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顺畅国内大循环首先要完成产业领域的循环，这需要本土产业的供给与市场需求在体量和质量上的对接，而完成对接需要建立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模式。但对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存在扭曲，抑制了产业价值链攀升，阻断了创新链对产业链植入，让产业供给端在技术创新、品质提高和品牌构建等方面与需求对接变成了无水之源。因此，通过创新体制机制从而提升以需求为导向的产业供需对接能力，加强地区合作从而聚合比较优势，提高科技创新成果商业转化率从而攀升产业价值链，才能顺畅国内市场大循环。
【关键词】产业市场供需对接 国内市场大循环 主体格局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5.008
引言
国内市场大循环首先要完成产业大体量的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产业格局，加上重要原材料工业高比例的国有资本钝化了对市场需求的敏感性，造成供需对接能力不足，形成市场大循环的多重阻滞：代工模式阻断了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关键技术缺失导致供应链被管控；对市场信息敏感性缺失造成产能过剩与不足并存。如果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同时又缺乏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在疫情与贸易新规的冲击下，国内经济必然将遭到重创。
为提高经济的韧性，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规划，指导产业的高质量绿色发展：由“两头在外”转向“两头向内”；用“去产能”和“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产能过剩与不足并存问题；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产业对市场需求的敏感性，提高产业供给与需求的对接能力。而所有战略指向的落脚点，都可以归结到用创新和环境规制驱动产业的绿色发展，也就是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达，就是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因扭曲理解而导致片面执行的问题，造成产业价值链被低端锁定、产业链断裂、供应链被管控等问题，对国内大循环的顺畅运行形成阻滞。为此，引导社会各界全面正确理解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本质问题，找到问题节点，抓住关键要点，对畅通国内大循环至关重要。
而本质问题和关键要点，就是创新现有的体制机制，实现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即培育产业供给方敏锐捕捉需求的能力；加强地区合作，聚合地区比较优势；提高成果转化，从而实现创新驱动产业商业价值提升。惟其如此，才能构建本土市场大循环的主体格局并推动大循环顺畅运行。
提高产业绿色发展质量才能顺利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格局
国内需求升级而产业供需对接能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所释放的制度红利，配合以传统要素介入全球分工体系所表现出的禀赋优势，让我国经济维持了40余年的高增长，已经建成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17%，并且可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1]在国内人口结构分层化和区域梯度发展的推动下，相对公平的分配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加剧了消费和投资市场在高、中、低端的规模迅速扩张；同时，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也让市场不断呈现出具有文化蕴含的异质化趋势。上述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国内需求日益转向品牌崇尚、品质追求和绿色倡导，形成了丰富多样、层级鲜明、体量巨大的内需市场。
但产业供给端的种种问题却导致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剩，对接内需市场能力不足。入世后，以“贴牌”和“三来”为主的代工模式迅速展开，形成了“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产业发展模式。这不仅抑制了本土产业创新和行销能力，也让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位势。体制机制不顺造成基础性产业对市场需求的不敏感，使本土产业供给无力对接需求的变化，以至于产能过剩与不足并存，无法满足供需长期趋向平衡的前提条件，自然不能在短期内构建成国内大循环的主体格局。2019年公布的产能过剩行业，基础性的原材料行业均列入其中。这些行业总量规模庞大，却有小、散、乱的空间分散分布特征，要素效率低且排放高，让原本逐步出现、可分阶段解决的环境问题，表现出了加速出现、集中产生的“复合型”和“压缩型”特征。
与产能过剩相对立的，是中国本土消费市场与本土消费需求相比，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源于海外的高端市场与高新技术，无法提升本土产业对“品牌崇尚”的需求；也因技术低端而使“品质追求”无从满足；产业的高排放和高耗能也让环境不堪重负，“绿色倡导”难以实现。体量巨大的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却只能从国外市场得到满足。中国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相关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全球奢侈品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国人在境内外消费，中国游客出境游消费额约占全年人均消费支出总额的14%，以后几年的复合增长率预计将达到15%，且连续多年保持境外消费第一。[2]例如，尽管我国是家电生产大国，但日韩的电子产品依然令国人趋之若鹜。而拥有全球化高知名度品牌和高质量认同的产品生产国，基本都集中在欧美日韩等国。
