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对外合作将不断深化，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主动地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乃是近三百年来以工业化为主线、以大国驱动为特征的国际分工演进的量质之变。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不少国家已经开始自我调整、自我革新，以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动力被撼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进入系统性重构期，正在发生大调整大变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美国作为分工体系主导者的“激进内卷”，即从美资跨国公司全球建链扩张转为美国政府主导的破链重构，疯狂炒作“经济脱钩”、制造“政治隔断”，试图人为切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破坏性重构”，必将导致高成本、低效率的后果，让已陷入衰退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相比之下，我国和广大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工业化所带来的全球生产格局变化，则是推动国际分工体系大调整大变革的基本力量。基于这两股力量的博弈，国际分工体系有望形成一种“先内卷，再外延”的重塑平衡模式。
在新发展格局下，面对国际分工体系的大调整大变革，我国要树立更加理性、更加宏大、更加包容的世界观，坚持和平发展、坚持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新体系、新秩序构建的合作效应。从融入既有分工体系转向携手构建一个新型分工体系，努力建立一个更为多元、更有活力、更加公平的国际分工新秩序;从被世界包容到包容世界，继而通过双向包容实现更高水平的合作共赢。我国要立足国际分工演进规律，统筹思考参与国际分工的新目标新优势新角色，更好把握分工重构的主动权与合作发展的新机遇。
就分工目标而论，要集聚全球先进要素，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坚持多边主义，在国际和区域空间维度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深度参与更高水平的大国分工竞合，不断优化国内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借助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以及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平台，推动开放合作中的制度创新，以达成更高水平的规则共识，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强对全球发展的制度供给力和价值辐射力。
就分工优势而论，要培育内源主导、内外联动的内生发展能力，发挥技术、市场、资源、制度、产业等多要素系统集成优势。围绕技术创新和内需培育，系统考量而不是孤立地谈技术创新或者抛开产业及科技创新谈扩大内需，使依附于全球价值链的传统经济体系跃升为价值链自主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聚焦生产和消费，以新型工业化为主轴，沿区域和产业维度构建并拓展自主内生的国家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以我为主、合作共享”的对外开放，履行大国责任，推动国际分工体系良序演化。
就分工角色而论，要在“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明确全球价值创享中心的角色升级。“世界工厂”意味着完整的生产体系配套，“世界市场”则意味着有力的市场需求支撑。“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的融合，绝不仅是生产环节与消费终端的简单匹配，而是可以通过供需机制、分工演进机制产生“化学反应”，从而对知识溢出、技术创新、人力资源培育等形成强刺激，凸显我国作为全球先进要素价值创造分享中心的独特地位。发挥大国产业体系特殊的安全保障效应，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保障，推动国际分工体系在国内区域和产业维度上延伸，实现国内分工体系与国际分工体系的融合互动。
我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必须着力发展消费引领的内需体系、垂直整合的产业链体系、以我为主的供应链体系、互利共赢的价值链体系、内外融合的市场体系，构建强大的国内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