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着不同的制度根基、治理逻辑和治理能力。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根基是在金融资本削弱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形成的，新自由主义的治理逻辑和治理能力造成了一系列管不住的重大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具有管得住这些重大问题的制度禀赋。中国重大问题管得住，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现代性重大问题的治理能力，对重新唤起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对丰富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下全球性问题的治理，都具有重大的、世界性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
治理能力 制度优势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重大问题能否管得住，是检验社会制度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着不同的制度根基，也有着不同的治理逻辑和治理能力。新自由主义制度是在金融资本削弱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形成的，秉持“正当优先于善”也即个体自由优先于公共福利的治理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根基是在近代中国反抗金融资本帝国的斗争中锻造出来的，秉持“正当与善相统一”的治理逻辑。新自由主义管不住公权力让渡给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日益膨胀、产业空心化、工薪阶层贫困化、政治极化、右翼民粹主义泛滥、疫情蔓延等问题，而管得住上述重大问题，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标识。
西方新自由主义制度管不住的重大问题
新自由主义制度秉持“正当优先于善”的治理逻辑。新自由主义离开生产关系而把抽象个人的人格权、把抽象个人之间的契约自由、法权自由看作是人类自由的终极表现。新自由主义认为符合契约的就是正当的，符合契约的就是正义的，哪怕契约关系所造成的结果是恶的。众所周知，契约自由在古希腊的时代曾造成了债务奴隶制，在资本主义时代，尤其在晚期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契约自由也造成了越来越大规模的债务奴役制。在当代西方契约制度下，真正发展起来的是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权力。金融资本的统治是造成当代西方各类重大问题的根源，而新自由主义从其“正当优先于善”的治理逻辑出发，却没有能力和手段管得住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这是因为金融资本违背了而非遵循了新自由主义的契约自由和“正当优先于善”的原则。
公共权力让渡给金融资本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利用抽象人的逻辑，在人人同意、底线共识的基础上演绎出一个最小国家、极小国家的理论。自由主义认为：“宪政无关主义”，底线共识基础上的最小国家是中性国家，只作为纯粹中立的机关存在，国家对价值的选择和判断保持中立，而把价值判断交给个人、社会团体、宗教、政党等。自由主义宪政所中意的不是民主，而是共和。自由主义的宪政共和主义，要求每个人，无论是寡头还是劳动者，都被当作具有同等权利的公民来保护。新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包含着对民主制度的防范和削弱，因为民主制度承认少数服从多数，而自由主义认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不合法的，这会导致多数对少数的合法剥夺，造成所谓“多数的暴政”“民主的暴政”。自由主义宪政不是要求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求每个人服从原始的契约。美国宪法的精神靠大法官来解释，而这种解释所依据的原则是：每个人都是理性人、自由人，每个人的自由权不能受干涉，既不能受封建君主的干涉，也不能受民主的干涉。在这一系列的制度理念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下，新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造成了日益坐大的金融资本，金融资本通过国债制度牢牢地控制住了国家。截至当地时间2021年3月1日，美国国债规模超过28万亿美元。①国家成为金融资本的债务人，公共权力让渡给了金融资本。自由主义认为“宪政无关主义”，但实际上，自由主义宪政保护金融资本，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累进税，反对福利国家。公共权力在市民社会“守夜人”的名义下，实际上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守夜人”。
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日益膨胀、产业空心化的问题。金融资本是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等职能资本的集中、垄断和融合中产生的大货币垄断资本。金融资本支配了产业链、商业链和信用链的核心环，又通过定价权、地产金融、投机国债、制造和利用危机、支配货币发行权等途径建立一套寄生性的积累机制。金融资本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像密网一样缠住社会，成为与社会生产者阶级相对立的特权资本。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寄生阶层膨胀，导致制造业成本增加，导致产业海外转移，导致发达国家自身制造业的空心化。金融资本进行全球劳动力套利，从底特律、芝加哥到墨西哥、南美，再到东南亚、中国，美国制造业外移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美国经济中，1951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61%，制造业产出占总产出比重高达38.66%，之后一路下跌。2009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制造业产出占总产出比重下降为11.78%、18.10%。2012年后两项比重再度出现下降，2018年已跌至11.28%和16.99%。②在奥巴马和特朗普任内，美国都提出了制造业回流计划，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效。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并未受逐渐升级的贸易摩擦影响而呈现正向、稳定上升的局势，反而继续出现外流。③
工薪阶层贫困化的问题。世界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东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但是，在已经基本消灭了绝对贫困的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相对贫困日益严重起来，成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一个新的、结构性的难题。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是造成美国贫富分化的基本原因。美国失业更严重，普通劳动者不仅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被剥削，在生产过程之外还经受债务盘剥、遭受因通货膨胀而发生的间接剥夺等。新自由主义以减税、降息、印发货币的方式来刺激金融资本、维持金融资本的信用、拯救金融危机，但是对金融资本的这些救助方式，是利用社会的财富来救助社会寄生阶级，是劫贫济富的政策，这加剧了工薪阶层的贫困化。普通人、劳动者、大学生、普通蓝领乃至中产阶级中下层的白领，在失业、债务负担、福利削减、货币贬值等压力下，贫困化程度日益加重。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是新自由主义试图加以回避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金融资本积累造成的、试图摆脱却不断被加重的死负荷。
