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历史的全球化进程经历了三次浪潮，技术创新成为全球化的根本驱动力，而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是各国自身的经济利益。大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决定了全球化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当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与国内经济发展之间寻求新平衡之际，全球化浪潮出现减速。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获得了丰厚利益，在全球化热潮降温之际，侧重国内经济、立足自身发展，既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也将为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积蓄能量。
【关键词】全球化 技术创新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反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749 【文献标识码】A
全球化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引起大众和学者关注。一开始主要指世界经济领域的特定趋势与特征，后来范畴逐渐从经济扩展至政治、文化、环境、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对于全球化的源起，可回溯到二战后、19世纪初、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甚至更早。正因如此，对全球化的演进就有了不同解释。全球化缘起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创新，不同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决定了全球化所能到达的广度和深度，而核心大国的社会经济目标成为加速或制动全球化的关键力量。
人类全球化的含义、起源与发展
从字面来看，全球化的含义有两点是确定的。第一，全球化是一个趋向广度、深度的进程；第二，这个进程是全球性的，有别于区域性进程。《牛津通识读本：全球化面面观》将全球化定义为：“促使我们走向全球性状态的社会进程，是一组多向度的社会进程。”所谓多向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其中，经济全球化是其他向度全球化的基础，这一点学术界已达成共识。经济全球化至今并无统一定义。世界贸易组织（WTO）将其定义为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国际一体化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其定义为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达到世界范围的经济调整融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将其定义为生产者与投资者的行为日益国际化。虽然具体表述各异，但基本含义大体一致，指的是商品和要素的国际化、一体化进程。
根据全球化的全球性含义，一些史学研究者将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视为全球化的开端。因为远洋航行和地理大发现首次突破了海洋的阻隔，建立了连接世界各大洲的海上通道，为全球性进程提供了基本条件。一般认为，地理大发现缘起于商业贸易需求，西欧急于寻找通往亚洲的海上航线，以获取东方的香料。新航路开辟后，逐渐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和全球性经济关系。由于这一时期的贸易都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还没有出现基于生产分工的交换，因此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全球化尚处于萌芽或初起阶段。
研究者大多认为经济全球化起源于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一方面，两次工业革命使人类先后进入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生产，推动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大发展，工业生产力对更广阔市场和更大规模原材料的需要推动了国际贸易扩张。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轮船、铁路、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以及电报电话等通讯方式大大提高了物资、人员和信息的跨国流动速度，降低了跨国流动成本。更重要的是，自西欧兴起的资本主义制度奉行自由市场经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促进商品和物资的全球流动。国际贸易扩张从19世纪开始突飞猛进，远远超过了全球收入的增长。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以及向新大陆的人员流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毫无争议地，工业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全球化的重要一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蓬勃发展。伴随着技术创新浪潮，发达国家工业迅猛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部分产业出现跨国转移。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加入世界分工体系。人类进入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战争期间建立的贸易壁垒不断放松，大型跨国公司快速壮大，推动了国际分工和跨境贸易的深入发展，产业内分工越来越普遍，资本、人员、技术的国际化程度也大大加深。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冷战结束，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加入全球分工，全球性市场和分工体系确立。二是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工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推动了生产组织方式变化和生产分割（生产环节拆分开，由不同企业生产）。国际分工由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渗透，企业围绕全球价值链展开合作与竞争。21世纪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技术革命进一步推进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越来越多的机构、个人、服务、要素卷入其中，经济全球化向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向度扩散。鉴于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巨大差异，多数学者将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浪潮界定为全球化的新浪潮。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全球化进程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第一波浪潮（关于起点观点不一，或地理大发现，或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兴起，或19世纪初，或1850年左右，或1870年左右），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波浪潮，20世纪90年代至今为第三波浪潮。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是经济利益。当两国商品存在价格差异时，从低价国家买入，运到高价国家出售，可获取价差收益。工业革命后，分工收益成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追逐的目标。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商品售价之所以低，是因为在生产上存在比较优势。这个优势可能来自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可能来自拥有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廉价要素。每个国家扩大或专业化生产比较优势产品，向其他国家出口，即可获得分工收益。但是与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需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一是商品跨国运输成本，包括境内物流、跨国运输以及报关等成本；二是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差异需要额外花费的成本，统称交易成本；三是贸易壁垒成本，因商品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所需的支出。所以，只有当生产成本的相对优势大于国际贸易的各种成本时，分工收益才能实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从低价格国家向高价格国家流动，同样也面临流动收益与流动成本、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因此，任何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和贸易壁垒成本，能够提高分工收益和要素利得的因素，都是驱动全球化的力量。
