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提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这面临着内外部诸多困难和挑战。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需从三方面同时着手：一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产业链安全；二是加大需求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管理，平衡国民经济；三是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借力更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解决问题需要长远视角、全局观点、系统思维和综合治理，既要有具体应对措施，更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从根源上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具体而言，必须在制度建设中贯通现代国家发展与治理三要素，即包容性经济制度，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透明的社会治理，以此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 国民经济循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侧改革 国家治理 政府与市场关系
【中图分类号】 F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5.001
综合研判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
目前国际形势空前严峻复杂，中国内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大变局的双重冲击使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都出现了大刹车，世界经济正面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这来之不易，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慢增速，且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使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来持续下滑的情形下雪上加霜，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之困局。在此背景下，为有效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中国提出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21年要抓的八项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等。要实现这些短期任务和长期治理，让战略部署落地，其难度可想而知，实施过程会更为复杂，中国面临着内外部诸多困难、挑战和难点，需要理清。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行进在低增长轨道，增速不断降低，通货紧缩、全球债务规模巨大，科技创新、金融创新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中产阶级收入水平效应不大，对需求端的提升不显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富越来越向富人集中，相当部分财富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比如美国1%的人占据了50%左右的财富，使大多数家庭收入和购买力下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富人储蓄很高而一般家庭储蓄不断下降，造成国际、国内总需求下降。世界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尽管中国国民储蓄不断增高，人均存款已达6.3万元，但平均只是“中和”后的数据，其实分化严重，中位数偏离很大，一半以上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储蓄，家庭负债率不断上升，难以大幅扩大总需求。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最近的量化分析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受疫情冲击大，虽逐渐回暖但仍承受压力，劳动力市场技能错配降低劳动生产率，并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老龄化势头明显，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压力凸显并将持续变大。杠杆率水平大升，家庭部门杠杆率激增，资产负债表衰退迹象初现；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再次上升，尤其是国有企业债务风险达到近年峰值；地方政府债务呈现规模增加和期限延长的新特点，增加了地方政府部门独立的债务偿还风险，并外溢蔓延为房价上涨和银行风险；银行资本缓冲持有水平下降，系统脆弱性加剧，中小银行风险溢出率持续上升，稳定金融形势和风险防范依然严峻复杂。
同时，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也使国际政治出现史无前例的断裂带。加之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给世界带来了种种不确定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意识形态交锋又进一步削弱了国家间的互信，恶化了世界经济发展及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影响了世界格局和秩序，全球化的格局正在发生实质变化。面对去全球化、分流化甚至去中国化和中美科技脱钩的风险，疫后经济分工、专业分工面临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将发生很大调整，大概率会出现“三化”——经济区域化，高端产业、民生安全产业回归化以及合并同类项化。
在这些新老问题交错混杂的内外困境下，要充分估量这些问题和变化给世界和中国经济政治带来的当前和长远的冲击与影响，需要弄清楚导致这些新老问题的原因、内在逻辑关系、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型和深层次的结构性制度性的体制机制改革深化问题，而整个学术界对这些新老情况却认识不足，整体系统性研究不多，对造成这些内外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研究不够。
笔者认为，面对以上困难和问题，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从三个方面同时着手：一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产业链安全；二是加大需求侧改革和注重需求侧管理，平衡国民经济；三是更大力度对外开放，借力更高水平的国际大循环。目前，中国依然是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超过三分之一，尤其是科技创新，更需要与国际融合，完全靠自力更生不可行。在国内外经贸环境恶化的情况之下，中国要在上述三方面取得突破，需要深入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找出其深层次根源，以及明晰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此才能找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有效路径。
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1]本文上述三方面分析与此高度一致。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不能就经济谈经济。单靠经济治理领域的单兵突进不可行，必须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因素也考虑进来，以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和风险防范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的辩证关系并加以谋划。这是因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透明的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发展与治理三要素，是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良性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充分必要条件。中国下一步需要围绕国家发展治理三要素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以此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继续强化长板、补齐短板，才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促进远景目标达成。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面临的难点
