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处于一种超越传统意识形态、不仅限于军事和经贸领域、合作与冲突并存、以大国政治为基本框架的全方位的竞争态势和秩序格局。全面竞争不是冷战思维，而是秩序观念；不是全面对抗，而是非零博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大势所趋。它不只是发生在中美之间，而是遍布大国政治的各个角落。中美大国战略的摩擦与碰撞，主要受大变局时代背景的变迁、新政治样态的出现、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在竞争中寻找合作、在合作中克制冲突、在冲突中谋求发展，将是未来较长时段内中美最具现实意义的关系模式。只有认清大国竞争的长期性，承认大国博弈的不对等性，保持大国冲突的适度性，维持大国秩序的开放性，倡导大国关系的公平性，中国才能在全面竞争的时代保持和平、稳定和长期的发展。
【关键词】大变局时代 全面竞争 大国政治 大国战略 后冷战时代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7.001
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拉开序幕。有人认为这只是一场商业竞争，通过常用的谈判手段即可达成和解。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新的冷战，分列阵营、全线较力的铁幕将再度降临。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显然不是。贸易争端只不过是中美大国博弈的冰山一角，科技竞争、文化竞争、军事竞争、资源竞争、货币竞争、人才竞争、空间竞争等早已悄然铺开且状况胶着。而且，这种全面竞争并不仅仅发生在中美之间，美欧、美俄甚至美日、美印之间同样冲突不绝、矛盾不断。中国的情形亦是如此，巨量的商贸总额、惊人的经济指标、强劲的崛起势头，倍感不适的又何止美国？一方面是高度互联、深度依存的经贸体系，另一方面是方寸必争、强势对峙的博弈态势。如何理解这种全新的全面竞争格局，如何看待中美大国战略的摩擦与碰撞，如何定位面向新型大国政治的中国策略，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全面竞争：后冷战时代的秩序格局
当代世界处于全面竞争的时代。所谓“全面竞争”是一种超越传统意识形态、不仅限于军事和经贸领域、合作与冲突并存、以大国政治为基本框架的新型竞争态势和秩序格局。它不是冷战，没有冷战格局下的剑拔弩张、水火不容、左右对峙；它又胜似冷战，比冷战时代竞争得更全面、对抗得更持久。从本质上讲，它是超级大国缺位下多极体系的必然结果，是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的全新架构。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世界都将笼罩在这种全面竞争的世界秩序框架下。
全面竞争不是冷战思维，而是秩序观念。二战后的冷战是以意识形态为底色、以军事对抗为表征、以美苏为核心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格局，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美国与前苏联是世界舞台的主角。由于经济体量上的对比悬殊，两国的对抗主要围绕军事力量展开，同时带动其他各国组成对立阵营。在此情境下，冷战是最具代表性的博弈形态，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各自盟国内部炫耀彼此互不相容、绝对对峙的意识形态及其不可争议的霸主地位”[1]。主权国家的安全是大国博弈的主要内容。苏东剧变后，冷战格局瓦解，但大国竞争态势并未随之偃旗息鼓。只不过，竞争的战场由军事领域转向经贸领域，竞争的主角也由美苏转为美日。美日在军事实力上毫无可比性，再加之经贸体系的内在依存性，两国的竞争并未走向全面抗衡。进入21世纪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差距日益缩小。与此同时，美欧之间的摩擦加剧，俄罗斯也不甘寂寞、动作频频，以美、中、欧、俄为代表的实力集团构成的多极化世界体系日趋明显。显然，美、中是多极格局中最具实力的两个大国，甚至有学者提出G2（美中）格局的大胆设想。与专注军事的美苏争霸、主打经贸的美日之争相比，中美之间的大国博弈呈现另外一番风貌：第一，依存程度更高；第二，整体实力更接近；第三，竞争领域更广；第四，竞争程度更激烈；第五，竞争时间可能更持久。这一竞争格局完全不同于冷战格局，甚至都不能借助冷战思维来理解。
全面竞争不是全面对抗，而是非零博弈。竞争不等于对抗，全面竞争更不意味着全方位的对立和抗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拓展，市场经济和贸易体系的持续深化，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成为当前庞大世界体系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没有谁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独自生存，更没有谁能够孤立于这个体系之外谋求发展。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底色和基调，也是所有竞争和对抗的前提和基础。[2]反恐、反毒、人权、核不扩散等传统议题的破解，移民难民、重大疫情、科技革命、气候变化等新兴议题的出现，远非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凭一已之力坦然应对。眼下，全球正在面临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考验。在肆虐的病毒面前，只有沟通、合作、共享、协同，才能渡过难关。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冲突、在冲突中发展，是全面竞争时代的基本信条和第一原则。
全面竞争不是双边关系，而是大国政治。二战前，欧洲诸侯争霸，列强纷争，难分伯仲。二战后，世界进入冷战格局，以美国和苏联为核心形成了世界范围的两大对立阵营，“在随后的二十年中，冷战进程被一种超越国家权力的力量驱动着”[3]。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东剧变、日本崛起和“历史终结论”流行，美日之争上升为主要矛盾。20世纪9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开启一枝独秀、独霸世界的超级大国时代。进入21世纪，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强国的群体性崛起，美国的相对优势持续下降，世界进入以美、中、欧、俄为代表的多极化格局。“霸权正在衰退，华盛顿已经意识到所谓‘大国竞争的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和俄罗斯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的力量维护利益和价值观，而这些利益和价值观往往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冲突。”[4]大国自身的发展、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甚至决定整个世界秩序的基本动力和核心因素。一个崭新的以全面竞争为特征的大国政治时代已经到来。大国政治的框架下，没有超级大国的唯我独尊，没有单一纯粹的两极对立，没有意识形态的水火不容，没有非此即彼的敌我阵营，只有全面竞争以及建立在全面竞争基础上的协商、合作与共识。