产业供给未能对接需求升级不仅表现在最终消费品上，还表现在大量中间品上；也由此受疫情和贸易新规的冲击，使产业在关键技术领域被“卡脖子”、关键零部件的国际采购受阻。产业供给端技术受制于人，成为制约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未来，只有从提高产业供需对接程度来实现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才能以此启动和培育内需市场，从而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格局。
战略布局增强供需对接实现国内大循环。由于存在上述的种种问题，我国持续出台了各类指导产业供给对接国内市场需求的文件，并基于准确把握产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节点问题制定了精准改革方案。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就提出“创新发展理念”。该理念的实施配合了多种技术创新的激励政策措施，短短几年就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党的十八大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之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全面诊断了产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设计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准方案，并提出淘汰落后产能、升级传统产业和支持新兴产业的具体措施，同时配合以制度成本降低和补足内需不足的关键性短板等措施，使产能利用率迅速回升，产业呈现出高效率、低排放的高质量绿色发展趋势。
在各类改革方案有效实施基础上，党的十九大顺势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首次用“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经济学术语进行解读，同时不断提高着产业排放标准。党的十七大以来所有提升产业素质、提高经济质量的决策思想，以及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及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脉相承，共同推动着体量巨大的产业供给与不断扩张和升级的市场需求相对接，为构建国内大循环发展主体新格局创造了制度条件。
构建国内大循环的落脚点是产业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首次用“全要素生产率”解释产业发展质量，正是从资源稀缺性这一本质出发的。产业核算出的所有要素投入对有效产出贡献后的余值，即为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考虑到可核算的投入均为可见、可计量的劳动、资本等要素，而如果除此之外还有某些不可见、不可计量的内容也对有效产出作出了贡献，那么，这些内容就必然是软的技术、知识、管理、制度等具有技术进步性质的内容。这些内容不消耗实体性资源，因而其对有效产出的贡献越大，说明实体性资源消耗越少，就越有利于节约自然资源和劳动，降低排放，而这正是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现实场景。
原本是经济学领域的概念要变成公众皆知的常识，理解上需要特别关注两个关键点。第一，全要素。除了公众能直观想到的，投入有劳动和资本要素以外，通常还要考虑环境要素。这是由于公众不断提高的对清洁环境需求导致环境稀缺性日益凸显，排放作为对环境容量的消费而被要求付费，由此被归类到投入要素之列。为了更好体现环境容量变成要素投入内容，通常会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全面表达发展质量，也就是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第二，有效产出。有效，即强调产出被市场接受，接受程度越高，产出的有效性也越高；被市场所淘汰的产出无法形成商业价值，也就不应计入全要素生产率之内。因此，只有通过提高产业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对接程度，才能把投入要素转化成市场接受的产品，产业价值才能得到确认。
可见，国内的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或者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表现出的场景就是：产业排放不断降低，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产业具有相当的柔性和韧性，能针对国内需求的分层变化和升级方向作出适时调整。这样才能在国内发展出体量巨大的产业，才能动态柔性地对接体量同样巨大的市场需求；产业高收益得到了保障，有效产出就会维持在高位。在保障社会分配公平的制度下，具有公平性的收入不断提高，有利于形成储蓄和消费能力，如此就构建出了国内投资和需求大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推动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关注点错位，难以顺畅国内大循环
在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实施有效推进了国内大循环主体格局的构建。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存在对战略理解的错位，在战略实施中存在“有创新、无驱动”、对产业排放的环境管理扭曲造成“环境有绿色、产业无发展”、对国内市场的培育偏离了比较优势造成“只认大循环、脱离双循环”的局面。这些做法扭曲了战略意图，背离了战略目标，最终无法推进产业迈向高质量的绿色发展，国内大循环的主体格局也无从构建。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创新激励错位。创新驱动发展表现在产业领域，就是推动产业规模扩张和效率提高的主要动力来自创新。社会各界对创新最普遍的理解，就是强化R&D活动。为此，增加R&D投入的呼声不断增高；对科技成果的激励也不断强化。在呼声和激励的多重作用下，中国产业的“创新”短短几年就在“量”上实现了重要突破：从2013年至今，都保持着世界第二的R&D经费投入、第一的研发人员工时投入，产出了世界第二的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量、第三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3]
