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循环经济具有“内外均衡，一体循环”的基本特征，是遵循经济循环思想的新型经济发展方式，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着力点，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可从“城市矿山”资源化利用、园区循环化改造、循环经济大数据中心建设三方面着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转型升级。
【关键词】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循环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5.00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后文简称《建议》）明确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并强调将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循环经济是将经济系统看作具有有限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开放子系统，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为核心目标，使生态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着力点，未来只有继续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才能有效畅通国民经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宏观背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蔓延，世界经济发展和既有格局受到强烈冲击，国际形势加速变化。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运行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逐步趋于稳定。
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指出要从供需两方面入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挥超大市场优势刺激内需，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强调，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发展格局作了统筹部署。在2020年11月赴江苏的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新发展格局作出一系列指示要求。
面对复杂的经济发展形势，我国提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更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大方向，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远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经济循环思想的起源与循环经济的核心内容
经济循环思想起源于18世纪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的代表性作品《经济表》。马克思将“经济表”称为“社会再生产图式”“政治经济学中最有天才的思想”，并对其进行重构。[1]马克思的“经济表”表现的是一种循环流动的经济思想，具体包括三部分内容：商品资本的循环公式、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循环原理、社会总生产的循环原理。[2]“经济表”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表达了经济系统一般均衡关系，其中系统分析、均衡分析、宏观总量分析的内容与方法对后续经济学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经济表”的优越之处在于，它把静态的经济过程看成一种在每一时期会周而复始的循环流转过程，即每个经济主体经过一系列的生产消费活动后，最后都会回到出发点，从而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肯尼斯・博尔丁的著作《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博尔丁认为，地球就像一艘孤立的宇宙飞船，它的生产能力和废物消化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包括人类经济系统在内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必须依靠物质循环再生产，开发出一个循环的（circular）的物质经济，才能长久生存。受宇宙飞船经济思想的启发，1989年戴维・W.皮尔斯和R.凯利・特纳建立了一个正式以“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命名的模型。依据这一模型，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而是合二为一共同组成生态经济大系统。循环经济模型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关系，通过功能（资源提供、物质转化、废物吸纳、生命支持、舒适性服务等）上的联系构成一个内在的循环关系的系统整体，即把大系统功能的保持与大系统内物质（包括能量）的良性循环紧密联系在一起。[3]
循环经济是遵循经济循环思想的新型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现代经济是一个循环体系，涉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这些环节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有效衔接，从而保证经济平稳有效地运行。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并且遵循经济循环的基本规律。这种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内外均衡，一体循环”。“内外均衡”，就是把反映经济系统内部再生产关系的“内部均衡”与反映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再生产关系的“外部均衡”紧密结合。“一体循环”包括两方面意义：其一，从生态–经济系统整体出发，统筹经济系统内部以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流动关系；其二，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看作一个功能上相互依存的统一大系统，从大系统整体功能的再生产循环出发来把握人类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4]
从循环经济的角度观察，完整的物质流循环系统应包括正向物流与逆向物流。正向物流是从供应商到消费者的商品及相关信息流动，即从产品的设计、生产到销售流通等一系列过程；逆向物流是指为了重新获取产品的使用价值或出于高效处置废弃产品的目的，使原材料、半成品等从产品的消费端（最终用户和供应链上客户）返回到产品来源点（生产地或供应地）的过程。[5]通过逆向物流系统，可以使生产、消费和废弃物的回收利用顺利连接，形成封闭的循环流程，实现废弃物和可再生资源快速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最终实现资源的多次循环利用，提高循环经济的效率，减少环境污染的强度。[6]作为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动静脉结合”关键领域，正向物流和逆向物流两端结合部对应的再生资源收运体系和再生产品标准体系，对打通经济循环的堵点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等多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我国生态文明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循环经济产业的规模化、绿色化和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迫切需求。当前，循环经济已成为我国新经济态势下国家关注的焦点。2020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自同年9月1日起实施，跨区域、跨行业的产业组织平台与专业化的细分市场逐渐完善；“互联网+”共享经济平台与传统循环经济产业回收体系整合持续加速；禁止进口洋垃圾，促进国内再生产品市场份额逐渐扩大；资源循环利用基地与“无废城市”试点建设也在积极推进。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我国循环经济都得到迅速发展。
立足“大循环”，服务“双循环”，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转型升级
