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从东亚价值链的结构变动而言，在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外部不确定风险和制约因素会对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双循环畅通运转与东亚价值链重构相互依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高度重视与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调整的协同联动，应在稳定现有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吸引更多外商投资，推动价值链规模不断扩大；做好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对外宣传工作，增强国际在华投资的信心；通过主动引领东亚价值链进行有序调整和重构，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使其成为稳定我国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安全阀，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以及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双循环 东亚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 中美贸易争端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5.007
引言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适时作出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决策，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国家层面作出了清晰的解读，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1]，“强化国内经济大循环，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也有利于带动国际经济循环，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2]。概而言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就在于利用好中国国内市场庞大发展潜力的优势，实现“以内促外”[3]。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彰显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本质不变。同时，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大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改变了我国经济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约束条件，要求我们做出适应性调整。那么，影响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主要外部约束条件是什么？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才能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从我国经济赖以成长的东亚价值链的变迁与重组视角而言，主动和更好地引领东亚价值链重组进程，对于我国未来国民经济畅通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融入东亚价值链与中国经济的崛起
融入东亚价值链是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东亚地区在我国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国际大循环进而推动国内经济增长方面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东亚金融危机之前，该地区一直占据着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比如，1980年至1996年东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平均达到59.8%，1993年最低时也有54.9%；1988年至1996年东亚在中国进口中的占比平均达到51.3%，1989年最低时也为49.2%。[4]尽管东亚金融危机后，上述比重不断下降，但迄今为止，东亚仍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8年其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为31.4%，超过美国的21.7%和欧盟的19.7%；在我国进口贸易中的占比为33.6%，更是高于美国的7.6%和欧盟的13.6%。[5]从我国吸引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国直接投资）看，1985年至1996年来自东亚地区的FDI占比平均高达82%。[6]
除了较高的贸易和投资依赖，东亚对中国经济增长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进出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在有效填补“双缺口”（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基础上，逐步把中国带入以东亚为主要平台的国际大循环。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低劳动成本优势完全得以发挥，资本得以快速积累，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的外溢效应得以充分释放，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发展轨道。表1从FDI和中间产品进口的角度反映了东亚地区对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大循环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大多数时间段中国从东亚地区的中间产品进口和FDI增速都快于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并且占中国中间产品进口和FDI总额的比重都高于60%。
中国在东亚价值链形成与发展中的角色变化。东亚价值链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国是一个后来者。从其早期发展进程看，美国和日本分别扮演了特征不同的重要角色。美国在二战后推动形成的诸多国际组织和规则为开放的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依靠其头号经济强国的霸主地位，美国还是东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技术和市场提供者。日本则在20世纪80年代与西德、美国、法国、英国签订“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后，在东亚价值链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通过资本和技术转移，日本推动东亚地区逐步形成“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的垂直分工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是配角，是先行国家产业转移的被动承接者。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持续加深，中国在东亚价值链中的地位开始凸显，逐渐赶超日本成为东亚价值链新的核心。在此过程中，东亚传统的“雁行模式”逐渐解体，并被一种更复杂的区域生产网络所替代。[7]新的分工模式由“雁行”结构演变而来，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产业间分工的本质属性，形成了以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区域分工模式。在这种结构中，跨国的生产过程分散化和各国经济的一体化同时发生，其核心特点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在区域内的来回转运，以便在每一阶段进行更深入的加工，直到最终的产品出口环节。在区域分工结构调整的同时，东亚价值链也随之不断深化。