但科研论文和科学专利等创新成果，仅仅是驱动发展潜在的动力；如果不能转化为商业利益，就等于创新没能驱动发展。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19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我国有效发明专利成果的商业转化率仅为32.9%；其中高校的转化率更是低到只有4.5%。这都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转化率。我国“世界级”的研发投入并未带来“世界级”创新产出所应有的经济效益。转化率低不仅浪费了生成成果的前期投入，整体拉低了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也严重阻碍了“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
在成果转化问题上，中国面临“五高四低三缺失”的窘境：经费投入高、人员工时高、专利数量高、专利维护费用高和专利失效比率高的“五高”；专利成果质量低、专利成果转化率低、专利转化收益率低和专利管理水平低的“四低”；专利专业化运营缺失、专利市场信用缺失和专利商业转化机制缺失的“三缺失”。可见，盲目重视研发投入，依赖投入规模扩大来提升科技成果产出，忽视成果的有效商业转化能力，势必造成新一轮的科创资源浪费。因而，寻求提高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与方法，真正实现用创新驱动产业规模扩张和素质提高，才能实现创新驱动产业的高质量绿色发展。
限制产业排放的环境规制工具使用不当。在中国产业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也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为此，政府积极出台环境政策，不断提高排放标准。尽管排放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排放总量依然庞大，中国在世界环境绩效指数排名中持续偏后。产业运行造成的污染仍然严重威胁着居民健康和生态环境。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各地各级政府改善环境的压力巨大，不断出台多种形式的环境政策，政策工具也日趋多样化，但污染控制依然差强人意。急功近利的心态让环境标准的更新过快、执行期过短，以至于企业为达标排放而更新的装备，在正常运行周期还远未结束之前，政府又提高了排放标准。这导致很多产业的固定资产服务年限严重不足，致使环境有“绿色”而产业无“发展”。
此外，环境综合治理缺乏地区合作。环境的空间转移效应，让“生态优先”无法实现，导致下游的环境治理成果被上游的排放所抵消。而地方政府还经常采用产业进入规制来代替环境规制。如2017～2018年间，江苏省为了保护省内的水体环境，规定禁止生猪养殖行业进入，尽管可能产生了环境效益，但产业却受到严重抑制。在影响到居民正常生活需求之后，江苏省不得已又放开生猪养殖市场。治理手段的反复变化，导致“绿色”与“发展”无法兼顾。
可见，环境污染的流域空间转移特征，单个地区的排放标准提高，并不能必然保障本地环境质量向好。因此，对排放治理不仅要加强地区合作，还要在合作过程中掌握有关排放及环境容量等信息，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环境目标来约束产业准入，并在这种约束下提高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能力。
对国内大循环为主、双循环为补的理解扭曲。近年来，各国贸易新规不断出现、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不断割裂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联系；部分发达国家为了应对本国产业空洞化，纷纷制定“低端回流、高端重塑”的战略举措；等等。这让国内一些人士相信，国内产业体量庞大，是能够独立于全球、实现本土自身大循环的。由贸易新规和重大安全危机所引发的产业链断裂、供应链受制于人的局面，是能够通过本土自身的产业大循环得以解决的。
但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重要的理由是本土的产业链已经深度植入到了全球产业链之中；本土价值链也全面嵌入到了全球价值链的各个领域；更重要的是，贸易规则的变化和全球重大公共安全危机的影响具有短期性和局部特征。即使一些国家存在逆全球化的做法，也无法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此外，中国40年来的高速增长，受益于改革开放为本土产业发展提供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未来产业实现绿色化高质量发展，依然离不开国际市场。只有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互动，才能有效提高产业的技术学习能力，同时也为本土产业技术扩散提供广泛的市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也才能真正确立。
因此，通过完善区域产业分工及国际分工体系，创新我国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寻求全面提升产业价值链、完善产业创新链、重构国际供应链的对策措施，以此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格局和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补充与辅助格局，新发展格局在产业领域才能够得以实现。
以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主体格局的对策
