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以“哲欣”为笔名，在《浙江日报》头版《之江新语》专栏撰写了230多篇短评，后来这些文章结集成《之江新语》一书出版。请您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诞生过程。
周咏南：《之江新语》专栏缘起于2003年2月，浙江省委召开“两个年”（指转变作风年和调查研究年）活动总结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习书记要求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大局高度，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调查研究，就是我一开始介绍的，他强调调研工作必须牢牢把住“五个字”要诀的那次。他讲道：“调查研究最关键的是要解决问题。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所谓的调查研究，一是劳民伤财，二是扰民，到下面去也没有个目的，为了下去而下去，为了在报纸上登一下、电视上亮相而下去。我们调查研究一定要深，一定要实，一定要细，一定要准，这样才有一定的效果。”习书记类似这样的精彩论述还有很多很多。他以“哲欣”为笔名，在繁忙的工作中，坚持写系列评论式的文章，这就是后来在全国乃至在国外形成巨大影响的《浙江日报》头版专栏《之江新语》。“之江”就是浙江，“新语”就是新的言论，“哲欣”则取了浙江创新和浙江声音的谐音。这些《之江新语》思想性、针对性、时效性都很强，语言简洁明快、观点敏锐清晰、形式生动活泼，讲道理浅显易懂，不空发议论，言之有物、持之有理、文风朴实，或赞美表彰、张扬正气，或批评鞭挞、斥责歪风，或分析道理、揭示规律。这些短评，鲜明提出了推进浙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主张，及时回答了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之江新语》第一篇题目就是《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发表出来过了几天，习书记就问我们反响怎么样，我说：“反响蛮不错的，大家都来问我这个‘之江新语’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们这是浙江的声音，是省委书记的声音。”他说：“好，就是让大家知道，这是省委书记在考虑的、关心的、思考的、要抓的事情，这种用‘之江新语’的形式，也是推动工作的好方法。”
《之江新语》专栏就这样持续了下来。专栏的内容就是习书记讲话中一些金句。其中，有的是习书记下乡调研时的即兴讲话，有的是座谈会上交流的精妙比喻，有的是习书记在汽车上与同志们交谈时的一些观点，还有一些是习书记在会上讲话时的插话。
可以说，《之江新语》刊登的一系列短评，是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的闪光思想、重要观点、深切感受的集中体现，是他在浙江大地思考与实践的宝贵结晶，是他在省域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的科学总结，是国内外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之江新语》也有力佐证了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萌发地。
2007年3月下旬，习书记即将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还有4篇稿件尚未刊登，我就尽快整理并发表。这样，《之江新语》从2003年2月25日发表第一篇，到2007年3月25日收尾，共232篇稿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8月结集出版。由于深受广大读者喜爱，2013年11月后陆续重印再版，还在许多国家发行。
采访组：您是《之江新语》从发表到结集成书的见证者，请您给我们讲讲《之江新语》背后的故事吧。
周咏南：我深知《之江新语》每一篇的背后都有着习书记主政浙江期间的动人故事，既有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主张，也有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的生动阐述，篇篇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彰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娴熟运用。我举几个例子谈谈“背后的故事”。
习书记在浙江，讲得比较多的就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这个思想也以短评形式收录在《之江新语》中。其实习书记关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思想，都不仅仅是立足于浙江这么一个省，而是放眼全国甚至世界来审视和思考的。比如当时浙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企业要去外地办企业，有些地方政府就会把留在本省的该企业税收提高，之前给的各种优惠政策也会取消掉，说到底还是不想让企业离开本土。但事实上，浙江是一个陆域面积只有10万多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又相对匮乏的省份，发展空间并不大，如果都局限在本省，土地和其他资源都会制约浙江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样的困境，习书记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领导干部要开拓眼界和思路，更要有全局观。他提出一个“地瓜理论”，就是说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同样，我们的企业主动走出去，并非资金外流、企业外迁，这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全国发展浙江”的需要。习书记认为，对此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积极推动，乐见其成。“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首先是一种全局意识和政治责任。中央明确要求东部地区认真做好对口帮扶和对口支援工作，加强同中西部地区的合作，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浙江是全国的浙江，必须始终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加快自身发展，不折不扣地完成对口帮扶和对口支援任务，主动参与服务西部大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积极推动长三角地区联动发展，努力为全国大局作出积极贡献。
习书记经常说，“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也是必然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但原有的一部分优势正在逐步弱化甚至消失，面对产业升级的动力、企业发展的张力、要素制约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必须寻找新出路，拓展新空间。只有“跳出去”，才能天高地阔，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只有“走出去”，才能任尔翱翔，激发更为持续的发展动力，使浙江在与各地交流与合作中，进一步强化发展优势，为加快浙江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可以说，习书记这一思想不仅对于当时的浙江发展，而且对现在的浙江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在具体实施层面，习书记还强调“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浙江人历来就有走南闯北经商、漂洋过海创业的传统，百万浙商大军在市场经济驱动下，奔赴全国各地投资，开发资源、开拓市场，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被人称作“浙商现象”。对此，习书记提出要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开明大度，乐观其成。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主力军作用，坚持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方针，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积极引导和鼓励浙商参与各个区域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浙江与中西部地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共同发展。
同时，习书记还强调注重坚持统筹兼顾。要立足自己，苦练内功，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现代农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把自己做大做强做好。这是“跳出浙江”的前提。