在新的区域分工和价值链体系形成过程中，中国虽然仍是产业转移的承接者，但已从配角变成主角，成为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得以顺利运转的枢纽。随着对其他国家经济影响的日益加强，中国陆续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东亚各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核心作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各国经济对中国的出口依赖性越来越大，而中国对东亚的出口依赖性却越来越小。1992年至2018年，日本、韩国和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从4.0%、3.9%、2.4%提高至21.2%、33.3%、16.3%，而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却从55.4%降至31.4%[8]。二是尽管中国是贸易顺差大国，但这个顺差主要来自于欧美，而与东亚各国的贸易大多处于逆差状态，由此，东亚与欧美形成了以中国为纽带的“新三角贸易”[9]。
东亚价值链的特点。在中国和日本的共同引领和不同作用下，东亚生产网络不断加强，以东亚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日益延伸和扩张，推动东亚、欧盟、北美共同形成“三足鼎立”格局。然而，与后两者相比，东亚价值链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价值链贸易（以中间产品贸易占全部贸易比重衡量）增速更快。1980年，价值链贸易在东亚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仅为36.3%，低于欧盟的44.5%和北美的39.1%，但到2005年，东亚的价值链贸易占比大幅提高15.8个百分点，升至52.1%，超过了欧盟和北美的47.3%和45.2%；2017年，东亚价值链贸易占比进一步升至54.8%。[10]
二是东亚地区的全球价值链更具开放性和全球性。根据Baldwin和Freeman（2020）利用经合组织国家间投入产出表（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Tables，ICIO）计算的北美、欧盟和东亚主要国家制造业产出的相互投入（包括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占比结果，可以发现，相比东亚各国对北美和欧盟国家的投入依赖，后两个地区对东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更高。换言之，相比于北美和欧盟，东亚地区的全球价值链显示出更加明显的全球性特征。其中，中国的作用尤为突出，平均来看，其制造业投入占全部国家制造业产出的3.6%以上。[11]
三是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东亚价值链更加缺乏其所依赖的制度支撑。北美和欧盟除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nization，WTO）的制度支持，分别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美墨加协定（USMCA）和欧盟（欧元区）这几个相对封闭、稳定的区域协定的制度支撑；而东亚价值链则主要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虽然21世纪之后东亚地区的区域性贸易协定大量涌现，但其区域涵盖范围不足且相互交叉的缺陷，使得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所说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非常明显。
新时期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及其未来趋势
影响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调整的主要因素。持续扩张的东亚价值链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突然断裂，导致2009年东亚出口贸易大幅下降19.6%。[12]此危机藉由贸易渠道对东亚经济的巨大冲击表明，最终消费品出口过度依赖欧美市场的东亚价值链存在明显的脆弱性，需要作出重大再平衡调整。
一是东亚经济再平衡调整的内在要求。事实上，东亚价值链的平稳运转隐含一个基本前提，即作为消费品最大出口目的地的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进口需求能力。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二十多年间，美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较好地扮演了这一角色。然而，东亚与美国之间持续扩大的国际贸易失衡在进入21世纪之后，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隐患。尽管许多学者和机构呼吁改变[13]，但却未有任何成效。最终，只能通过全球金融危机对这种失衡按下强制暂停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实施经济再平衡政策扭转这一失衡的国际分工结构，但在重商主义的惯性思维下，失衡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变，相反仍在持续恶化。从2009年到2017年，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贸易顺差从4803亿美元增加到7752亿美元，提高了46.4%。其中，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增长尤为迅速，从2009年的2008亿美元一路上升，2018年达到4505亿美元，增长幅度高达124%。其中，中国为3244亿美元，占整个东亚对美贸易顺差的72%；日本和韩国分别从349亿美元、87亿美元增至570亿美元、143亿美元，增长了63.3%和64.4%；东盟国家中除了新加坡，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越南从84亿美元增加至348亿美元，增长了三倍多。[14]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在“美国优先”（Ameirca First）政策驱动下，推出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的对外政策。特朗普政府将对外贸易逆差视为美国各种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主张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发起贸易争端、频频“退群”和重启贸易协定谈判等政策来扭转所谓“不公平”的贸易利益分配。其中，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发起的对华贸易争端无疑最具象征意义。事实上，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争端只会导致两败俱伤，而经由前向和后向联系，中美贸易争端还会对东亚各国经济产生负面冲击。[15]因此，新的形势变化再次表明，东亚必须超越传统的以生产为导向的价值链分工体系，走上一条更具弹性、更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循环和增长之路。[16]