畅通国内市场大循环需要准确认识目前国内产业供需对接的现状，同时准确理解政府精准提升产业质量、实现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如此才能推动产业实现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也才能构建成国内市场大循环的主体格局。
以需求为导向提高产业的供需对接能力。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内涵了低投入、低排放和高有效产出。如果有效产出的体量足够大，那么国内市场大循环的主体格局就会有相应体量的市场需求。可见，从市场供需对接入手，以产业供给对接需求的程度，来识别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由于目前我国的产能过剩与不足并存，因此推动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就要立足需求导向，深化去产能和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实现产业供给对接市场需求。
考虑到中间产品需求和最终产品需求特征有很大不同，识别是否对接了需求，要分别评估供给对接中间和最终这两种不同的需求。就对接中间产品需求而言，要综合考虑区域性分工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从投入期开始对产能的对接能力、本土产业链环节在境外的价值链管控状况、本土创新链环节是否嵌入到产业链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以此识别能够支持国内大循环主体格局的产能规模，并在投入期采取相应的扶植政策，使具有良好对接能力的产业顺利步入成长期和成熟期。
就最终产品需求而言，则应从消费市场的需求出发，识别消费需求偏好，并以此决策产业的要素投入组合方案，以此识别产业与最终需求的对接状况。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来提高产业供给对接需求的能力。
提高产业集聚效应和区域分工合作效率。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开发区建设，使集群化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形成的集群效应和关联效应，能够为高端资源共享、技术合作强化、知识学习效应创造有利条件；同时，集群区有利于实行集中化的环境管理、专业化和规模化的配套设施服务，这些都为资源减量和环境友好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不断推动集聚区和地区的产业分工合作，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比较优势。为此，要建立地区统一市场，把具有相似比较优势的集群进行产业链联结，在集群中发挥地区分工优势，在深化分工的基础上加强集群间的分工合作，形成基于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错位发展模式，构建区域产业链的价值升级。
进一步地，借助于都市圈来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的外溢功能，以此实现市场扩张。在都市圈功能基础上，以集群为媒介，在都市圈的产业链中植入创新链，从而推动产业链的价值升级；形成“都市圈”之间的互动，在更大的空间体量上寻求地区分工优势，以此构建国内产业供给与需求的大循环体系，实现产业链的价值升级。
创建科创平台，提高科技成果商业转化率。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中国的研发活动各项指标迅速攀升至国际前列，但却因成果转化率过低，难以实现用创新成果取得商业价值的“创新驱动发展”目标。因此，推动科技成果实现商业转化是顺畅国内大循环的重点，也是未来要补的短板。
我国科技成果商业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成果在转化成可量产的产品之前，需要借助具有性能测试、规模放大等功能的高精尖科学装置，对成果进行转化和熟化。这些装置具有极高价值，使用过程中还需要专业化服务。缺乏共享必然导致使用率低，如果再叠加成果转化的高风险，资金回收期还会进一步的延长。因此，购置激励的缺乏让成果拥有者很难以一己之力完成成果转化。
但科学装置和专业服务这些科创资源对成果转化却必不可少；因而采用共享方式提高使用率从而缩短科学装置的回收期，就成为推动成果转化的重要手段。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继高新技术开发区大规模建设与运营以来，发展到目前，已经进入了将一部分具有很强科创能力的园区实行以科创为核心的转型升级阶段。典型的如上海张江、北京中关村、安徽合肥滨湖新区等，均开启了以科创为核心的功能升级，由原来的以高新技术制造业为核心功能的加工区，转型升级为以推动科创成果生成与商业转化为核心功能的科学城，并以市场化方式运行。
尽管科创平台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有助于解决激励机制问题，但却无法解决“卡脖子”技术“重点攻关，逐个突破”的问题；而区域性以政府为主导的创新体系尽管可以调配高端技术创新资源，但却无法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如何既能解决“重点突破”，又能实现“全面开花”，需要制定科创平台高端创新资源共享机制，以此解决高端创新资源稀缺且分布散乱问题。通过建立不同企业、产业、区域、国际等各层次的技术合作机制，解决高端资源恶性竞争、重复立项等问题；利用“集中调配优势资源”的制度优势，对严重依赖他国的“卡脖子”技术，建立“重点攻关，逐个突破”的体制机制。
创新体制机制，顺畅产业市场国内大循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机制创新成功的做法，就是大搞“试验田”，对成功的经验进行推广，失败了也不会造成全局性的影响，还能为后续的试验提供可吸取的教训。从开发区建设逐步由沿海向内陆推进，到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成果不断推广应用，均是如此。