要解决前述困难和问题，就需弄清难点是什么，才好对症下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面临的难点大致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主要体现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和供给质量水平不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驱动，成就显而易见，但问题也愈益突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发展质量面临很大挑战。中共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基本判断，但正如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所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高质量发展仅靠要素驱动难以完成。当今是信息、人工智能、数字化的时代，企业要想获得新的发展机会，经济要想获得新的增长动力，需要进行结构性体制机制改革和依靠技术创新，从而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才能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但这方面中国还存在很多不足：工业发展在许多地方还在靠拼资源、能源、劳动力，导致低效益、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加上体制机制障碍，高质量发展步伐缓慢。从产业经济结构看，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的位置还处于中低端，高端产业供给短板明显，关键核心技术面临的“卡脖子”问题非常突出，创新能力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2019年，中国工程院曾对我国26类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业产业进行国际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与世界差距大的产业有10类，其中有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包括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航空发动机等。[2]产业链安全问题凸显。
企业效率和所有制同等对待方面仍然存在较大问题，特别是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实质解决。民营企业创造了50%以上的税收，60%左右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新增就业，以及90%以上的市场主体，但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在贷款审批时间、贷款综合成本、贷款授信额度等方面，民营企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公平待遇，融资难且贵。此外，农业发展不充分、农村资源利用不充分、农民增收不充分的现状仍待进一步改善；城镇化水平还不足，仍需进一步加快进程。
从区域经济结构来看，发展不平衡严重。城镇与乡村、东部和西部，特别是南部和北部差距明显拉大，南方省市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水平远超北方，尤其是超过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人均GDP由改革开放前居首位到现在排名倒数。数据显示，1978～2019年北方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由46%左右下降至35%左右，2012年之后这个差距缺口拉得越来越大，2012～2019年南北经济总量的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人均GDP差距也迅速增至1.81万元。[3]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前10大经济省份中北方和南方各占5席，而到2019年，北方省份仅剩下山东、河南2席，东北地区的辽宁和黑龙江已退出前10位。
从经济金融结构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不足，金融机构资金过度流入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制造业贷款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相反，很多国有企业却享受了信贷的政策倾斜，杠杆率居高。与此同时，一些大企业的技术创新、金融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并不大，却在资本市场上股价连涨，呈现价值背离的现象。
第二，中国经济内需的提振面临诸多难题，包括资本报酬边际收益递减带来的投资下滑，收入差距拉大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及家庭部门杠杆率激增带来的消费不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缺乏资本，当时即使是很多低端、粗放的投资项目回报都在100%以上。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启动，投资开始爆发式增长，资本形成总额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长期维持在50%左右。在投资和资本给中国带来高速增长和巨大财富的同时，得益于不断推行的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变化，中国资本回报率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维持在高位。这一状况在2008年之后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到2015年已从2008年的近10%下降到3%左右，［4］投资需求对GDP的贡献逐步下滑。
同时，由于收入差距拉大、财富分配不均，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提升面临掣肘。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人均GDP也刚突破1万美元，但这仅是刚踏进中等发达或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门槛，与发达国家5万美元以上的人均GDP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人均GDP代表了购买力，所以当前仅靠提升国内需求远远不够。此外，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中国还有约6亿人的月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也就是说，从平均值来看中国已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但从中值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存在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数据显示，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家庭部门杠杆率（家庭债务余额与GDP之比）已经升高至64.1%，再加上前述一半以上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储蓄，如不解决，会进一步对提升需求端造成困难。
第三，中国经济国际大循环面临外需市场的萎缩和一些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普遍进入低增长轨道，增长速度的中枢区间不断下移，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2020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预测，受疫情影响，2020年世界经济可能萎缩4.4%。[5]同时，发达国家纷纷实行规模空前的量化宽松和财政赤字，这不可避免会带来后遗症——压缩未来的政策空间，并将在中长期拖累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2021年和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将面临一条漫长、不平衡且充满不确定的复苏之路。这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过去的庞大外需市场出现萎缩，因此，适当的向内收缩，实现国内大循环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但在外贸占GDP三分之一以上的情形下，即使大幅提升内需也很难弥补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外贸出口下降带来的缺口，仍需要继续依靠高质量的开放。
另一方面，2018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差不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双边关系。尽管拜登取代特朗普成为了美国新一任总统，但是在对华关系上的特朗普主义恐怕还将长期存在。如果中美双方找不到一个妥协的平衡点，有可能会形成以美国为首和中国为首的两极，其他国家（如东亚国家）将不得不在经济充满活力且市场巨大的中国和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体系的美国之间作出两难选择，合并同类项，导致一个世界，两个阵营，两种体系，两个市场，且短时间内不会结束。
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的原因