二是国际秩序转型的深刻影响。美国的逆全球化转向是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一面镜子。事实上，这一趋势从进入21世纪时就出现苗头，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加速，深刻反映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的兴衰交替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权力从前者向后者快速转移的现实。随着一批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崛起，以美国单极霸权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格局开始受到挑战，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其中，中美两个大国的权力转移无疑具有最为深远的历史意义。[17]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xperimental Business Research，CEBR）2020年12月26日公布的报告称，中国将于2028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18]全球金融危机把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内部富人（资本）和穷人（劳动）的增长与发展失衡问题，以一种巨大破坏和分裂的形式充分暴露出来。危机之后，经济全球化遭遇逆转，多边主义严重受阻，西方发达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大范围兴起，直至2016年特朗普上台和随后“英国脱欧”把这种历史逆流推向了高潮。此后，特朗普政府治下美国严重的族群对立和社会失序，“美国优先”和霸权思维下美国政府采取的对华“脱钩+遏制”（Disengagement+Containment）战略，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应对不力，更是从不同的层面改变着历史的进程。其中，中美两国国际权力的结构性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经互动与博弈，则是影响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关键因素。在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脱钩”政策的影响下，反华思潮在美国精英阶层渐成主流，两国民意也在急剧恶化，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抹黑、污名化，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感。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虽有可能推动两国关系进入可预期的理性发展轨道，但恐怕很难回到以前的竞合状态；相反，在有限合作基础上的全面竞争更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常态。
国际秩序的转型将会深刻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进程与发展方向，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趋势以及全球需求的地理结构变化是其中两个重要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开始出现衰退趋势，北美、东亚和欧盟都正在逐渐向彼此脱钩的方向发展。[19]全球需求的地理结构变化则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的发展趋势有关。根据2019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报告，往昔的全球需求增长主要依赖于发达国家，但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及其消费能力的不断扩大，未来全球需求的地理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预计到2025年，新兴市场国家将消费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制成品，其中包括汽车、建筑和机械产品等；预计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将占全球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20]这种全球消费地理结构的变化自然会推动全球价值链作出适应性调整。由于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两国关系的改变也必然会对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东亚价值链未来的变化趋势。在上述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东亚价值链的未来会如何发展？笔者认为存在三种可能的场景。
一是东亚价值链依然维持传统分工格局。由于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只有在中美两国相互取消高额关税，美方放弃对中国相关企业的制裁，以及新冠疫情彻底结束且各国价值链战略不变的情况下，东亚价值链维持传统分工格局的现象才有可能发生。这需要美国拜登新政府重回理性外交，放弃对中国的“脱钩+遏制”战略，推动两国回归竞争性合作的正常轨道，从而使东亚价值链能够继续按照市场的逻辑进行调整，向前发展。作为重大外生性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东亚价值链改变传统分工格局的进程，如果疫情结束后，各国依然选择相信市场，则全球价值链或有望回归正常。
二是东亚价值链走向碎片化。在这种场景下，中美贸易争端始终僵持，两国权力竞争呈现高度胶着状态，诸多美国盟友及其企业被迫“选边站”，中美经济逐渐“脱钩”并开始适应新的变化；抑或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各国大幅调整以往的全球价值链战略，政府深度介入价值链重构进程，迫使更多跨国企业回归本土。由于中国在东亚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跨国公司的在华战略选择基本决定了东亚价值链的变化方向。基于对在华经营风险、不确定性程度及未来前景的不同判断，跨国公司将会做出“离开还是留下”的选择：一些受到高度安全审查的技术型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可能被迫选择彻底退出中国，并根据新的市场环境重新设计其技术生态系统；另外一些企业不会选择彻底离开中国，但可能会缩小在华经营规模，同时采取“中国+1”的发展战略以分散风险。企业撤离中国的规模、范围和速度将取决于企业自身和群体所感知的风险大小和不确定性程度。与上述两种企业不同，一些高度依赖中国生产能力的跨国公司和投资者，特别是来自东亚的企业，则可能选择继续留在中国，甚至增强其在中国的影响力。经由上述不同选择，东亚地区的全球价值链逐渐走向碎片化，并在不断的分化和重组过程中形成两个平行中心：一些东亚经济体更加紧密地靠近中国，并以中国为制造中心重构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另外一些则逐渐向美国靠拢，以美国为中心重建自身价值链。东亚价值链重构进程中，一方面，美国会持续向中国施压，并大肆抹黑中国的营商环境和经济制度，以此鼓动跨国公司撤出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不会坐视跨国公司撤离中国而不管，相反，会通过实施进一步的开放措施努力留住在华企业并吸引新的外国投资者。在这个进程中，如果中美两国的竞争走向极端，将有可能把东亚经济体分化为两大阵营。