与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相关的体制机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前者在私权领域提供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势、有效竞争的遴选优势；后者为保障市场机制高效运行、推动比较优势动态培育、促进高端资源整合与共享、组织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环境规制及其工具设计等提供制度供给。
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对体制机制创新提出的更高要求，同时叠加国际贸易新规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背景，借鉴中国改革开放“先行试水”思路，从特定的城市群入手，充分考虑中国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领域的独特性、高端资源稀缺性，针对私权领域中有助于提高产业质量的高端资源，将加强流动、提高整合等功能归入政府制度设计领域，为产业界的获得性动态比较优势培育形成制度优势；同时，设计推动地区竞争与合作的动力机制、传导机制与约束机制，为保证这些机制发挥作用，需要建设与之匹配的体制进行对接，从而保证体制的执行力和机制的作用力。
此外，充分发挥政府对市场规则设计和运行监管的职能，健全并完善包括要素市场、技术交易和环境交易市场等市场体系，推动区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保障市场体系规范、健康运行，通过“政府有为”从而形成“市场有效”。如果对“有为政府”的职能进行了合理界定，那么，在市场体系和区域统一大市场推进的过程中，“有效市场”就会由此得以凸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全球贸易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与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AJY008）
注释
[1]盛来运：《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预计超过1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902637319661957&wfr=spider&for=pc；东方财富网：《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684713098984904761&wfr=spider&for=pc。
[2]相关数据来源：麦肯锡《中国奢侈品报告2019》、《2019年中国出境游行业市场需求即未来发展前景分析》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1904/727173.html。
[3]相关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201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责 编／张 晓
Boosting China's "Great Internal Circulation" Pattern with High-Quality Green Development
Xie Jiaping
Abstract: To realize smooth domestic circulation, we must first achieve circulation in the industrial field, which requires the link-up of the supply of local industries and market demand in terms of volume and quality, and to create such a link-up, a high-quality and gre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 need to be established. However, there are distortions during creation of the link-up, which inhibit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blocks the implantation of innovation chain into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causes the industrial supply-side to link up with nothing in the demand-side in area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brand building. Therefore, only by innovating the systems and mechanisms, being demand-oriented while increasing the ability of linking up supply and demand,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concentra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improving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can the domestic market circulation become smooth.
Keywords: link-up of industrial supply and market demand, domestic market circulation, main structure
谢家平，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二级教授、讲席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创新创业与可持续发展、运营与供应链管理。主要著作有《闭环供应链契约》《企业群落生态化：理论与实践》《逆向物流管理》《绿色设计评价与优化》《循环经济的合作模式与推进效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