全面竞争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大势所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世纪初的世界是矛盾丛生、明争暗斗的多极体系，直至以世界大战的方式实现终极洗牌。二战后，以冷战为主旋律的美苏两极体系成为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苏东剧变后，由美国主宰的单极体系一度是当时世界的显性特征。直到21世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渐渐拉近了与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的距离，导致美国霸主地位遭遇实质性冲击，多极化体系或“无极化”体系开始形成。[5]这也直接导致美国在2017年和2018年先后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多领域、全方位的“战略竞争者”。[6]纵观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世界体系走过了一个多极（混乱）—两极—单极—多极（竞争）的循环路线。时代的境遇在变，美国的地位在变，美国的对手们或假想敌也在不断更替，而唯一不变的就是各国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不论是否承认“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7]新兴大国的崛起客观上难以避免挑战老牌大国的权威，老牌大国不甘心大权旁落、地位尽失，更不会轻易放弃话语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必然采取一系列遏制措施确保传统格局和优势地位，这既是历史的铁律，也是现实的逻辑。
由此可见，全面竞争时代的国际政治，不是在争一时的长短，而是在争大国的未来。从这个意义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是必然的，是长期的，也是全方位的。短期内不会出现触底的那一天。哪怕一方暂时领先，另一方也绝不会轻言放弃；哪怕一方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另一方仍会奋发图强。
有限合作：中美大国战略的摩擦与碰撞
在当前全面竞争的秩序框架下，影响力最大、火药味最浓、表现最为抢眼的大国博弈当属中美关系无疑。自1979年1月打破坚冰正式建交以来，中美关系转眼已走过40余年历程。前10年，中美关系基本处于磨合和探索期。随后的两个1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市场经济渐入正轨，中美关系进入深度合作期，并逐渐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格局，直至成为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投资国。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两国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开始加剧。2010年，奥巴马政府推出“重返亚太”战略，旨在平衡和防范中国崛起，两国在台海、南海、军售等问题上一度关系紧张。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更明确地将两国关系定位为“全面竞争”。[8]自此，贸易争端、科技争端、网络争端、空间争端、毁约争端等冲突不断，世人担忧中美将陷入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9]那么，中美关系何以至此，又该如何理解和定位中美这种全面竞争的格局呢？其实，决定两国关系的无外乎以下两大关键因素：一是时代背景、新政治样态等外部因素，二是中美国内政治、自身发展等内部因素。
当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20世纪的百年历史相比，21世纪前20年的国际秩序虽偶有动荡，但整体趋向平稳。国与国之间彼此联系，相互依存，尤其在面对诸如市场规则、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反毒反恐、重大疫情等全球性议题时，共识、合作与协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受利益分配不均、民粹主义情绪泛滥、极端保守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声音此起彼伏，[10]但全球贸易体系与市场规则的整体框架和宏观趋势丝毫未变。当然，平稳并不意味着没有变革发生。在全球化、市场化、资本化等大潮的推动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生产总额、贸易总额与投资总额不断拉高，全球经济占比持续攀升。全球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变迁，带来了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大转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11]目前，G20的GDP总额已占全球的90%，贸易总额也接近80%，已是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治理机制，大有将G7取而代之的趋势。此外，“金砖国家集团、上海合作组织等，对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正在产生重大影响。”[12]不可否认的是，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格局，向大变局时代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联手共治的新格局转变。
新政治样态的出现。当代政治具有传统政治、后现代政治和后物质政治多重叠加的复合样态。首先，这种政治无法划分敌我。反毒、反恐、难民、移民、疫情防治、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的应对，民粹主义的泛滥、身份政治的崛起、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国家极化的蔓延等政治危机的解决，很难说是哪个国家的问题或者不是哪个国家的问题。[13]每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身处其中须臾不会离开。其次，这种政治倡导合作。当今全球处于同一个市场规则和国际贸易体系之中。任何两国之间的对抗不仅直接损害两国的利益，更会间接殃及与两国经贸联系紧密的其他国家，甚至可能波及全世界。世界任何热点问题的解决也往往需要大国之间的通力合作。朝核问题就是例证。最后，这种政治大多属于内政。当代各国的棘手困境大多发生在国家内部，如贫富差距问题、失业问题、环保问题、移民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寻找一个对手、打败一个敌人可以解决的。
