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独生女作为新型中性化养育方式下成长的一代女性，以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成长能力建构出越超传统的自我价值期望、新型的性别关系和坚实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重新建构社会性别观念、性别关系和性别自我认同具有深远意义。新女性的人生经历将有可能开创中国本土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实践，为国际社会性别平等的实践提供重要的经验。
【关键词】新女性 独生女 自我价值 性别观念【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新女性的独立形象越来越被社会所关注。新女性一代成长于市场经济背景下，市场理性和竞争文化塑造了她们的个性；但还有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和群体身份需要关注，那就是她们大多是独生女。独生女的社会身份使她们自出生就在家庭中享有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与宠爱、有经济条件接受高等教育、肩负着父母的高期待。本文关注中国四十年经历的城市化、市场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塑造的一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独生女群体，独生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成长为中国新女性，启发我们从学理及实践意义上分析和讨论女性的性别社会化过程的改变可能对性别观念、性别关系和性别自我认同产生的深远影响。独生女的人生经历有可能开创中国本土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实践。
中性化成长环境下独生女一代成就预期提升
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着国人的性别观念和性别角色期待，这种转变具有革命性意义。一方面，女性从繁重的育儿中解放出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即一位女性一生可能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从1970年的5.81，1979年的2.75，1990年的2.17到2000年的1.23。女性总和生育率在30年间从5.81下降到1.23，意味着每位生育女性一生少生了4.58个孩子。另一方面，长辈，特别是妈妈们不仅可以从事喜欢的工作，也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养育孩子，独生儿女拥有了全新的成长空间。这种全新的成长空间对女孩子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因为以往“男孩偏好”的传统生育文化中，家中的女儿会被视作是“外人”，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是将一切资源倾斜给男孩的。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一批独生子女，独生女的整整一代也已在中国出现。有研究指出，2010年在14-30岁总人口中，独生子女占29.1%；城市人口中独生子女高达37.3%，其中男性占41.9%，女性占31.9%。①中国的独生女数量庞大，已经构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以父系亲族关系为主的传统社会，父母对女孩的成长缺乏投资的动力；而现代独生女不同，她们没有兄弟姊妹“争夺”父母的爱和资源，得到了高度的关怀、期待和支持。一方面，独生女的母亲一代已经证明了女儿有能力赡养其父母；另一方面，独得资源的状况使独生女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来反抗不利的性别歧视。②早在2006年就有学者对独生女父母育儿观进行调查发现，父母对独生女的期望都有意无意地偏离了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他们希望女儿能克服女孩子的一些弱点，并具有男孩子的一些优点，希望女儿既不要太女孩气，又不要太男性化。③这种中性化的养育观，对女孩性别气质的塑造成为前所未有的一种性别社会化的实践。
中性化的成长环境下，父母对独生女的期望是全方位的，因为没有兄弟姐妹，父母们主要是把期望寄托在女儿身上。这导致了独生女的高预期，其生命体验会更自尊、自信和自强。独生女的生养过程和其自身的社会化过程是一次充权（empowerment）之旅，她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自主能力，相信自身有能力改变现状。事实上，独生女常常会遇到各种“隐形的性别歧视”。在笔者教学的过程中，发现不少优秀的女大学生是家里的独生女，但是却深刻地感受到来自祖父母辈给予父母的压力，她们有着强烈的为父母争光的冲动，本能地反抗前辈“重男轻女”的观念。她们会将这种轻视当作自己“出人头地”的动力。同时，独生女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她们的“独立”“高学历”“强自我”等身份特征已超越了传统对女性角色的要求。因此独生女社会化过程中的中性化养育既是过程亦是结果，反传统的性别角色预设已然使她们获得了自主权和反思能力，当文化、制度或社会关系对其产生压迫时，她们就内省和反抗。