三是以中国为消费中心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会维持一种稳定的、可预期的竞争局面。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经济结构升级给全球价值链和东亚价值链体系重构带来新的选择。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成功地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在此过程中，中国以14亿人口的巨大规模崛起为“世界消费者”，取代美国成为东亚最重要的市场提供者。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不断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持续攀升，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区域乃至全球的制造中心，为东亚地区的技术研发创新、产品质量提升以及价值链升级提供更大动力。这些转变使得中国逐渐从传统的“世界组装工厂”转型升级为“世界制造基地+世界消费中心”。中国的转型给跨国公司带来新的机遇，他们以中国为最终消费目的地重构自己的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由此，东亚价值链的特点会逐渐趋同于北美和欧盟的特征——更加具有区域性。
当然，上述三种场景并非绝对，更为可能的结果是各种场景相互交织，并派生出不同的发展形态。究竟哪种结果会成为现实，既取决于美国的政策以及国际秩序转型的变化趋势，也取决于中国及东亚各国政府的政策调整，而后者，无疑是更加可控、更具决定性的战略选择。
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与东亚价值链调整的互动依赖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基础与潜力。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中国政府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内生逻辑，适时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该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看，就是要通过动态的增长模式，改变全球金融危机前建立在投资与出口基础上“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增长方式[21]，形成“以我为主、内外互动”的新发展模式，从而在把外部不确定性风险降至最低的同时，通过国内经济循环的顺畅运转推动国际大循环的稳定发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是国际经济中失衡的重要一方。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实施增长方式从外需和投资为主转向内需和消费为主的重大战略转型。尽管对美贸易顺差依然很高，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取得了显著进展。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由2007年的约10%下降至2019年的1%左右。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也由2006年的最高点64%降至2019年的30%。与此同时，从2011年开始，消费就超过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19年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55%。[22]因此，可以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大体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基本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无非是对这一客观发展趋势的方向确认和战略引领。尽管如此，国内消费提升仍存在较大空间。图1比较了中日韩三个国家在人均GDP从2000美元增至10000美元期间国内消费占GDP比重的变化，从中可以发现，人均GDP从2000美元增加至10000美元，三个国家所用的时间非常相似，增长趋势也很接近，日本是从1970年到1982年，韩国从1982年到1994年，中国从2006年到2018年，大体都用了13年时间。但是，比较这一期间三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发现，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远低于日本和韩国，中国在50%到55%之间，日本和韩国则都高于60%。[23]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恰恰说明未来中国国内消费存在很大提升空间。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重视与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调整的协同联动。首先，东亚经济再平衡和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调整对于中国双循环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性。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已经成为国内共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也得到了系统阐释。目前，学术界对于如何畅通国内循环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为了推进新发展格局顺利实现，我们在对制约国内循环畅通发展的“梗阻”因素具有深刻把握的同时，还要对影响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外部不确定风险和制约因素有更清晰的了解，特别是，需要关注国际循环本身的结构性调整及其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系。前文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描绘了未来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三种可能走向。对于与东亚经济高度共生的中国来说，如何通过自身的战略选择及与东亚各国的政策协调合作，把各种外生不确定因素内生化，将直接决定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否顺利实现。
在国际秩序转型和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摆脱“东亚生产—美欧消费”的国际分工失衡格局，最终形成一种以域内需求为主、区域内外均衡发展的东亚价值链分工新模式，符合东亚各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实现这一区域发展目标，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东亚经济再平衡调整和中国经济再平衡调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的成功转型，东亚经济的再平衡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没有东亚经济从域外需求为主向域内外需求均衡发展的调整，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转型同样也将更为艰难。因此，放在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寻求两者之间的协同联动、合作共赢，对于中国畅通国民经济，更好地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无疑至关重要。