政治极化和右翼民粹主义泛滥的问题。金融资本通过生产革命、流通革命和服务于生产的信用革命来积累，这是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金融资本还通过定价权、地租、国债、金融投机等途径来积累，这是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金融资本不仅存在上述两套积累机制，而且在这两套积累机制之上，还建立了一个更大的悖论逻辑：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陷入危机的时候，它试图通过放大寄生性积累来解决危机，比如进一步投机房地产、寻找新的泡沫代替旧的泡沫、通过支配货币发行权印发货币来解决危机等，结果不但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使危机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继续积累起来。凯恩斯主义以国家负债的形式解决不了危机，新自由主义以量化宽松的方式也不能解决危机。在此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并以转嫁危机的方式来掩盖危机。为了转嫁矛盾，右翼民粹主义把国民身份的差异凸显出来，主张美国人跟其他人不一样。在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种族骚乱、政治分裂、治理危机频现。在国际上，美国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带头破坏世界体系规则。
生态危机、疫情蔓延等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生态破坏，导致碳排放剧增、酸雨蔓延、大气污染、土地贫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除生态危机外，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还遭遇过若干次烈性疫情的袭击，目前，全世界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之下。烈性疫情治理，需要明确传染源、检测感染者、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医治患者、保护医生安全、提供有力的社会物资保障、维护社会秩序、防止次生灾害等。总之，烈性疫情的性质本身决定了疫情治理需要总体性的治理模式。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文化、制度理念和制度安排，不适合治理这些总体性的社会问题。自由主义奉行主权分裂原则，使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互相牵制，这种制度安排降低了公共权力的执行能力。自由主义制度文化只管程序正义、不管实体正义，在美国，公立医院资源有限，社会福利体系萎缩，这些都大大降低了美国应对疫情的能力。自由主义国家既没有意志，也没有能力选择总体性抗疫模式。目前，因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的人数超过了美国在二战中死亡的人数。2020年全球的GDP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负增长最严重的一年。美国商务部2021年1月28日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受疫情冲击，2020年美国实际GDP萎缩3.5%，创下了1946年以来最大年度跌幅。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得住重大问题的制度根据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制度秉持“正当优先于善”的治理逻辑，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则秉持“正当与善相统一”的治理逻辑。不同的治理逻辑根源于不同的制度根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根基是在金融资本剥夺国家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根基则是在近代中国反对金融资本帝国的斗争中锻造出来的。在近代反对金融资本帝国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中，在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民主党派第三条道路等的探索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才消灭了金融资本帝国及其代理人的统治，从而锻造了一条新型的现代化道路，为管得住现代性困境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提供了制度基础。
中国制度的根基是在突破后发国家现代化难题的重围中锻造出来的。在近代，金融资本帝国与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相结合，占有了重工业、交通运输、石油、矿山等资源，支配了中国的银行、金融和财政，掌握了中国的经济主权。金融资本帝国向中国勒索赔款，并迫使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为了对外支付巨额赔款，巧立名目的种种新税层出不穷，各级官吏中饱私囊，广大民众陷入贫困深渊。金融资本帝国扶持代理人的统治，直接巩固了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落后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⑤。在与势力庞大的反动阶级的搏斗中，中国锻造了社会主义新型现代化道路的制度根基。
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近代，中国各种力量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过各种努力。维新派试图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以实现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但他们不敢否定封建主义，最终只能以失败结束。辛亥革命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混入革命营垒，最后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辛亥革命还幻想以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为条件换取帝国主义列强对自己的支持。某些中间党派、中间人士试图以和平、合法的手段争取自身的合法地位，但内外结合的反动统治势力还是不断地用暴力对他们施加迫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创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推翻了金融资本帝国和官僚买办阶级所支持的政权，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上，创造了民族独立和自主发展的政治条件。
中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在不触动金融资本帝国及其代理势力的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也没能改变中国落后的土地所有制，没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反而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借口，维护官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南京临时政府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债来换取列强的承认，结果导致革命夭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权和垄断性的大官僚买办资本，使民族工商业、中小产业资本、手工业者获得更自由的活动条件，使它们避免寄生阶级的剥削并发展产业。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人民政府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金融企业，消除了地主阶级和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所支配的寄生性生产关系，为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了生产关系基础。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价值取向。亚里士多德认为，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政体才是正常的政体，如果仅仅是为统治者服务，那就是“变体”。如果一个人统治，为了全体人民则是君主制，为了个人自身则是僭主制；如果少数人统治，为了全体人民则是贵族制，为了少数人自身则是寡头制；如果多数人统治，为了全体人民则是民主制，为了多数人自身则是暴民制。但是，在历史上，奴隶制或封建主义政权，不可能做到政治为了全体人民。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政权，形式上做到了全民国家，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全体人民，但是在金融寡头支配经济权力的情况下，国家权力沦为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孙中山先生曾反思中国革命为什么难以成功，认为原因不在于反动势力的强大，而在于革命党自身所接受的欧美思想存在缺陷。他认为，欧美的自由、平等思想是从个人出发的，在此思想基础上结成的革命政党，常常是多则一两年，短则几个月，就在谋求个人的自由平等中消失于无形。黑格尔曾经设想用伦理国家解决市民社会中的矛盾，他的这一思想后来演化为社群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上，“为人民服务”的制度价值取向才成为真实的。
