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散主义是一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想单独行动不顾集体协同，严重削弱以至于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思想作风。进入新时代，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要增强核心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化政治巡视，发挥好巡视监督利剑作用。
【关键词】党的领导 分散主义 民主集中制 【中图分类号】D262.2 【文献标识码】A
分散主义主要指少数党组织和党员无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遵从党的法律法规，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分散主义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一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想单独行动不顾集体协同，严重削弱以至于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思想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其中，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显得尤为重要。
从本质上来看，分散主义是极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更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
分散主义污染党内政治生态，影响党内和谐稳定，对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危害较大，必须坚决地加以制止和反对。
分散主义是党内基于地方本位主义、特定利益集团之上的“权威”与“统一”的畸形变种。古代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具有双重性：一是将自我“内嵌”于家国的现实伦理秩序而与天下沟通，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我发展路径；二是认为个人是独立的“天民”，所谓“尽心知性知天”，无需经过家国的现实秩序，而直接与天理相通。中国文化中自我的这种双重性，形成了中国人性格中看似相互抵触的两极，表现为权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自身中的统一对立，他们是严谨的家族主义者、忠君爱国的保守主义者，同时他们又是自由散漫的自然主义者，这种性格的“两极”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循环交替、相互转换。这种文化思维、民族性格在现代政党实践过程中经过适时地调整，在保障了党员自主权利的基础上形成对党中央权威的自主认同，塑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特性。然而，这种文化思维、民族性格也会在党内政治中发生畸形的流变，导致分散主义的产生。这种分散主义体现为，在少数地方政府和党的组织内部，漠视党的统一领导、统一纪律、统一政策，自作主张推行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封锁主义。究其原因，在于少数领导干部、党组织与党员心存“天高皇帝远”的侥幸心理，以地方情况复杂特殊为借口，以“我的地盘我做主”为行事方式，在地方独断专行，大搞“一言堂”“独立王国”，谋求个人利益，追求个人“突出政绩”。
分散主义是对“民主”和“集中”辩证统一思想的扭曲。分散主义不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民主是正确集中的前提与基础，发扬党内民主的目的是为了集思广益，统一思想认识，保持步调一致，在更广泛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以达到更好的集中。分散主义无视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然而，少数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只注重民主，忽视集中，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与党离心离德，破坏“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突出表现为，少数领导干部对事先定调的工作方式习以为常，重大问题不经集体充分讨论就拍板定案，甚至对多数人赞同的行之有效的意见与建议置之不理，大搞“一言堂”；少数组织拒不执行或私自改变上级党组织的决定，或者在落实上级党组织决定的过程中擅自变通；少数领导班子只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广泛发扬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大事、要事上民主程序形式化严重。
分散主义是对党内组织和纪律的无视。分散主义与自由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同于自由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列举了自由主义的种种表现，有的至今在党内还不同程度存在。如“自由放任，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对党的纪律的漠视以及对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离心力。少数党员干部在党组织内部自由散漫，漠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然而，少数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非但没有时刻紧绷“纪律”这根弦，而且还触碰纪律“高压线”，漠视党内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自由行动，游离于组织之外；对党内纪律缺乏敬畏感，擅自参加违反组织纪律规定的非法活动，在组织内部造成不良影响。
以史为鉴，认清分散主义的危害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对分散主义这种顽瘴痼疾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革命环境，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革命队伍，导致党内滋生了“反集体的分散主义”的思想和错误行为，对此，党中央坚决抵制。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分散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全党必须遵守的纪律要求。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由于游击战争环境及党员成分复杂而在党的“某些个别部分中”产生的“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错误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了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指出“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于清除党内存在的分散主义等错误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解放战争后期，全党进行了反对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纪律教育和纪律整顿。1948年，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在全党全军展开对执行报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有力地批判和纠正了当时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地方主义等错误倾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方便地方事务管理，中央在地方一级设置行政机构，实行大区制度。然而，这一体制成为分散主义滋生的“温床”。1953年，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是有发展的。……各部都各搞各的，中央管不了各部，部长管不了司局长，处长管不了科长，谁也管不了谁，于是王国甚多，八百诸侯。”为此，毛泽东同志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第二项规定即“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一规定进一步巩固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统一。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权力下放使地方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过于分散的现象。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强调：“必须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反对和惩治分散主义行为。2016年11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任何党组织和任何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准先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共产党在巨大的成绩面前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不仅善于从自身的发展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而且也善于从其他政党存亡兴衰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借鉴与启示。回顾国民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分散主义、派系斗争伴随国民党历史发展的始终，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是由各革命团体组合而成，成分复杂，成立初期，就存在着宋教仁、黄兴与孙中山的政见之争。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更加复杂，呈现相互交叉，分化组合的特征。如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地方和中央的斗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矛盾与斗争。总之，国民党内部的分散主义、派系斗争导致其政出多门、纪律松弛、组织涣散，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凝集力和战斗力。