其次，中国在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调整中具有核心作用。由于中国在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其对东亚经济再平衡调整的实现具有关键作用。中国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将是东亚经济再平衡能否最终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东亚经济要完成再平衡调整，关键是扩大区域内最终消费规模。2018年，东亚最终消费品出口的区域内占比为27.4%，相较于欧盟和北美，这一比例升至50%应是东亚经济再平衡调整未来十年努力达到的目标。那么，东亚是否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分别以2008年至2017年的十年平均增速和2013年至2017年的五年平均增速为基准，对东亚到2030年时的出口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在第一种情况下，2030年东亚的最终消费品区域内出口总额将达到441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出口为1870亿美元，占比42.4%。但是，为了达到区域内贸易占比50%的目标，理论上东亚最终消费品区域内出口总额需要达到664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要比实际估计值额外增加2230亿美元。而如果按照2013年至2017年五年平均增速为基准计算的结果，则东亚区域内额外需要增加的出口额是2549亿美元。显然，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24]不过，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预测，到2030年亚洲将贡献全球消费增长的一半以上，其中中国的贡献为31%（2017年为10%），占全球消费总量的比重将达到16%，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消费占比则将提高至10%（2017年为8%）。[25]可以看出，虽然这一任务有较大难度，但也具备赢得这一挑战的重要基础。其中，正朝着成为一个消费大国和消费品进口大国加速前进的中国，无疑是关键性力量。其二，中国在东亚价值链调整进程中起着引领作用。东亚经济的再平衡转型有赖于东亚价值链体系的调整。从“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看当前的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生产部分集中在东亚地区，但销售环节面向的市场主要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市场。2017年，在东亚的最终消费品出口中，美国占比达到28.7%，欧盟占比22.6%，而区域内占比仅为26.8%，远低于欧盟和北美地区该占比的61.8%和54.3%。[26]因此，未来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调整方向是改变主要以生产为导向的分工结构，逐步向区域内生产与消费均衡发展的方向变化。从推进这一变化的驱动力看，由于日本和韩国已经属于成熟经济体，国内的结构调整会比较缓慢，而东盟由于经济体量太小，难以起到支撑作用，因此，重任自然落在中国身上。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两大变化：一是增长方式由投资与出口拉动为主，向国内需求主导的转变；二是产业结构以低附加值生产为主，向以高附加值生产为主的转型升级。从这两种变化的外部影响看，这恰与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调整方式契合。中国的内部转型会从两个方面对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产生影响。一方面，增长方式转变会推动国内需求市场的强劲增长。2019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24万亿美元，已达到美国的94.4%。[27]中国的变化将改变东亚价值链传统上主要依赖美欧消费市场的分工格局，使得区域内循环和区域外循环更加均衡，在此过程中，中国将逐步超越美国和日本，成为东亚地区新的消费中心。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正在不断攀升。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主要是由于我国创新能力的加强，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05%，已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不断提升的自主创新能力对于中国在东亚区域分工重构过程中的角色转换形成了重要支撑。这一变化从中国对东亚地区产品出口结构的升级中就能体现，中间产品的进出口通常能够反映一国参与区域分工的深度。在2001年至2018年中国对东亚的出口当中，中间产品占比从34.2%大幅提高至52.4%[28]，表明中国参与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正在不断深入。随着中国在东亚价值链上地位的不断提升，后发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将会逐渐替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组装工厂”。从2017年开始，东盟吸引的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FDI）就已经超越中国，2018年甚至达到中国的2.65倍；在东盟内部，越南成为FDI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出去的主要受益者，2010年至2018年其制造业领域吸引的FDI数量从59.8亿美元增加至193.8亿美元，增长了2.24倍。[29]与此同时，“世界组装工厂”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能力的下降，而是表明中国将会逐渐变成以创新为主、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新的区域乃至全球的制造中心。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经由上述变化，最终将推动东亚经济摆脱以往严重依赖美欧最终消费市场的失衡状态，走向一种内需与外需、生产与消费更加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最后，中国与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调整良性互动存在内外主要制约因素。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调整的顺利推进依赖于东亚各国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东亚13国（东盟+中国、日本、韩国，“10+3”）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经过长达八年13轮的谈判，最终于2020年11月15日正式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表明参与方都具有加强区域合作的强烈意愿。不过，内外两种制约因素的存在，将给上述调整带来巨大阻碍。就内部制约而言，中国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可能对其他东亚先行国家和地区产生一定的竞争和挤出效应。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会通过国内经济增长和市场规模扩大而为东亚各国创造新的机遇；但从短期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攀升，势必会对处在东亚区域产业价值链上游的韩国、中国台湾甚至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生竞争性冲击，迫使其在内部做出适应性调整。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各国如何在短期阵痛和长期收益之间进行平衡，将决定其是否愿意以及如何参与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调整。就外部制约而言，国际环境的恶化使得东亚相关国家在本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问题上更加敏感。在国际秩序转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世界经济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调整无疑也会受到这一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期间，美国、日本等国鼓动本国企业回归本土的政策选择就是典型代表。尽管这种政策短期影响并不显著，但从长期看，其具有的导向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东亚价值链的分工结构，影响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调整进程。
