煌。
新兴产业是引领未来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加快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兴数字产业链，对国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至关重要。“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将进入大规模的产业化、商业化应用阶段，成为驱动数字产业变革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作为新兴产业成长的统领，面临挑战的同时也将迎来更大的机遇，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是我国“十四五”以及到2035年中长期规划期内都需坚持的重要战略，在这个战略机遇期数字经济推动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资本金融系教授；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暨北京市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点项目“新时代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18KDAL043）、中国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ZFZT79001、18ZFG7900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Lane, N. Advancing the Digital Economy into the 21st Century [J].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1999, 1(3): 317-320.
[2]Mesenbourg T L.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R].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uitland, MD, 2001.
[3]杨新铭：《数字经济：传统经济深度转型的经济学逻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责编：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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