美国对华政策发生转变。制造业一直被美国看作根本利益之所在。作为冷战时代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制造业曾是美国的王牌和骄傲。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达到顶峰，总产值接近全世界的40%。但进入21世纪不久，这一数值锐减10个百分点到30%。随着第二个10年的到来，占比已不足18%。与美国的直线跌落相比，21世纪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时代。2015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占世界的25%，压过美国成为制造业产出最大的国家。[14]制造业的失势，引起了以传统白人为主体的美国保守派的深度焦虑。还有比美国人更了解当年的“日不落帝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败、将世界霸主的宝座拱手相让的故事吗？正所谓成也制造业，败也制造业。于是，如何使“制造业回归”，如何扭转制造业的“空心化”，[15]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前提和必要保障。自奥巴马时代起，美国就已开始努力。只不过，虽然奥巴马不懈努力，但收效甚微。在极度失望的“铁锈地带”（Rust Belt），传统白人最终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精英特朗普。重塑制造业格局是“特朗普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他在竞选时就承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是要扭转中美贸易逆差，而解决贸易逆差的关键在于重塑制造业新格局。[16]
保持高新科技的绝对优势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最近几年，中国的国产航母下水、大飞机试飞、高科技企业相继崛起、“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引起了美国精英阶层的高度警惕。美国为了确保自己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先进材料等高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必将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的以技术保护、出口限制和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技术竞争策略。其中，5G通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是新一代产业技术革命的发动机，更是中美高新科技博弈的前沿战场。美国先后对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进行强势打压，并于2019年2月11日正式启动“美国人工智能计划”，以应对中国早在2017年7月就已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美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战后日本一度追随美国亦步亦趋，可一旦触及这些重要领域，必遭美国的反制和打击，显然这与意识形态毫无关系。
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很明确：回归制造业的显著优势，确保高科技领域的压倒性优势，以振兴已呈颓势的美国。而中国的战略目标也很明确：中低级制造业持续升级，高科技领域不断突破。如此一来，制造业与高科技领域必将是大国竞争的主战场。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虽未必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战场敌人，但一定是全面较量、你争我夺的竞争对手。因此，特朗普的外交战略就是采取积极主动的对华竞争战略，综合运用政治、军事、金融、外交、地缘等手段，确保以制造业、高科技领域为首的美国核心利益所在。在这一根本立场上，共和党与民主党已达成共识。可以预见，中美的全面竞争格局，不仅会持续整个特朗普时代，甚至将延续相当长的时期。
长期以来，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大体分为三大立场：一是价值论。这种立场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中国将走上与欧美相同的方向和道路，与欧美坚持相近的价值观念，但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他们发现中国的发展道路与价值观念不在其预期之内，大失所望之后转向支持遏制论立场。二是接触论。这种立场认为美中是当前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集团，有共同的利益，有大量的合作空间，应该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后来发现合作起来比较困难，悲观之余开始转向强硬立场。三是遏制论。这种立场认为美中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大国地位构成了挑战，将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视为海外扩张的前奏，鼓吹“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持强硬立场和遏制战略。三大立场一直各持已见，争论不断。2015年末，美国国内围绕中美战略关系是否失败展开了一场全面而深入的全民讨论，达成了如下共识：“接触”战略全面失败、中美进入关键转折期、必须采取强硬态度成为“建制派、反建制派、民主党、共和党以及政界、产业界的一致呼声，美国各界一致认为‘中国崛起’正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17]一度是“特朗普主义”的策划者后又与其决裂的美国总统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相信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非此即彼的全面较量，他曾说：“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战。25年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霸主将是他们。”[18]在美国国内，一大批像班农一样的人认为，中美的对抗势必将长期持续下去，“接触+遏制”（Engagement+Containment）应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总基调。但他们同时也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国家。
无论持温和或激进立场，还是持乐观抑或悲观态度，论及中美关系，无法回避两大基本事实：一是中美之间的全面竞争是真实的，是必然的，更是长期的；二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冲突甚至对抗又以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深度依存为前提和基础。这也意味着，中美关系注定内涵丰富、错综复杂、前景微妙，这与以往任何一种大国关系都不尽相同。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冲突，在冲突中发展，这种新型全面竞争基础上的最大限度之大国合作，将是未来较长时段内中美最有可能的关系模式。
适度冲突：面向大国政治的中国策略