上述两种制约因素在影响整个区域分工结构的同时，也会通过干扰我国经济外循环畅通运转的方式，对我国构建双循环格局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对此高度重视。作为东亚区域分工的受益者和当前区域价值链分工重构的主要源头，中国有义务也有能力承担引领区域分工调整和地区合作的责任，与邻国一道构建互惠共生、合作共赢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考虑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可能会对东亚各国分工地位和经济利益分配产生一定影响，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就需要兼顾内外效应，除了重视国内效果，还需要关注其可能产生的区域外溢效应，及时通过推进国家间协调，形成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的联动升级，从而使得围绕中国的区域和全球价值链重构具有更加确定、更为可控的方向。
中国的应对
面对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动荡和东亚价值链不确定的未来，我国政府不仅需要沉着应对，而且应高瞻远瞩，主动引领东亚价值链的发展与调整，使其成为稳定我国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安全阀，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以及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
以我为主，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应对中美贸易争端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在稳定现有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吸引更多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中国，推动价值链规模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的全球价值链造成巨大冲击，特别是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借疫情对中国进行各种造谣、抹黑和恶毒攻击，导致在华跨国企业普遍弥漫着一种不安情绪，对未来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充满担忧。尽管如此，我们看到，绝大多数跨国企业仍然选择继续留在中国，甚至追加投资，这说明中国市场对于他们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也说明这些企业对于中国市场的未来抱有期待。因此，我们应该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发展抱有信心。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滋生骄傲，反而更需正视以往发展中的不足和短板，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推进开放进程，着力促进国内国际市场规则和标准的融合统一，加快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为跨国公司营造一个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只有这样，才有助于跨国公司更加坚定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和扎根中国的决心。
更加积极地做好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战略的对外宣传工作，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继续走开放道路的信心。当前，持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全球重要经济体中，中国是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大国，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高度关注。对于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些西方媒体带着天然的“有色眼镜”将其视为中国经济战略方向的“向内转”。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但要稳定在华跨国企业的信心，还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对这一重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对外宣传工作，比如，通过理性叙事、案例宣传、中国驻外使领馆开放交流等方式，向海外民众展示我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的形象，通过海外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使其更加准确地理解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内涵。在这一过程中，宣传报道要在对政策的内涵、外延和背景具备透彻理解的基础上，坚持国际视野，用外国受众容易接受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务必对国际舆论导向保持清晰的认识。只有这样，报道工作才能起到“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作用。
清醒认识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发展的新趋势，主动求变，引领东亚价值链在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有序调整和重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经济全球化的退潮和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价值链主权化和区域化重构的进程。这种变化趋势给中国稳定全球价值链带来巨大挑战，要求我们一方面采取更多有效措施，努力稳定现有价值链，另一方面吸引更多新的国际直接投资，以此继续稳固我国在东亚地区作为全球价值链“枢纽”的中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当前正在发生的两大变化——增长方式从以投资与出口拉动为主向国内需求主导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从以低附加值生产为主向以高附加值生产为主的升级，所可能给东亚区域分工带来的重大调整，我们更应积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通过政府间协调和自贸区建设，保证东亚各国经济实现正向联动效应和区域分工调整有序进行，最终实现东亚各国互惠共生、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增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引领东亚区域分工体系调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0&ZD143、18BJL111）
注释
[1]《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7/21/c_1126267575.htm，2021年1月8日引用。
[2]《韩文秀答记者问：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主动作为 是长期战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434038/434053/，2020年10月30日。