新时代反对分散主义要增强核心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
分散主义是破坏党内团结统一的“毒瘤”，纠正党内分散主义错误思想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环节，是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内在要求，反对和纠正党内分散主义错误思想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对分散主义这一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旗帜鲜明的予以反对和制止。进入新时代，我们仍然要一以贯之，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反对分散主义。
增强核心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就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思想理论上厘清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内涵本质，以理论上的清醒增强政治上的坚定。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人民成为历史主体的关键，而民主集中制使人民群众作为有机的历史主体得以形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需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维护中央权威；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和政府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建立向中央报告的制度；邓小平同志也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方向，核心就是力量。因此，认同核心、维护核心、紧跟核心、捍卫核心，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至关重要的前提。当前，树立核心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就是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首先，要积极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时对党中央政策进行解读，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其次，要广泛开展党纪党风教育活动。提升党员以及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严守党的纪律，提高自身党性修养。最后，要形成责任明确、责任履行、责任追究的“三位一体”工作体系，逐级落实，层层嵌套，不断强化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使全党的行动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民主集中制既有利于激发全党的创造活力，又有利于统一思想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分散主义。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新时代坚持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在理论上要准确把握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在现实政治中，不重视民主而只讲集中是个人专断，导致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只重视民主而忽视集中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导致组织软弱涣散，各行其是。这两种思想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中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提意见，提真意见，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在思想上要不断提高民主素养，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广泛听取广大党员干部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集中，把各方面分散的、不同的意见掌握全、掌握准，提炼概括，凝聚智慧，统一思想，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一切重大问题和决策，经集体讨论和决定后，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坚决防止离开决定自由行动，也决不能在执行过程中打折扣、搞变通。
新时代反对分散主义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化政治巡视
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必须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规矩包括党章、党纪、国家法律以及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一是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遵循组织程序，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不超越权限办事，养成汇报、请示的良好工作习惯，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党章为行动总则，在党组织里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绝不容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搞分散主义，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三是要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各级领导干部要端正自身行为，将党员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牢记党纪国法，自觉抵制不良诱惑和资产阶级的腐蚀，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四是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特别是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到工作中和行动上，坚持执纪必严，有违必查，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肃惩治违纪行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对于那些无视中央权威，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政治纪律处分。
反对分散主义，还要深化政治巡视，发挥好巡视监督利剑作用。一是政治巡视要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以党规党纪为尺子，围绕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加强对党章党规党纪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二是政治巡视要发挥“显微镜”和“探照灯”的作用，对被巡视对象进行全方位的“政治体检”，着力从政治上查找、发现、解决问题。三是政治巡视要突出监督重点，把主要领导干部作为巡视重点，切实加强对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监督，抓住管党治党的“关键少数”，找准政治偏差，注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点到面，提高政治巡视的精准性。由于主要领导干部责任重大、岗位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就反复强调：“把这部分人抓好了，能够在全党作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办了。”这对管理好广大党员干部具有重要意义，而通过政治巡视发现主要领导干部违法违规问题，会使巡视利剑的震慑作用得到充分彰显，对广大党员干部起到警戒作用。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孙海星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ZDA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及2020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建党以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机制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研究”(项目批准号：2020MYB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
责编/谢帅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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