在此基础上促进产业的梯度转移。习书记在基层调研时，往往辩证地说，一方面要从长远来谋划，尽力为浙江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腾出空间；另一方面要从全局来谋划，为中西部地区发展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腾出空间。要妥善处理“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既为浙商走出去搭建平台、做好引导，又为引进高层次产业和人才创造良好环境，更好地利用省内外的资源和市场。习书记还经常提醒大家，要正确认识“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的关系，把在外浙商与浙江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结起来，促使在外浙商更好地为发展浙江服务。
为了实现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习书记还提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两鸟论”，均被收录在《之江新语》里。他并不是生硬地抛出“两鸟论”，而是用鲜活的语言表述出来。他说，那些噪音大、哇啦哇啦乱叫的鸟，吃得多、产蛋又少，我们要把这种“鸟”放出去，给浙江的产业转型升级腾出发展空间。习书记还考虑得非常周全，提出让大家进一步思考把这些“鸟”放到哪里去的问题，提升发展的针对性、有效性。
《之江新语》里也有这么一篇文章《从“两只鸟”看结构调整》。习书记说，打个通俗的比喻，就是要养好“两只鸟”，一只是“凤凰涅槃”，另一只是“腾笼换鸟”。所谓“凤凰涅槃”，就是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省和品牌大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变制造为创造，变贴牌为创牌，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浴火重生、脱胎换骨。所谓“腾笼换鸟”，就是要拿出浙江人勇闯天下的气概，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积极参与全国的区域合作和交流，为浙江的产业高度化腾出发展空间。并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起来，引进优质的外资和内资，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弥补产业链的短项，对接国际市场，从而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
习书记在多种场合都强调，实现“凤凰涅槃”和“腾笼换鸟”，是产业高度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这种对更高境界的不懈追求，也是“浙江精神”在新时期的生动体现。
再比如，习书记常用一些鲜活比喻，反映干部使用和队伍建设上时常会遇到但又很难解决的问题。比如《之江新语》中有一篇题为《不要引导领导干部当“满票干部”》。他在文中说得很明白：“不能形成‘唯票’的导向，不要引导领导干部当所谓的‘满票干部’，否则就会引导干部当‘老好人’，不敢得罪人，甚至拉票、贿选。”当时是怎么谈起这个问题的呢？大概是在2003年，习书记与当时一位负责干部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和其他几个部门的负责同志一同去衢州调研基层党建工作。坐在车上的时候，习书记就问他们：“现在提拔干部，大多需要公开竞聘、公开考试，差一票、差一分都不行。很多干部动不动就是满票，搞得大家都不敢得罪人。因为我批评了你，你对我肯定就有意见，最后不干工作、不担当、不作为的老好人得票反而最高。这样长期下去，我们的干部队伍，最终会成为一支怎样的干部队伍呢？”习书记当时就表示，组织上不要倡导干部当满票干部，组织部门在选拔过程中也不能唯票。
还有一次，习书记去一个市调研，谈到了党委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座谈会上，他先让市委书记汇报，然后请市长再讲一下。市长当时就推辞，说书记都代表我了，我就没什么可讲的了。习书记就半开玩笑地问市长：“你说这话是真心话呢，还是觉得书记比你大，你就客气一下，不讲了呢？”市长说是真心的。习书记说：“是真心的就好。但不是说他都代表你了，你就不能讲了，你也可以讲一下。”
这位市长很感动，马上谈了自己对工作的想法，习书记接着说：“一个班子，无论是书记、市长还是其他同志，在一起工作，是一种缘分，是非常难得的。书记、市长要唱好二人转，你一个人拿着个手帕在那里转得再精彩，另一个人不配合，也不好看。一个班子其实也是一台戏。不光是二人转，大合唱也是一样的，要是四五十个人的大合唱，有人在后面偷懒，嘴巴动动，可能看不出来。五六个人、六七个人的班子组在一起搞合唱，谁只动嘴巴不出声就一眼看出来了。不能滥竽充数了。班子的团结和谐非常重要。”习书记的这个形象比喻后来以《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为题发表在《之江新语》栏目。文中讲到，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组织，对有些事要拿得起、放得下，豁达一些，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在合作共事中加深了解，在相互支持中增进团结，形成领导班子的整体合力。
习书记还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他认为，“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之江新语》里有一篇文章《从“两种人”看“三农”问题》，习书记在文中说，城乡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城乡二元成为一种体制，就人为地造成了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差别。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把所有的农民都搬到城里来，让农民都变成市民，而必须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减少农民的同时，统筹城乡发展，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公共资源的投入由城市为主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把传统农业改造建设为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能持续致富农民的高效生态农业，把传统的村落改造为让农民也能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的农村新社区，把传统的农民改造为适应生产分工发展要求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推进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建设，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现代文明。习书记说，通过这样一个全方位的发展和变革，逐步消除农民和市民在实质上的差别和身份上的巨大落差，而只是社会职业分工的不同。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他工作的重中之重。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八八战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生态省建设到美丽中国建设，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从文化大省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乡村振兴战略，从海洋强省到海洋强国，从“两只鸟”到高质量发展，从“两只手”到全面深化改革，从“三笔账”到全面从严治党，从浙江党建八项规定到新时代党的建设，从浙江三个不“为”到中央三个不“腐”，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到“一带一路”，从浙江山海协作到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很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都可以在浙江大地找到源头，《之江新语》也将习书记的重要思想和精辟观点忠实地记录了下来。这本书对全国广大干部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据我了解，全国很多干部研读了这本书后，都觉得既深刻，又接地气，也很实用，有的干部把它作为案头的工作必备读物。不仅国内，国外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这本书，通过这本书了解浙江的发展，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理念。
可以说，习书记主政浙江的这段历程，对他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和发展，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像他离任浙江时讲的那样：“我在浙江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学到了许多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东西，学到了许多在以往的经历中学不到的东西。”他的智慧与韬略，在浙江这片热土上得到了充分实践，而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广大人民的热爱，也都深深浸润在《之江新语》的字里行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