独生女在原生家庭经历的中性化成长使其对于自我价值的追求不同于传统重男轻女家庭中的女孩们。对于传统重男轻女家庭的女孩子来说，传统的性别社会化过程使她们接纳了“需要被拯救”的信念，她们需要在爱情中实现自我价值。而独生女不同，她们具有强烈的自我价值感。独生女的原生家庭对其成长和发展格外重要。她们如男孩子一样要承担家庭责任，成年后理所当然地成为父母的心理依靠。
总之，独生女的成长环境决定了她们在价值预期和自我认同上的非传统特点，她们身上兼具男性和女性的品质，温暖、独立、自尊、有担当。女性不再是生活的依赖者，而是生活的提供者和支持者。独生女的自我认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她们要不断地面对得与失，是性别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内在自尊与独立感支持她们自主摆脱困境、达成预期。
新女性的自我成长探索
新女性在不断地理解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实践自认为有道德的“好的生活”。这些具有反思性的道德生活赋予了她们自觉的自我意识、更新自我的能力和开拓新生活的主体性。
寻找自我成为现代女性共同的追问。在传统社会的性别观念中，女性的价值和精神形态要在男性身上完成。传统的“三从四德”规定了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从属关系，即女性应以从属和奉献父母、丈夫和孩子为美德。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和竞争使新女性处于现代生活中，她们的生活实践就是不断打破从属关系。独立女性的身份注定其在实践中开创新的社会角色和新的社会关系规则，用主体精神探索一条在诸多社会关系中成为“自己”的道路。独立女性们走的是一条自我成长之路，新女性首先要面对的是和自己的关系。“我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一代独立女性常常面对的问题。网络上由女性网友书写的心情和感悟，正表现出这代女性困惑于自身的发展。网络世界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女性对爱情、生命、友谊、父母的丰富认知和情感表达可以获得广泛的认同和共鸣。
面对家庭和工作的关系，新女性不断探索一种更为平衡的状态。如今，新女性在职业发展与母职之间具有多种选择，一些女性选择回家当“全职妈妈”，这一选择打破了经典妇女解放理论的预设。在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中，只有进入了公共领域的生产中才能够有真正的解放。回归家庭的妇女，在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中是一次反向实践。新女性中的全职妈妈，不同于传统社会对全职妈妈的人设和想象。新的全职妈妈不只是围绕着孩子转的女人，既是妈妈、妻子、女儿，同时又有经济收入。互联网为灵活就业提供了多种可能，诸多全职妈妈身兼数职。在笔者的调查中，有许多女性既当全职妈妈，又做自由职业者，她们组织微商团队、经营网店、写作公众号等，用智慧平衡家庭与工作。
对于情感关系，新女性也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的鲜明态度。西蒙娜·波伏娃曾说：“恋爱中的女人觉得自己拥有无可否认的高价值；她至少可以借着所激发的爱将自己偶像化。她为了能够让爱人目睹……她是神坛底部的神奇供品而狂喜。”④传统的性别社会化常常使女性想象浪漫爱情对自身生命的重要性，并渴望在爱情中感受自己的伟大。在商品化的社会中，何以证明爱情的存在又无时不与金钱联系在一起。新女性面临着商品化的考验，其爱情的命运呈现出不确定性，但会在爱情中保持有尊严的自我、不委屈自己。她们以不顺从、不委屈自己的态度应对情感生活，宁可独身，也不忍受自己不满意的情感关系。研究发现，独生女们在婚恋方面已经构建出不符合主流期待的婚恋模式。也就是说，独生女们的婚恋模式很难与仍然保持传统的男性相协调，已经很难与男人形成符合传统文化期望的婚恋状况。独生女们已经转变成为独立的个体，她们在“性风采与交往能力”上独占鳌头。⑤
现代新女性在性别关系中一反传统的性别关系规范，不再只是顺从或是沿着父母、情人、丈夫的期望，而是各自沿着内心的感受行走。可以说，以独生女为代表的新女性的最主要特征是自我、自尊、自强。她们的人生目标并非一定明确，而是流动的、反思的、丰富的；但其生命的底色都是独立女性对尊严和生活意义的追求。传统社会或男性们还习惯于用顺从来期待女性们，这种对顺从女性的要求是将女性“他者化”，即要她们成为社会、父母、丈夫期望的那种女人，而不是要她们成为想要成为的自己。而新女性们在中性化的社会化过程中已经走得很远了，她们有了对理想关系的期望，她们要尊重、要平等相待。现代新女性期待在爱情关系、朋友关系及同事关系中找到自我价值感。男性和女性应在平等基础上学会相互欣赏和相互支持。在性别关系中，面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期待和冲突也会使她们在反思中成长，并成为充权的过程。这或许正是中国独生女一代新女性的独特之处。
新女性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
中国传统的性别文化与农业社会的家户经济相辅相成，家庭和亲属关系构成的网络为其成员提供了基本的生存庇护和社会支持，其特点是男性家长制。俗语“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意味着以男性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建立社会支持网络。独生女与传统多子女家庭不同，她们没有兄弟姊妹的帮衬，一切靠自己，也由此迫使她们向外寻找社会支持，积极地建立起具有社会支持的关系网络。
第一，姐妹情谊即同性友谊格外重要。在城市生活中成为姐妹的新女性，不一定是同学或同事，但可以因办事情结成友谊，或依靠某一个人的关系建立起联系。这个支持群体有着体贴、安慰和温暖，关心朋友，又尊重朋友隐私；同时也可以在危机时刻给予帮助，遇事给出分析，且并不护短。