中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面临的上述种种难题，有些是客观经济规律所致，有些则要归因于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弊端，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要素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没有真正确立，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有待强化。如前文所述，凡是市场化改革取得较大突破的地方，其经济发展绩效往往更大。如果考察201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速，可以发现国有经济比重越大、民营经济越不发达的省份往往经济增速越靠后，落差越大，如东三省、山西省等。相反，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等，下滑就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区域经济结构的失衡背后，是市场化改革进度的失衡。城乡区域发展严重差异也是市场化改革不足所致，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经济结构的失衡则跟技术的落后有关。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开放竞争是推动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技术引进和开发，中国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实现了巨大飞跃，与改革开放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推动中国形成了相对齐整的工业门类，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技术发展成就不可否认，但是作为科研机构和智库机构，我们不能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客观存在的巨大差距视而不见，盲目乐观，以为一切技术创新都可以自力更生。
当前，中国在科技攻关方面存在一种强化政府作用的趋势，这在一些重大工程科技领域也许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其作用有限，在基础科学领域作用更为有限，甚至可能是负作用。所以，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是竞争环境下的企业，靠的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应按照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同时，技术创新的落后，也与原始创新、基础创新的落后有很大关系。正如任正非所担心的，中国基础科学领域至今仍然薄弱，在“捅破天”的基础研发领域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缺乏从0到1的颠覆式创新。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仅5%左右，与主要创新型国家15%到20%的占比差距较大，而这些外部性很强的基础性科学创新则主要靠的是政府、高校及研究院所。
二是国民财富分配不合理，税收未能有效起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作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不足。中国经济要形成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还必须大幅度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和缩小贫富差距。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没有一个发达的中等收入阶层，老百姓的“生老病居教”等后顾之忧不解决，需求不可能大幅度提振。然而，中国的税收体系在调节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提升低收入方面的作用发挥不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国目前90%的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其中有5.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月收入在10万元以上高收入阶层有3110万人，而月收入在5000元～10万元之间的中等收入阶层只有1.2亿人。目前，中国的个税起征点为5000元，这已经严重不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2019年10月所做的调查，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达56.5%，并且负债最高的20%家庭占总样本家庭债务的61.4%；房贷是城镇居民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占家庭总负债的75.9%。[6]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健全，看病贵、看病难、上学贵、上学难、就业难、安居难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短板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高，居民扩大消费支出面临后顾之忧。
三是国际大循环层级不够，对外开放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处理与世界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时，不宜过度强调特色而忽视兼容。目前，中国已经跟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相继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与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之间尚未达成类似协定，仍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等高水平自由贸易区体系之外。毫无疑问，加入CPTPP等更高水平的协议意味着中国要在关税减让、市场准入、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政策框架上，按照更高的标准做出必要的调整，这正是开放倒逼改革的良好机会，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如果过度强调中国特色、强调政府作用、强调国有企业，而忽视与其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兼容，就容易因此受到某些国家的限制和打压。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求要素和商品的跨境自由流动，必然要求对于公有和私有产权的同等保护，必然要求对国企、民企、外企的公平对待，尤其是要更好地发挥外企在倒逼市场化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方面的“鲇鱼效应”。中国需要建立健全更为广纳式的包容性市场经济制度，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作用，并且，对于政府作用的发挥应该限于维护和服务这两方面，使之合理定位成“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以此提升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着力点
一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的改革，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所有制中立原则为国企、民企、外企提供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完善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促进发展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是有效市场制度供给，而不是硬性的产业政策，应该继续以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为内涵推进，让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以此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勃发创新力。政府是中立的主体，建立维护型和服务型的有限政府，才会带来良好的市场经济和良好的社会规范，同时提振民间信心和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才是中国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标本兼治的必由之路。
制度才是最关键、最根本、最长效的。在个体的思想境界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市场制度不可替代，必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在维护和服务中发挥良好作用。营商环境，是检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整体而言，中国的营商环境与成熟市场国家相比，改善空间较大。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之所以在营商环境方面居于国内前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的开放度都很高。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这些地区正是由于率先进行了对外开放的实践探索，才倒逼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继而厘清了政府和市场边界、改善了营商环境。
