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乡村善治不单是社会环境平安无事，还意味着干群和谐积极有为。在城乡融合过程中，乡村治理问题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方面自治活力不足，“空心化”变迁导致乡村社会公共性普遍弱化，治理主体缺乏组织抓手，农民群众缺乏参与意愿和渠道；另一方面则是行政重担下压，国家投入大量政策、资源下乡，村级组织疲于应对项目管理等行政事务，群众工作难免有所忽视。乡村治理方式创新的重点，就在于协调这两方面问题。近年来，在对我国南部各省乡村的调查中，笔者发现国家大力推进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正在成为激活乡村治理的组织抓手，在协调行政与自治关系、密切干群联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以往大家主要思考如何在乡村善治基础上促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却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对乡村治理的促进作用缺乏讨论。
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从“三年行动”到“五年提升”，各地基层为落实中央决策，一直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维持着较高的人力、物力投入。要使农村环境美，除了完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群众参与、组织机制建设也不可或缺。乡村治理效能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
其实，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切入，提高乡村善治水平的路径具有独特优势。首先，环境整治“人人应参与”，为乡村治理提供正当性。人居环境是乡村社会最大公共品，与每一位村民（无论干部或群众、党员或非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紧密相关，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关心着自己生活居住的环境。其次，“人人能参与”，为乡村治理提供参与平台。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具有可视、可观的特点，成效与不足皆一目了然，相较乡村其他中心工作较少知识性或经济上的参与门槛，也就易于上下联动、多元参与。第三，“人人愿参与”，为乡村治理提供动力源。正因为乡村环境看得见、摸得着，与生活息息相关，也就与村民的治理获得感、成就感密切相关，容易开展动员教育。故此，联干群、扩参与、好动员，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组织抓手，地方基层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好经验、好做法，客观激活了村民自治能力，实际推进了乡村治理的创新发展。
以家户治理为重点，增强“户—村”联结。如湖南桃源县“美家美户，美丽庭院”行动，涌现一批环境卫生协会、清洁理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通过党代会、村民代表大会评选产生，以党员为领导，以村乡贤或关心村内公共事务的小组长、热心村民为成员。先以运动式治理为手段，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党员庭院首先整洁干净，然后挨家挨户上门动员群众，督促甚至代为清扫庭院。运动式治理后，就要相应建立常态化机制。茶庵铺镇铁山溪村的环境卫生协会每周评比“十佳庭院”与“十差庭院”，照片在公示栏和村庄微信群公示，“比学赶超”氛围引起村民极大关注。不少在外打工青年回来就向环境协会咨询“为何把我们家评得差”，户户关心的变化，正意味着村庄公共性的加强。
以自然村、村小组为治理单元，增强“村—组”联结。如海南琼中县，推行融“自查、自评、自议、自改”于一体的“小单元竞赛”机制。首先，村委会在政府引导下成立环境卫生整治小组；其次，设每周一次的“卫生整治日”，让各自然村内党员、村干部、小组长领导农户定期配合保洁员完成其责任范围内的清洁工作。第三，环境卫生整治小组在“卫生整治日”后为各自然村环境整治情况进行检查，反馈整改问题。第四，自我评议与激励，卫生小组协商对各自然村进行评分，评分将进行周排名、月排名，以大表格形式在各自然村村口张榜公示，村干部和普通群众既能看到本周排名，也能看到当月起伏，促进了环境教育与群众监督参与。此外，根据结果，环境卫生整治小组活用专项经费建立“短期提升小嘉奖、长期评优大嘉奖”的奖励机制。“村—组”两级积极性的调动对南方松散自然村治理机制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以层层评比为治理手段，增强“基层政府—乡村”的上下联动。如海南保亭县的“四级红黑榜”制度，即对“农户、村小组、行政村、乡镇”四级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月度优劣评比。村小组评组内农户，行政村评比各村小组，乡镇评比各行政村，县政府评比各乡镇，通过多层级、长时段的评比找到问题，明晰责任，明确奖罚。
综上可见，认真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往往会给乡村带来组织化程度提高、公共性议题增加、自治制度创新、群众参与扩大、干群联系紧密、利益联结增强等叠加效应，客观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各地区对此应加以重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因为专项资金充足，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只重基础设施投入，村庄清洁依赖政府购买服务，反而对自治力量的探索与运用有所忽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在求美，而“美治”当是乡村善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治理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在具体实践中应有系统性、辨证性思维，将乡村治理与其他基层阶段性中心工作有机结合以实现创新提升。（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 龚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