技术创新是推动全球化的根本力量
一般认为，驱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创新。美国知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指出，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是技术创新驱动的结果：全球化2.0（1800-1990年）的驱动力是各种硬件发明和革新，比如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全球化3.0（1990年至今）的驱动力是软件创新和网络普及。技术创新作为全球化的根本驱动力，从三个方面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
第一，技术创新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全球性交易和传播成为可能。15世纪，地图学、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等技术进步为远洋航海提供了可能。没有这些技术创新，就不可能有地理大发现和通联各大洲的航线，全球性贸易和交流也就无从谈起。工业革命之后，洲际公路、铁路的建设，远洋海轮和集装箱的使用都为大规模国际运输提供了可能。电话、电报为国际交易和交流提供了便利。21世纪初，互联网兴起，使得原本无缘参与国际交易的企业、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全球化之中。基于互联网、移动端、社交APP，世界各个角落原本不可能有交集的个人建立起了联系，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限制大大减少。
第二，技术创新不断降低全球性交易的成本，促进全球化向更广范围扩散。轮船、铁路、汽车、飞机等运输工具运力和运速的不断提升，提高了商品运输和人员流动的效率；电报、电话、电子邮件、通信软件等通讯方式的出现提高了信息跨国流动的速度；支票、汇票、电子交易、电子支付提高了资金流转的速度；微处理器、个人电脑等提高了信息处理能力；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颠覆性地提高了信息处理速度。商品、人员、资金和信息传输速度的提高，不断降低国际交易和交流的成本，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商品和要素参与全球化，推进了全球化的广度。
第三，技术创新促进生产内容、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不断改进，推动全球化不断深入。最初的贸易品都是各国的自然资源及其加工品，贸易品相对单一。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合成纤维、塑料的出现，人工合成产品不断涌现，贸易产品越来越丰富。进入互联网时代，金融、医疗、教育等服务以及数据也成为可贸易品，全球范围内贸易产品越来越广泛。
技术创新不断改进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和分工效率。纺纱机、蒸汽机、工业流水线、工业机器人、物联网、3D打印等技术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了生产的规模经济以及产品生命周期变化，不断改变贸易规模和贸易方向。比如，纺织品出口国从最初的亚洲国家转移到英国、而后美国、又回到东南亚和中国；电视机的出口国从美国转移到日本、而后中国。20世纪末，技术创新推动部分行业的生产组织方式由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推动了国家之间中间品层面的专业化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推动全球分工不断深入。技术创新也带来了新的交易和交流方式。近10年来，基于互联网平台和移动端应用、大数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应用，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跨境电子商务如火如荼，国与国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个人也深入融入全球化。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决定了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
虽然技术创新为全球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根本驱动力，但是跨境交易和交流还面临着货币体系、信用体系、制度标准、跨境壁垒、宗教文化等差异带来的风险和成本，需要稳定、有序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人类历史不同阶段的全球政治格局和大国经济制度决定了其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中政治秩序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影响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地理范围；经济秩序决定生产关系和商业规则，影响商品和要素流动的自由度和便利性。因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决定了全球化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
地理大发现之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先后开始了对亚洲、美洲的殖民扩张，开启了殖民主义时代。殖民政府赋予特定私人投资人成立特许贸易公司，如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哈德孙湾公司等，在殖民地实行垄断经营。特许公司在殖民地投资运输、物流和通信设施，建立法律、规则和信用体系，确立殖民贸易的秩序。众多特许公司的垄断经营及其经营秩序决定了殖民扩张时期国际贸易的方式、范围与结构。
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以英法为主的殖民国家不断新征殖民地，实行殖民占领和移民。从殖民地掠夺工业原材料，并向殖民地出售本国纺织品。同时，殖民国家还通过武力强行要求落后国家签订通商条约，将落后国家纳入其殖民强权的贸易体系。如英国1838年强迫土耳其取消贸易禁令和垄断权，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对外通商。1854年，美国军舰驶入日本，逼迫闭关锁国的日本对外通商。这一时期正值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信念在工业国家基本形成，并随着殖民占领向世界渗透。19世纪中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德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殖民国家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争夺更大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工业国家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金本位制随着帝国主义统治输入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和金本位制构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越来越多自给自足的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范畴，形成了劳动分工：工业国家生产工业制品，殖民地半殖民地生产原材料及其加工品。从工业革命到一战之前，殖民统治、统一的经济规则和稳定的货币制度，促进了商品贸易的繁荣，推动了资本和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随着一战爆发，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被打破，全球化进程中断。
二战之后，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成立，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重建，加速了欧洲经济的恢复与繁荣。发展中国家开始非殖民化运动，陆续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朝鲜战争之后，冷战格局形成。在西方国家，出于对1929至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反思，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代了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古典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思想。基于这一基本理念，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确立了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以贸易自由化为导向的多边贸易体系，为战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实行出口导向政策，融入西方世界的国际分工。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加入国际分工，全球化的广度不断扩大。