针对当前经济形势，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我国循环经济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遵循经济循环的思想，把握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以此推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目标，对我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全面、高效地推进我国“双循环”中的循环经济转型升级，本文就循环经济发展中涉及的一些关键问题作以下探讨。
“城市矿山”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本。经过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的掠夺式开采，全球大多数可工业化利用的矿产资源已从地下转移到地上，并以废弃物的形态堆积在人们周围，总量惊人。1961年，美国城市规划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提出“城市是未来的矿山”。[7]1988年，日本东北大学选矿制炼研究所教授南條道夫首次提出“城市矿山”的概念，用以指称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蕴藏和产生在废旧机电设备、通信工具、电线电缆、家电、汽车、金属和塑料包装物、电子产品等废料中可循环利用的钢铁、稀贵金属、有色金属、橡胶、塑料等资源。[8]“城市矿山”是循环性、载能性、战略性的二次资源，具有基数大、品位高、形态成分复杂等特性，集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为一体，具有显著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特性。[9]
在我国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关键时期，从资源回收循环利用的角度出发，把城市比喻成一座座储有优良矿产资源的矿山并加以开发，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寻求矿产资源指出一条新路。2010年我国发布了《关于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决定用5年时间在全国建成30个左右“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探索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矿产”资源化利用的管理模式和政策机制。[10]这标志着我国将“城市矿山”资源开发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截至2016年，我国已经批复建设了49家国家级城市矿产示范基地，资源回收利用总量在2006~2016年之间持续增长，回收总量超过2亿吨，产值高达5000亿元，具有广阔的利用前景。[11][12]
目前，我国“城市矿山”的开发利用已见成效，但也存在不足。在资源化工艺技术方面，主要包括以机械分离为主的物理处理技术、以湿法冶金为主的化学技术和以火法冶金的熔炼技术，[13]这些方法各有技术上的优越性，但普遍存在成本高、回收率低、能耗大等缺点。在制度保障方面，针对“城市矿山”回收的相关法律法规有《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其中大多以管理办法和条例的形式发布，只有《循环经济促进法》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在具体措施方面，主要以政府推动和财务手段为主，回收途径单一，且回收主体不明确。
针对上述不足，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应将“城市矿山”的开发利用作为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重点支持，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提升其在循环经济和国内经济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其次，将“城市矿山”作为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减少矿产资源的进口量，加大城市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力度。再次，明确城市矿产的回收主体，强化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通过政策手段和经济手段鼓励企业优先利用“城市矿山”资源。最后，探索开发低成本、高效率、无污染的分离回收技术，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产学研协作体系促进新技术转化落地。
园区循环化改造是循环经济发展的不懈动力。园区作为我国工业体系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作重点，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园区也是资源能耗和污染排放最集中的区域，如何实现园区的绿色发展成为循环经济的关键突破口。《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74号）提出，到2020年，75%的国家级园区和50%的省级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长江经济带超过90%的省级以上（含省级）重化工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建议》进一步提到，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的绿色化改造，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园区循环化改造主要是指以园区为载体、以企业为核心，通过建立物质交换与循环利用的有效机制，打造园区循环产业链。园区循环化改造的目标在于降低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与排放，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改造的形式和内容主要包括：在企业层面实施清洁生产、依托主导产业纵向发展产业链、发展共生企业并构建实体产业的共生网络、与区域外企业联合发展虚拟的产业共生网络、搭建公共设施和服务平台以实现基础设施共享等。[14]
园区循环化改造是我国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还需要探索，在改造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是理论认知问题。一些园区对循环化改造的战略定位较低，没有完全把握循环化改造的主旨，仅采用纵向延伸产业链进行循环化改造，没有在企业间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梯级利用的生态工业链。其次，资源化利用项目落地存在政策障碍。例如，一些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近年来通过技术改进已具备资源化处理的能力，但自行处理需要向上级部门备案并经过多重手续；再如，精细化工领域的产品价值高、能耗污染少，但缺乏相关标准体系，导致循环化利用项目落地难度加大。再次，循环化改造成效的评价与管理缺乏科学标准和依据。由于我国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仍处于探索阶段，对资源投入产出率、废弃物回收利用率、可再生能源使用率等指标缺乏系统、规范的统计体系，难以对园区内复杂的产业共生和资源利用情况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价。最后，信息监测、技术支撑等平台建设进程缓慢，循环化改造信息不透明，创新技术推广不足，致使循环化改造的效果不佳。
为加快推进我国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针对现存问题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应进一步提升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的战略地位，加强宏观指导。尽管近些年国家已经出台相应的指导文件，但距离设想的循环化改造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应进一步认识到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深化“双循环”的重要途径之一，应将相关内容纳入未来规划，明确具体的推进措施、管理方法和保障体系。其次，在人才资源投入方面，政府应建立独立机构来负责园区改造工作，将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各方人才充分纳入该机构，通过多方参与保证各方利益诉求。最后，还要加强园区循环化改造能力的建设，建立园区关键物质流分类分级管理体系，加强园区资源管理数据库建设，实现信息–资源–设施一体化共享的高效循环模式。