近30年的国际秩序格局，最深刻的变化是传统老牌强国的缓慢衰落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其中，尤以中国的发展最令世人瞩目。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地位的上扬，世界性影响的扩大，作为体量最大、实力最强、后劲最足的新兴大国，中国如何界定自身发展，如何看待自己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如何在全面竞争的秩序格局下保持和平、稳定和发展，不仅关系着本国的国运民生，更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可能走向。
认清大国竞争的长期性。首先，全面竞争是新常态。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从两极体系到单极体系再到多极体系，大国政治的格局与趋势愈加明显。与两极体系下两大阵营的分立对峙、单极体系下美国的独霸天下相比，多极体系下各个大国之间既合作又冲突，既竞争又依赖，谁都不再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谁也不甘居于他国之后。“一个强大的国家只能在单极体系中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因为在单级体系中它不必担心来自其他大国的威胁。另一方面，当世界是两极或多极的时候，大国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因为存在相互竞争的大国。”[19]尤其是随着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全球性角色日渐增多、发挥的全球性影响日渐增强，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冲突与碰撞客观上不可避免。其次，全面竞争不是全面对抗。尽管中美关系以全面竞争为主导趋势，但全面竞争不是全面对抗，不是全面冲突，不是全面遏制，更不可能是全面战争。竞争当中有合作，在合作中双赢，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中美之间在参与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以及商业贸易、文艺体育、学术科研等领域的合作受到全面竞争格局的影响很小。再次，意识形态不是大国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影响着大国政治的走向，但这种作用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更务实、更现实主义的因素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中美之间对立的根本动力并非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利益冲突。即便是双方政治体制的差异在此次冲突中也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更准确地说，利益冲突在特定情况下会使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变成双方彼此攻击的工具，但它们本身并非是冲突的根源。”[20]最后，做好矛盾持久、冲突升级的心理准备。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看来，美国对华的强硬政策是由选民驱动、跨党派、机制化、全国性的变化，不只是由总统个人意志所左右的。谁当下届总统并不十分重要，即使是民主派总统，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也不会有大变化。从这个意义来看，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无限期的全面竞争”。[21]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那也可以把视野放宽，对于未来全球的大国关系，恐怕需要慢慢习惯两件事情：一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强硬姿态会持续，甚至可能变本加厉，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当然是中国，也包括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等；二是美国与其他大国的摩擦和冲突会更多，甚至可能愈演愈烈。
值得注意的是，推崇竞争是欧美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据美联储的报告，2019年处于财富金字塔最顶端1%的美国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总比的39%，较2013年增加了2.7个百分点。[22]正常来说，美国人会更期望政府采取倾向公平分配的政策，但事实是，多数人支持的是特朗普政府，因为后者更强调竞争，更注重效益。而要想推崇竞争，必须先预设一个竞争对手。显然，中国是一个足以让所有美国人确信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崇尚竞争是盎格鲁-萨克逊新教传统（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核心特征，也是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强国家的关键所在，这也被学者们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比欧洲人更能容忍更大程度贫富差距。崇尚竞争也是欧美保守主义文化所推崇的传统，中产阶级之所以坚定地支持特朗普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整体实力的下降恰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里走的是偏重公平的“社会主义路线”，改变现状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让那些依赖福利救济的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如此来说，未来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更加强调竞争的美国。美国的政策转变也必然会促使更多发达国家转而重视与中国的竞争。
承认大国博弈的不对等性。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部分领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尤其在一些依靠国家力量重点投入的高端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从整体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而言，我们与美国、欧洲强国之间的差距依然明显。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往往倾向于追求短平快、功利化的商业模式，在基础科技和尖端技术领域投入不足，短期内无法克服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欧美日的短板。从当前如火如荼的中美竞争态势来看，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完全对等的竞争。相比长期盘踞世界霸主地位、拥有雄厚实力的美国，中国大体处于一种防守、自保的姿态。对于中美竞争，国家层面的认识是准确的，但在社会上的部分群体中还存在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