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巨变。两德统一，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随着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世界迎来了战后以来最广阔的市场和最大范围的分工生产。因两次石油危机、发达国家经济滞胀而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渐成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提倡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基于这一思想，美国不断放松金融管制，推动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美国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以“华盛顿共识”为蓝本，敦促拉美国家、转轨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实施私有化和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放任的价值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美国主导的区域贸易谈判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将贸易规则由边境措施扩大到国内措施，致力于让成员国实施更大程度对外开放，实现成员国国内制度和标准统一化。种种超宽松的对外开放措施促进了商品、服务和各种要素的全球流动，经济全球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创新，政治思潮、社会资讯、文化艺术等也在全球范围内即时传播、不断交融，全球化的向度不断扩大，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全球浪潮。直到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成国际金融危机，高歌猛进的全球化才出现捩转。
经济发展问题成为当下全球化的制动器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并非一路欢歌。1999年底，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期间，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游行引发了城市骚乱和冲突，造成“西雅图风暴”。此后，反全球化运动兴起，与全球化进程相伴而行。反全球化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全球化收益与国内、国际经济社会目标的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化实现全球资源最优配置，参与国可以从中受益，但并非利益均等，也非人人有利。
第一，全球化造成国内各群体利益冲突。国际分工带来一国内部资源和收入的重新分配，处于比较优势行业或生产环节的劳动者收入改善，处于劣势行业或生产环节的劳动者可能失业或收入下降，导致一国内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扩大。如果没有相应调整措施，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社会经济问题。比如，1990年前，美国通过再就业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缓解失业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但之后政策关注明显不足。在一些落后国家，较为单一的出口资源往往被少数政府官员、权贵或利益集团把持，参与国际分工不仅扩大了国内贫富差距，甚至加剧了国家贫困。
第二，全球化造成国家间利益冲突。基于各国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时，发达国家的优势集中于高附加值行业，而发展中国家的优势通常集中于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和生产环节。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不仅如此，国际分工还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收入过低、能源过度消耗、资源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削弱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除了少数在全球化进程中快速崛起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第三，多向度的全球化造成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裹挟着私有化、放松管制、对外开放等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向了世界各个角落。过度放松管制和对外开放对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以及民主政治造成巨大冲击。自由市场、利润至上、全球主义等思潮与各地的宗教、文化、意识形态不断发生碰撞，对本土文化的完整性构成了挑战。
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环境保护组织、无政府组织以及西方价值观的抵制者等。由于美国等大国经济向好，主流社会始终热衷于推进全球化，反全球化运动没有造成实质影响。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主流社会开始对美国经济问题以及全球化影响进行反思，随后涌现了反全球化思潮。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危机后数年的经济低迷让美国经济增速放缓、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等经济发展问题浮出水面。从不平等的视角来看，随着全球化深入，美国企业将越来越多的生产转移到海外，包括财务、软件、管理岗位也通过在线方式离岸外包，失业和收入相对下降的群体不断扩大，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美国政府没有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为名为市场和垄断资本站台，无限制放松金融管制。过度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带来的金融危机让美国及世界经济陷入低谷，加剧了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加上科技进步的影响，美国失业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不断加剧，逐渐造成社会分化与不稳定。虽然美国经济发展问题并不是完全由全球化造成的，也不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当全球化被视为国内经济发展问题的症结时，反全球化势在必然。
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出台各种鼓励措施，吸引对外投资回流，为本国工人创造工作岗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实施了退出TPP、重谈北美自贸协定、增加边境调节税、提高部分商品进口关税、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等反全球化措施。在欧洲，英国全民公投脱离欧盟，使欧洲一体化出现裂痕。发达国家从全球化的主推手转变为反全球化的先锋，是因为全球化与国内经济发展发生了冲突。哈佛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提出了全球化之不可能三角，即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这三者不能共存，只能三选二。各主权国家之间推行超级全球化（不存在制度、标准差异，交易成本为零），就必须牺牲国内民主政治，置国内利益不平等于不顾。若想保证各方利益平衡，要么放弃国家主权，推行全球一体化治理；要么放弃超级全球化目标，通过稳定有序的国际治理机制，有限度地推进全球化。如此来看，美国当下的选择是通过限制全球化来修复国内民主政治、缓解贫富差距等经济发展问题。
回头来看，当初无论是殖民扩张时代的西欧国家、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还是帝国主义时期的英法德美以及二战后的美国，推动全球化都是为了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也是为了推进国内工业化。当全球化促进国内发展时，国内经济发展是全球化的重要引擎。而当全球化与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冲突时，国内经济发展则成为全球化的制动器。当美国社会因国内经济发展问题而对全球化的不满与日俱增后，作为全球化主导者的美国为全球化热潮踩下了刹车。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美]曼弗雷德·B.斯蒂格著，丁兆国译：《牛津通识读本：全球化面面观》，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②[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赵绍棣、黄其祥译：《世界是平的》，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
③[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廖丽华译：《全球化的悖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④[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刘斌、刘一鸣、刘嘉牧译：《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
⑤Baldwin, R.,Globalization: the great unbundling(s),Economic Council of Finland,2006.
⑥WTO,World Trade Report 2008: trad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ww.wto.org,2008.
责编/孙垚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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