中国经济要实现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需要进一步强化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数据显示，中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由个体、民营企业完成。[7]面向未来，中国要加快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及深化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破除农民工流动壁垒，进一步推动创新资源和先进要素向优质高科技民营企业加速集聚，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提供强有力保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难题。一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股权融资作用，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成熟民营高科技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二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高科技企业通过企业债、金融票据等工具，在债券市场上进行融资；三要鼓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股权和创业投资基金，设立一批为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投资基金和融资担保基金。
二是深化需求端改革，推行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的收入分配政策，健全覆盖“生老病居教”的一揽子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内需基础。国内大循环必然要求中国有一个更加强大、更有韧性的内需市场，来促进形成供给和需求的更高水平内生动态均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消费需求取决于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而不是仅仅靠政府消费刺激政策，才能真正可持续地提振国内消费需求。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过程中，要做到两个“尽量确保”：一是要尽量确保中低收入群体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二是要尽量确保现有中等收入群体不因种种原因重新跌回中低收入群体。
为此，在初次分配中，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同时，要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在二次分配中，要围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和后顾之忧。中国需要反思以扭曲国内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以降低出口退税率及与民生相关的进口关税为突破口，汇聚国内外资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生老病居教”等民生需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才是广大民众真正期望的，也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应有之责。
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民营经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要的就是提供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据统计，目前，我国3200多万户民营企业和760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吸纳的就业人员已达3.8亿，平均每年提供1000万以上的就业岗位，解决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8］政府应通过进一步减税降费来促进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促进就业，这将带来中等收入群体的大扩容。其次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社会捐赠的三次分配手段对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进行补充。这样，通过市场、政府及社会的三次收入分配综合治理的共同手段就可大大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三是融入高水平国际大循环，在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谈判中推进制度性开放，按照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来保障自身国家利益，并倒逼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2020年11月，中国参与其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正式签署，标志着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这一协定的达成，也为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中欧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简称CAI）等更高水平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近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对加入CPTPP持积极开放态度，并表达了争取早日启动中欧自贸协定谈判进程的意愿，这些都是中国对冲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在与美国进一步进行双边经济谈判时的有利砝码，可对外贸争端起到减震作用。
当前的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是危中有机，但需要正确把握和准确战略定位。中国要抓住这次机会，通过“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为导向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内倒逼更深层次综合治理改革，以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对外存异求同、取长补短、找到共识，化干戈为玉帛，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在此过程中，中国应主动面向国际资本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倒逼国内打破民营资本的有形无形投资壁垒，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形成，淡化外界认为中国是由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活动的印象。
这里所谓的倒逼，是指通过推动制度型开放，实现开放和改革的相互促进。中国应对照、对标国际先进规则与做法，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鼓励各个地方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中国应主动研究和试行更高、更深、更广的投资贸易自由化制度安排，从内部推动现行规则、制度逐步向更高标准的国际新规则趋近，并增强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深度关联，如果只关注中国自身发展，而忽视世界的发展，不进行深层次、多方位的综合治理改革和加大开放，将会面临需求瓶颈、技术短板和制度挑战等诸多问题，并可能加重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加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容易倒回封闭状态。
现代国家发展治理三要素的综合应对
显然，推进以上改革措施，单靠经济治理领域的单兵突进行不通，还必须综合考虑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因素。一般而言，好的国家治理和发展包括三要素：包容性经济制度，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透明的社会治理。古今中外的实践反复说明，凡是经济社会取得成绩都是由于这三要素的某些方面得到改进，而出现问题则是某些要素的欠缺而导致。