保持大国冲突的适度性。对于大国竞争的长期性、大国博弈的不对等性，以及内在要求的冲突等，各方要保持冷静，诉诸理性，将矛盾与冲突克制在可控范围，这就是“适度冲突”的真正意涵。首先，认识全面冲突的严重性。从经济规模上讲，美国和中国分属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贸领域相互依存，相存依赖，“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和技术来源地，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消费品和资金来源地；中美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23]如果中美彻底决裂、全面对抗的话，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其次，平衡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在处理有争议领土问题、争取海洋权益等问题上，要从长计议，以长远眼光平衡维权与维稳的恰当关系。再次，避免过度宣扬对抗论调和极端做法。同时，不宜过分强调中美在文明类型、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的根本性差异。在海外拓展软实力方面，尽量采取“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的方式，避免官方直接介入。再者，加大文化交往，逐步消解一些海外对华抵触情绪。对境外非政府组织（NGO），要合理有度地进行分类管理，适时地、有区别地、有选择地加强与世界接轨的深度。最后，高度重视当前中美关系的潜在危险：一是来自美国国内强硬派的激进立场。他们主张以更激烈的对抗来回应中国的崛起和壮大，中国民间也不乏类似声音。但如此一来，稳定、宽松的国际环境可能遭到破坏。二是来自中国自身的制度特性和改革姿态。对如何建设一个全面竞争时代的新兴大国、如何应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如何在大变局时代同时维护繁荣和稳定等重大问题，人们的看法还存在一定的分歧。[24]但必须注意的是，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无法在转型时刻正确选择，可能影响持续发展的大好势头；瞻前顾后、当断不断，未能从关键节点合理应对，可能使大国之路错失良机。
维持大国秩序的开放性。当前的全面竞争与一战、二战时期的热战模式和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不可同日而语。在热战模式和冷战格局中，每个国家处于不同的阵营，每个阵营都是一个封闭的、相对固定的经济集团。领头的国家将经济诉求注入政治主张，然后迫使政治走向激烈对抗，进而催生出战争，最终以战争方式实现经济分赃。当下世界，同样存在相对敌对、彼此竞争的经济阵营，但高度自治的市场、深度共享的全球进程、开放透明的规则体系，使经济阵营的解构与重组成为其常态属性。以经济驱动政治、以政治诱发战争、以战争实现分赃的逻辑已无法推行；也许战争还未酝酿成功，最初的经济阵营已经解散、重组，对立方已然归属已方阵营。逆全球化的声音发酵之前，欧美发达国家一直是全球化的首倡者和推动者。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产业结构和资本样态发生了世界范围的重大变革，新兴经济体抓住时代契机，不断谋求更高更快的发展，美国等传统强国一贯主导的态势和相对利益的优势不断被削弱。于是，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曾经全球化的倡导者，摇身成为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主力军。[25]在欧美各国的理想设计中，世界秩序原本应当由传统大国规划、设计，是传统诸强的封闭游戏，新兴国家既无实力，亦无资格。显然，这种观念与倡导开放、透明、协同、共享的大国秩序理论相背而行。
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念必然影响大国政治的内政与外交。以智造业为例。中国政府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方案，让欧美业内人士忧心忡忡。其政府担忧的是：中国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成为“超级制造大国”，而是要成为“智造大国”。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驾驶、3D打印、工业4.0，这是中国下一步追求的重点，同时也是欧美各国所追求的，于是该领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场域。孰不知，智造业是一种平行竞争关系而不是水平对抗关系，是一种正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中国智造业的崛起与强大，非但对美国的地位构不成冲击和挑战，反而可能为美国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帮助，甚至两国可以在协同、分享中获得共同发展和进步。换句话说，至少在智造业领域，两国是公平竞争：谁有实力，谁就可以抢占先机；谁也无法令对方退出竞争。因为未来智造业究竟应该走向何方以及能走多远，目前无法预期。
倡导大国关系的公平性。美国自成为超级大国以来，习惯于在国际事务和双边互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进入21世纪后又一次明确提出要继续做下一个百年的世界领导者，不愿容忍其他大国与其平起平坐。而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切身利益决定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和首要目标。因此，为国内发展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策略。传统大国关系的本质是全球霸权和国际控制，新型大国关系则关注国际协调和责任分担，以“大国合作、分担责任、同享利益、共建价值”为宗旨。
综上所述，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正在迎面走来。这是不以任何国家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不论喜欢与否，都得坦然面对。没有了冷战时代的阵营对峙，没有了单极体系下的一国独霸，全面竞争时代的大国政治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秩序特征：实力相对均衡的大国平等博弈，共同参与，协商共建；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同时冲突不断。虽然这种发展态势为未来提供了诸多可能性，但无论美国还是中国，抑或欧盟和俄罗斯，未来的大国之路必然要以全面竞争为预设前提，行走在有限合作和适度冲突的现实路线之间。由此，防止矛盾激化，积极扩大合作层次与范围，是符合大国博弈的务实选择；克制冲突升级，努力防止全面竞争走向全面对抗乃至全面战争，是把握大国关系的底线所在。既要仰望星空，怀抱理想，更要脚踏实地，砥砺前行；既要抛弃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也要避免滑向不计后果的激进立场，更不要试图借助一场“史诗战争”毕其功于一役。未来可期，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新兴学科培育与建设计划资助项目和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杰出学者支持计划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DSJCXZ180305）