中国共产党是自我革命型的先锋队政党。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治下的政党具有不同的原则。卢梭、华盛顿、亨廷顿等都指出了党争政治的弊端。他们认为：党争往往分裂社会，挑起派系对立，造成冲突，干扰公共意志的形成；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妨碍行政效率；加剧政治动荡和衰弱，助长贪污腐败；使国家门户打开，为外国势力的影响和腐蚀大开方便之门。和自由主义宪政制度下的党争政治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以不断的自我革命来克服与人民群众相脱离的问题。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强调，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人民公仆”，应与群众同甘共苦，并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同时制定了学习、整风、干部下放、将军当兵、调查蹲点、参加体力劳动等制度。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把党的自我革命提升到战略高度来推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管得住的实践样本
重大问题管得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样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自我革命型的先锋队政党等实体性制度的基础上，秉持“正当与善相统一”的治理理念，管住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所管不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管得住公共权力腐败，避免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公权力让渡给金融资本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以打破“常例”的态势向前推进，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党内法规，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了监督合力。检察机关受中央机关领导，顶住地方和私人的干预，同各种违法行为和官僚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许多过去没管住的问题管住了。反腐败工作增强了公权力的公信力，巩固了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建构了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管得住经济寄生化、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李嘉图就担心因为地租增加而影响产业资本积累、导致产业利润率下降的问题。李嘉图学派甚至提出土地国有化的纲领以消除寄生性的土地所有权，解放产业资本的活力。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继承并发挥了这一主张，列宁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主张，认为土地国有化可以消灭绝对地租，在廉价的土地上发展产业。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消除了寄生性的土地所有制以及其他寄生性的所有制关系，为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克服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投机性，避免了西方那种经济寄生化、制造业空心化的局面。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连续11年居世界第一位，在联合国公布的产业目录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管得住西方那样的工薪阶层日益贫困化的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将脱贫攻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的责任机制，形成了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恢复扶贫、易地搬迁扶贫、金融信贷扶贫等六大扶贫模式。到2020年，中国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脱贫。中国制度不仅具有解决绝对贫困的能力，也具有解决相对贫困的能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意味着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相对贫困”会成为未来扶贫工作的核心内容。
管得住政治极化和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政治上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主动性进一步加强。党和政府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未来规划中，共同富裕是一个鲜明的价值导向，缩小贫富差距是避免政治极化现象的根本。同时，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深入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坚决防范“藏独”“东突”，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全力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中国避免了西方那样深度的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现象，近年来，人民的爱国热情高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度不断提高。
管得住生态危机、疫情蔓延等社会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央下大决心推动解决环境问题。在气候变化、环境治理方面，中国在巴黎协定以及其他重要国际场合展现了坚定立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支撑，“两山”理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从实践到认识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央当机立断，提出了阻击战、总体战、人民战争的抗疫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百年未有大变局下中国重大问题管得住的世界意义