第二，建立并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拓展发展空间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新女性们来说，拓展社会关系可能带来更为广阔的资源，还可能在社会关系中找到事业发展的机会。但需要注意的是，范围过广的社会网络不同于可靠牢固的社会关系，可能存在潜在的相互利用关系。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开拓更为牢固的社会网络，建立相互的信任关系，才可以最终相互成就，真正找到安身立命的新的发展空间。
第三，传统的熟人关系网络作为后盾。新女性们需要空间、需要有个人隐私、需要用能力证明个人价值，因此她们会选择进入大城市、进入陌生人社会，靠竞争、理性和平等规则实现自我价值。一个人在大城市工作的新女性，可能面对着压力巨大的工作、匆忙的生活、病倒时无人照顾的情形；而回到故乡，她们也可以依靠熟人关系网络获得安稳的生活，亲朋好友的帮助。小城的亲人以及各种由熟人关系连接起的传统社会网络可以给她们巨大的支持。
第四，来自父母的强支持。已有研究表明，在独生女家庭中，独生女生育时的照顾工作已经由婆婆转向亲妈，一方面减少了婆媳间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也为亲妈疼爱女儿提供了可能。现代社会中很多城市中的独生女，在本市工作打拼的同时，还能享受到父母的照顾和支持。由父母提供的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成为许多职业女性的幸福生活基础。
第五，职场中性别关系的重建。传统文化把女性预设为性别关系的受害者，只能扮演弱者和被害者的角色与人设。但事实上，女性同样可用主体身份加入到关系的建构中，她们有权力自主定义与他人的关系。对于职场中的新女性来说，她们不再是性别关系中的弱者，而是在性别关系中获得自信、拓展资源和扩大视野。
第六，网络成为正在形成的且日新月异的社会支持，这是由相知的陌生人提供的心理支持。网络写作是最好的代表形式，网络中的女性作家越来越多，通过具有反思性的写作，看似是在自媒体中的自说自话，却可能获得无数的读者，甚至超越象征意义成为收入来源，获得不同层面的网络支持。在互联网的世界中，跨越时间和空间结成的认知共同体为女性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支持以及物质支持。
传统社会中只有男性能够占有各类社会网络支持的情况已然发生变化。新女性们已然认识到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性。一方面，来自家庭内的父母支持是“刚性”的坚不可摧的强支持。另一方面，独生女因为缺少家庭内兄弟姊妹的支持，更具有内在动力建立社会化的支持网络。社会化的、性别的、网络的社会支持使女性们具有了跨入社会的强大基础。
新女性成长为社会性别观念的变化提供动力
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并非是线性的，它会有诸多的反复。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首先是观念的变化，观念的变化需要动力机制。就独生女而言，作为一个代际和群体的存在，她们的优秀与特殊性应得到关注，她们到底会给社会变迁带来怎样的变化，依然需要可持续的关注，因为她不仅关系到父系与母系家庭支持系统的变化，更关系到人们性别观念与性别知识的变化。父母对独生女的成长期望提供了性别观念变迁的内在动力，独生女的“自我”价值认同也成为性别观念变革的全新内容。
当然，对独生女不能一概而论，她们一定是各有特色的，也有着性格的弱点。但最为重要的是，独生女的性别社会化过程呈现出新特点——去性别化或中性化，这是性别角色期望的反传统实践与尝试；其结果是正在呈现出的新女性对自我、对性别关系的重新建构。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独生女的养育过程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场，她们作为新女性的群像具有中国特色，为国际社会的性别平等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使人们看到如果能够以中性化的方法养育女孩子，可以给予她们超越传统女性的角色期待。
高成长期望和中性化成长具有改变社会性别观念的深远意义。中性化的养育经历给予了女性更为丰富的生命体验，新女性更自尊、自信和自强。高期待的成长过程是充权的过程，使女性能够感受到自主的能力，尊重自己、充满自信，建立起独立、自尊、自强的新型身份认同。而传统的性别观念与文化对女性角色的依附性和顺从的预设，不会自然的消失，它们会成为新女性生成反思能力和批判性的前提，当文化、制度或社会关系对其产生压迫时，支持她们直面挑战。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①⑤黄盈盈、潘绥铭：《“单性别成长”的独生子女婚恋状况的对照研究——全国14-30岁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6期。
②冯文、余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都市独生女的赋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③张艳霞：《独生子女家庭背景中女孩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对独生女父母育儿观的调查与分析》，《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
④[法]西蒙娜·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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