循环经济大数据中心建设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循环经济是物质流、价值流和信息流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其中，信息流是打通体系的关键，并通过增强、替代、协同和衍生作用于循环经济系统。[15]具体来讲，信息流可以削弱供需双方的空间摩擦，延长产业链条，提高物质循环效率；可以通过虚拟交易部分替代现实空间的物质、资金和人员流动，减少中间环节，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循环经济系统健康发展。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信息和数据呈爆炸式增长，数据存储规模已经从常见的GB发展到TB、PB，大数据已经融入各行各业，其重要性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2015年，《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先后出台，要求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协同推进信息化与绿色化。《建议》明确提出，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大数据技术的预测性、精准性、及时性等特点越来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大力发展大数据驱动下的循环经济不仅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但是，目前循环经济领域中的大数据建设还存在应用不足、企业之间数据共享交流存在障碍、基础数据库建设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应完善循环经济数据信息公开与共享机制，构建循环经济与信息协同的发展模式，明确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区域对基础数据资源的共性需求，以及各部门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和使用方式，厘清各部门数据管理及共享的义务和权利，促进信息资源优化和资源利用最大化；加快建立循环经济建设大数据中心，规范平台发布的内容、流程、权限和渠道等，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负面效应。与此同时，要健全循环经济信息资源的基础数据库，全面统计循环经济各个环节、各项活动中物质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的具体情况，协同构建信息网络。另一方面，要注意“互联网+”和大数据中心建设过程对资源环境生态的影响，用生态文明理念引导和指导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与发展。
结语
循环经济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着力点，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虽然经过实践，我国的循环经济工作已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在新发展格局下，我们仍需立足“大循环”，服务“双循环”，以政策支持、法律保障、技术支撑、信息平台为推进手段，着力提升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转型升级。
注释
[1]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66页。
[2]蔡仲旺、周钊宇、郭百红：《循环原理：马克思〈经济表〉的重构及其数理表述》，《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
[3]李慧明、王军锋、左晓利等：《内外均衡，一体循环——循环经济的经济学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2页。
[4]李慧明、左晓利、张菲菲：《破解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学难题》，《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2期。
[5]朱坦：《天津循环经济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港口经济》，2010年第1期。
[6]张墨、朱坦：《“十二五”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循环经济的关键政策研究》，《生态经济》，2011年第8期。
[7]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Vintage Books, 1961.
[8]南條道夫「都市鉱山開発-包括的資源観による：リサイクルシステムの位置付け」東北大學選鑛製錬研究所彙報43（2）（1988）239—251頁。
[9]Li J, Wastes Could be Resources and Cities Could be Mines, Waste Management & Research, 2015, 33(4), pp. 301-302.
[10]朱坦、张墨：《以“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促资源“新生”》，《环境保护》，2010年第21期。
[11]孙笑非、钱易、温宗国等：《我国“城市矿山”开发利用战略研究》，《中国工程科学》，2017年第4期。
[12]《中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报告（2016）》，《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2016年第6期。
[13]袁祥奕、刘牡丹：《“城市矿山”资源特点及资源化现状》，《中国资源综合利用》，2017年第4期。
[14]戴铁军、王婉君：《我国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过程中的问题与建议》，《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2016年第3期。
[15]吴士锋、陈兴鹏、周宾等：《基于信息流导引作用的循环经济研究》，《情报杂志》， 2010年第5期。
责 编／王亚敏（见习）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Zhu Tan
Abstract: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ocusing on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hav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guiding thought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circular economy ha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lance, integrated circulation". It is a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following the idea of economic circulation, an important fulcrum for promoting the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and also a major part of the effort to make ecological progres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hina may upgrad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shift it towards a green, low-carbon and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system with the measures of recovering mineral resources from city waste, upgrading industrial parks to make their operations more circular, and building big data centers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Keywords: dual 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ircular economy
朱坦，南开大学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循环经济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教授，“985”工程循环经济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环境评价与管理、大气污染源解析、循环经济与城市生态。主要著作有《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第10卷（主编）、《以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加快推动我国循环发展》（论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