注释
[1]［德］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孟钟捷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2]［英］简世勋：《世界不是平的》，于展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240～245页。
[3]［美］约翰·加迪斯：《冷战》，翟强、张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58页。
[4]Graham T. Allison, "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 sharing the globe with other great powers", Foreign Affairs, Vol. 22, No. 2, 2020, pp. 41-48.
[5]［德］海因里希·温克勒：《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童欣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72页。
[6]王建伟：《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新时代”？》，《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1期，第42页。
[7]吴志成、王慧婷：《“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非适用性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15～25页。
[8]张一飞：《特朗普政府“联欧制华”战略的形成与评估》，《国际展望》，2020年第2期，第104～105页。
[9]胡宗山、余珍艳：《“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第143～150页。
[10]庞金友：《百年大变局与中国方案》，《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7期，第21页。
[11]《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2019年3月26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80351.htm。
[12]王俊生、秦升：《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机遇》，《红旗文稿》，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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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郭 丹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Pattern and Trend of Major Powers in the Era of Great Changes
Pang Jinyou
Abstract: Today's world is in an all-round competitive situation and order pattern that transcends traditional ideology, is not limited to the military, economic and trade fields, se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coexist, and takes the major power politics as the basic framework. All-round competition is not a Cold War thinking, but the concept of order; it is not all-round confrontation, but non-zero game; and it is not expedient, but the general trend. It does not just happe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but in every corner of major power politics. The friction and collision of the Sino-US strategies will b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evolving background of great changes, the emergence of new political forms, the turn of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oth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Looking for cooperation amid competition, restraining conflicts amid cooperation and seeking development amid conflicts will be the most practical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future. China can maintain peace, stabilit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all-round competition only if it is aware of the long-term nature of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recognize the inequality of power game, maintain a moderate scale of power conflict, ensure the openness of power order, and advocate the fairness of power relations.
Keywords: Era of Great Changes, all-round competition, major power politics, major power strategy, post-Cold War era
【作者简介】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理论。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公民与国家：现代西方公民传统与国家观念》《政治学理论前沿十八讲》《自由多元主义》《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悲剧与拒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