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良性且适度作用，做到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中国国内市场巨大，经济充满活力，在当前美国对中国全面遏制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内循环是顺理成章的重要战略部署，但同时外循环决不能丢。如果没有外循环，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次佳而不是最佳。并且，若抛掉了外循环，即使内循环发展起来，至多也只是局部、短期最优。要达到全局、长期最优，需靠开放式的国内国际双向流动的大循环。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政府执行力的根本是法治，以此界定“好政府”的治理边界。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其中法治政府是关键。法治的两个主题是限制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和赋予公民权利，界定和划清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边界。其首要作用就是制约政府的越位行为，约束其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保护市场不受“看得见的手”随意干扰。同时，政府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不能不作为，不能缺位，而需及时补位，让政府发挥良性、恰当的作用。做到这些都需要法治，也就是国家要有清晰明确地规划、执行政策与法律的能力。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于社会治理，必须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应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透明的社会治理制度，能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创造起点公平，保证所有人享有大致相同的机会平等。例如，保证所有人都能够接受教育，享受同等的基础教育，使之能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现代国家发展和治理三要素实质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让三者各归其位，形成互动互促的制度体系，从而需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全方位整体联动改革框架下进行。中国下一步需要围绕上述三要素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强化长板、补齐短板。唯有如此，才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达成中华民族复兴的远景目标。
注释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20-12/18/content_5571002.htm，2020年12月18日更新。
[2]《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我国制造业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高端芯片等技术受制于人》，http://www.qianjia.com/html/2019-10/17_352789.html，2019年10月17日更新。
[3]任泽平、熊柴、于嘉俊：《南北差距根本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新浪财经，2021年1月10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stockptd/2021-01-10/doc-iiznctkf1200406.shtml；龙小林：《南北地区经济实力对比，在GDP总量上，南方完胜，人均GDP呢》，希财网，2020年4月9日，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P4irI2S?s=op398&appid=s3rd_op398。
[4]胡永刚、陈旭东：《中国经济增长新时期与政策重心转变》，《学术月刊》，2020年第10期。
[5]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Latest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rowth Projection",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9/3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0.
[6]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中国金融》，2020年第9期。
[7]《全国工商联发布〈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9）〉》，http://www.acfic.org.cn/yw/qlyw/201908/t20190823_138599.html，2019年8月23日更新。
[8]《全国工商联高云龙：民营经济贡献60%以上GDP》，https://news.hexun.com/2019-08-17/198239641.html，2019年8月17日更新。
责 编／李少婷（见习）
Smooth Economic Circulation: Difficulties and Breakthroughs
Tian Guoqiang
Abstract: China proposes to take meeting domestic demand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ultimate go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adually form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ocusing on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hav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which is fac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at home and abroad. To realize smooth circul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we need to continue to deepe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increase the demand-side reform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mand-side management to balance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make greater efforts to open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rely on the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with a higher level. To solve problems, we need a long-term perspective, overall view,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We need not only specific measures, but also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market-oriented reform so as to fundamentally address the deep-seated problems with the systems and mechanisms. In detail, w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three factors of moder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inclusive economic system, national capacity and government's executive power, and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inclusive and transparent social governance, so a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Keywords: 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demand-side reform, national governance,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hip
田国强，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Alfred F. Chalk讲席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湖北经济学院财经高等研究院、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主要著作有《最优选择与一般均衡》、《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合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