中国重大问题管得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世界意义的实践样本。这一实践确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反思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治理困境提供了坐标，为解决后发国家现代性治理难题提供了有益经验，为世界大变局下全球性问题的新型治理方式提供了可能的选择。中国重大问题管得住，在苏联解体之后重新确证了社会主义的制度能力，为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提供了新的实践依据。
中国重大问题管得住，确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治理能力。社会主义改变了国家作为金融资本“守夜人”的角色，克服了西方金融资本主导的积累制度，破解了新自由主义制度体系所无力解决的现代性难题。重大问题管得住的实践，也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能力提供了经验基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仍然有很多艰难险阻。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继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树立自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提升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能力。
中国重大问题管得住，为反思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治理困境提供了参照。西方新自由主义制度有两个承诺：第一，保护每个人在法权上的平等地位；第二，造就一个富足的橄榄型社会，解决经济不平等的问题。但是，在自由主义秩序之下，金融资本的剥夺性、投机性、寄生性积累造成了社会分裂，而深刻的社会分裂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的承诺。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了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制度所依据的理论前提、政治制度、所有制关系，避免了新自由主义逻辑遮蔽下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为反思西方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治理困境提供了参照。
中国重大问题管得住，为解决后发国家现代性治理难题提供了有益经验。金融资本帝国和落后国家金融贵族、土地贵族等寄生集团的联合统治，阻碍着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落后国家长期受制于金融资本帝国的统治秩序，在文化上也受金融资本帝国的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意识形态体系的禁锢。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就是普遍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后发国家要想走向现代化，必须模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大部分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模仿并没有把他们引向现代化，而是引向了现代化陷阱和现代性治理难题。中国重大问题管得住的实践，为后发国家解决现代性治理难题提供了制度示范和有益经验。
中国重大问题管得住，为世界大变局下全球性问题的新型治理方式提供了可能的选择。中国道路制衡了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帝国的世界统治、避免了第三世界国家所陷入的新自由主义陷阱，具有引领全球化新阶段的制度潜能。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时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和新的生产力相匹配的。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市场规模、经济发展体制具有推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潜能，可借助于大数据、信息化、智能化，创造新型的智能社会主义，为人类未来的进步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是中国制度的使命。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获得了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诸多国家的支持。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开放原则，推动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捍卫者。
中国重大问题管得住，在苏联解体之后、在西方世界陷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格局下，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制度信心。通过社会主义的国有制，把金融寡头所支配的生产资料转化社会联合所有，在此基础之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否定了金融寡头对社会公共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优势所在。戈尔巴乔夫把“垄断”与党的先锋作用等同起来，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蛊惑性口号。叶利钦提出“党应该摆脱任何国家职能”，把民主集中制斥为“硬性集中化”“等级命令制”“兵营式的等级纪律”，要代之以“普遍民主的原则”，篡改了列宁关于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规定，要使共产党变成任何人可以自由出入的西方一类的政党。苏联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为俄罗斯设计了“休克疗法”的私有化方案，使各种公共的生产资料落入私人寡头手中，复活了寄生性的金融资本积累关系，劳动者、工薪阶层、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在苏东剧变之后，中国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制度旗帜，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再度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能力，重新唤起了对社会主义的制度信心。
综上，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着不同的治理逻辑和治理能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管得住的实践，为增强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并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中国的治理体系，为反思西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自由主义制度的局限，为解决后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难题，为改进世界大变局下全球性问题的治理方式，提供了参照、经验和示范。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价值研究”以及教育部重大委托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项目编号：19JZDZ01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当数字创纪录超过28万亿美元，这些美债谁来买单？》，央视新闻客户端，2021年3月3日。
②③王韵：《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能否吸引制造业回归美国》，《华北金融》，2020年第4期。
④郭言：《疫情下全球经济呈现新特点新趋势》，《经济日报》，2021年3月15日。
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
责编/张忠华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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