[3]张明：《如何系统全面地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4]比如，20世纪80年代东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平均达到59.8%，1993年最低时也达54.9%；1988年至1996年在中国进口中所占比重则平均达到51.3%，1989年最低时也达49.2%。根据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TID）2018数据库（RIETI Trade Industry Database 2018）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参见https://www.rieti-tid.com/share.php，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月8日。
[5][10]根据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TID”2018数据库（RIETI Trade Industry Database 2018）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参见https://www.rieti-tid.com/share.php，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月8日。
[6]根据1986年至1997年各年度国家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7]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的该年度《通商白皮书》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
[8][12]根据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TID”2018数据库（RIETI Trade Industry Database 2018）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参见https://www.rieti-tid.com，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月8日。
[9]李晓、丁一兵、秦婷婷：《中国在东亚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基于贸易动向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5期；成新轩：《东亚区域产业价值链的重塑——基于中国产业战略地位的调整》，《当代亚太》，2019年第3期。
[11]以东亚、北美和欧盟地区价值链中的核心国家——中国、美国和德国为例，北美和欧洲各国的制造业在对域内核心国家（美国和德国）表现出较高投入依赖度的同时，也对中国具有较高的依赖度，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的依赖度分别为14.1%和15.5%，对中国的依赖度也分别高达7.2%和14.3%；法国和意大利对德国的依赖度分别为5.7%和4.9%，与此同时，对中国的依赖度也分别达到4.1%和4.6%。而东亚的情况则不同，比如，日本与韩国对中国的依赖度分别达到6.3%和16.4%的同时，对美国的依赖度则分别只有1.4%和2.9%，对德国的依赖度更是低至0.7%和1.8%。参见Baldwin, Richard and Freeman, Rebecca, "Supply chain contagion waves: Thinking ahead on manufacturing 'contagion and reinfection' from the COVID concussio", https://voxeu.org/article/covid-concussion-and-supply-chain-contagion-waves, 01 April 2020.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月8日。
[13]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自21世纪初期以来就连续强调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严重性。日本学者林直道甚至早在2000年就指出，“我们绝不期待美国爆发危机，但是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固有的必然产物，美国积累了形成危机的众多条件，因此可以说危机是难以避免的……如果美国爆发了危机，在美国过度消费停止的同时，世界贸易和金融业也将陷入巨大混乱，即使爆发可与1929年危机相匹敌的世界性大危机也毫不奇怪”，参见林直道：《危机与萧条的经济理论：对日、美及东亚经济衰退的剖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3～234页。
[14]根据CEIC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https://insights.ceicdata.com/login，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月11日。
[15]尽管有一种声音认为，中美贸易争端会通过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两种方式对中国的东亚邻国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结果显然并非如此。2019年，虽然部分东亚国家对美出口有所增加，但由于价值链的传递效应，这些国家对华出口普遍下降，基本抵消了对美出口的增长，日本和越南甚至对中美两国出口同时下降。比如，2019年，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对美出口分别上升6亿美元、35亿美元和6亿美元，但对华出口则分别下降259亿美元、10亿美元和7亿美元；日本和越南对美出口分别下降2亿美元、49亿美元，同时对华出口也分别下降93亿美元、149亿美元；菲律宾和新加坡则对两国的出口同时上升，对中国分别上升8亿美元和11亿美元，对美国则分别上升9亿美元和2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则是对中国出口增加1亿美元的同时，对美国出口下降了12亿美元。再看2019年美国对东亚各经济体的直接投资，虽然普遍增加，但并不能说明出现了投资转移效应，因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提高了19.7%，因此，更合理的解释应是：在华美国企业并非从中国撤退，而是采取了“中国+1”战略（最初由日本在“非典”时期提出，为避免对外投资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在中国投资设厂的同时还要在东南亚、印度等地投资），根据CEIC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https://insights.ceicdata.com/login，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月11日。
[16]有关分析参见刘洪钟：《超越区域生产网络：论东亚区域分工体系的第三次重构》，《当代亚太》，2020年第5期。
[17]不过，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崛起迄今所带来的变化并非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而只是带来了有限的“权力变迁（power shift）”。参见江忆恩、陈喜娜：《中国崛起：对概念运用的探讨》，《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Chen Dongjin, "Examining the Rising Dragon: A Review of Foreign Affairs and Foreign Policy's Article on China in 2008", Asian Politics and Policy, 2009, 1(4), pp. 779-789。转引自王敏：《权力变迁冲击下的东亚安全新态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
[18]CEBR, World Economic League Table 2021: A world economic league table with forecasts for 193 countries to 2035, https://cebr.com/service/macroeconomic-forecasting, December 2020.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月11日。
[19]Christophe Degain, Meng Bo & Wang Zhi, "Trends in global trade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World Bank (eds),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 Measuring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GVC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gvcd_report_17_e.htm, 2017, pp.37-68.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月11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亚洲的未来：亚洲的流动与网络正在定义全球化的下一阶段》，https://www.mckinsey.com.cn/insights/mckinsey-global-institute/，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月11日。
[20]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January 16, 2019,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innovation-and-growth/globalization-in-transition-the-future-of-trade-and-value-chains.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月8日。
[21] 徐奇渊：《如何理解“双循环”？》，《财经》，2020年8月4日，http://iwep.cssn.cn/xscg/xscg_sp/202008/t20200807_5167083.shtml.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月8日。
[22][23][27][29]根据CEIC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到，https://insights.ceicdata.com/login，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月11日。
[24][26][28]根据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TID”2018数据库（RIETI Trade Industry Database 2018）相关数据估算得出，参见https://www.rieti-tid.com.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月8日。
[25]数据分别来自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亚洲——未来已至》，https://www.mckinsey.com.cn/insights/mckinsey-global-institute，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月8日。
责 编／郭 丹
The Prospect of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ual Circ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East Asian Value Chain
Liu Hongzhong
Abstract: Due to the Sino-US trade disputes and the major shock brought by the continuous spread of the COVID-19 to the global economy, when China speeds up the cre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ocusing on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and hav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external uncertainties and constraints may have a huge impact in terms of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East Asian value chain.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China's dual circul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st Asian value chain depend on each other. In creating the dual-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e need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coordinating the adjustment of the system for division of labor of the East Asian value chain; attrac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xpand the scale of the value chain on the basis of stabilizing the existing global value chain; do a good job in the foreign publicity work to increase the confidence of the foreign investors; and actively lead the orderly adjus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East Asian value chain, promot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and make it an important safety valve to stabilize China's rol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o as to ensure the smooth circulation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
Keywords: dual circulation, East Asian value chain, global value chain, Sino-US trade disputes
刘洪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博导，志远领军学者，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亚太经济。主要著作有《韩国赶超经济中的财阀制度研究》、《东亚转型研究》（合著）、《国际秩序转型、全球化反思与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外部约束》（论文）、《超越区域生产网络：论东亚区域分工体系的第三次重构》（论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