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始于世纪之交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它对南南合作的发展方式和合作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在第四次工业化浪潮下，南南合作面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缓慢、技术进步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以及国际贸易、物流数字化和具有数字技能的合格劳动力短缺的新挑战。为此，南南合作应以传统工业与数字经济融合为基础，发挥后发优势，运用数字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完善已有的合作机制、创新合作模式、扩大合作领域，不断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服务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南南合作 第四次工业革命 数字经济 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新冠肺炎疫情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重创，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为严重。疫情期间各国颁布旅行禁令、关闭边界、实施隔离措施和限制出行、集会等措施，使国际经济活动和民众社会生活在一定意义上陷入孤立状态，世界经济中的供应链、产业链遭遇严重阻隔，全球南方国家位于受大流行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行列。南方国家不仅需要面对由于工业化进程迟缓造成的医疗保健用品的短缺、医疗体系不完善造成的遏制疫情蔓延能力不足的现实，还需面对以数字经济引领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不仅加速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也凸显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和脆弱性，彰显了增强南南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此背景下，积极塑造国际经济新格局，促进国际合作成为南南合作的新使命。中国作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方和推动者，也面临着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开展南南合作的新挑战，需重点关注与研究。
21世纪后南南合作发展的新特点
南南合作植根于特定的世界历史进程和国际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它经历了20世纪50—70年代的发展高潮，80年代到上世纪末的式微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复兴，①具有其自身特殊的发展轨迹。在冷战后新一轮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南南合作也因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深度参与而步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南方国家集体力量增强为基础、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引领、以多元合作主体和合作领域不断扩大的南南合作的快速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合作中最鲜明的特点之一。
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南南合作的主要发展目标。继联合国发布《千年发展目标》后，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南南合作在实现发展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上，联合国于2015年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导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强化执行手段以振兴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力争2030年实现促进共同繁荣和福祉的发展目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提出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能够为发展中国家获得科学和技术资源提供更多财政支持。通过创新和增进以共同商定条件进行的知识共享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效和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2019年，第二届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以“南南合作的作用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挑战与机遇”为主题，通过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肯定了南南合作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联合国第三届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等主要政策文件和框架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提供了新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主要发展目标。
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促使南南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在世界经济体系重塑过程中，南南合作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技术合作和知识交流，涵盖了贸易、投资、基础设施连通以及发展中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协调等领域。南南合作在区域和全球的发展话语和举措中也变得更加突出。长期以来，发展援助和技术合作是南南合作的两大传统领域，进入新世纪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上升势头已经动摇了发达国家在南南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参与的现实下，南南合作步入以数字经济引领的新阶段。首先是在国际援助领域。发展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南南合作发展程度标杆的领域，近年来由于援助提供方越来越多，北方发达国家无法垄断南方受援国的资金、技术和知识来源，援助主体由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发生改变。其次是在技术合作领域，南南合作已经由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源、技术和知识的转移或交换合作拓展到国际贸易等领域，成为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南南合作制造品贸易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贸易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其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全球及其他北方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以对非洲的贸易为例，2000年至2008年，中非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33.5%，2009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11年中非贸易额超过1600亿美元。巴西与非洲的贸易额在2002年至2010年期间也增长了400%，达到了2.06亿美元。②成功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仅保护和培育了本国产业，为国民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环境，也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工具，南南合作的领域不再局限于发展援助和技术合作，逐步向国际贸易、国际政治、气候变化以及安全领域扩展。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机构不断涌现，2003年联合国大会第58/220号决议将每年12月19日定为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为与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多边机构将南南合作纳入其常规性工作方案提供了合法性与合理性支撑。③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建立发展中国家间的多边磋商机构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004年，印度、巴西、南非设立扶贫与饥饿基金（IBSA），合作内容包括能力建设、可持续发展以及南方专家与机构的知识共享。IBSA基金的成功运营成为联合国系统内三个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典范。2008年，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南南合作办公室共同启动了中国南南发展中心项目，促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在南南合作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2016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相继成立，两家银行均将实现可持续增长作为业务开展的优先事项，为南南合作开辟了新路径。
新一轮工业革命对南南合作提出新挑战
始于世纪之交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广度和系统性改变着社会交往方式、商业模式和个人行为方式。新兴技术和各领域的创新成果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要远远超过前几次工业革命。④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资金短缺和工业化水平低带来的医疗和个人防护用品购买力和产能不足以及医疗体系不完善的艰难局面。与此同时，原本需要三到五年才能实现的信息技术的普及，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得以完成，大数据、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成为传播防疫知识和遏制疫情的重要工具之一，数字化的企业和公司能够通过远程操作来确保生产和销售的正常运行，凸显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传统工业与信息技术融合的重要性，也凸显南南合作面临来自网络安全、云计算、服务平台开发和虚拟工作场所等新兴领域的现实挑战。
第四次工业革命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此次疫情凸显强大的工业体系是人类应对危机的重要支撑力量。疫情发生后，中国、土耳其等制造业生产体系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在政府呼吁加快和扩大医疗用品和设备的生产后，积极调整生产线和产品种类实现迅速转产，满足医疗保健部门和社会对个人防护用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程度不高，生产能力不足，扩大个人防护用品的生产能力有限，无法满足对呼吸器和口罩的需求，再加上全球供应链的中断，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医用口罩、医用大褂、护目镜和呼吸机需求激增的情况下，出现供给严重不足的状况。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初期就呼吁全球产业界增加40%的制造业产能，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防护用品和设备的需求。一些发展中国家即便通过互联网平台和其他信息渠道获取了新冠肺炎疫情防疫知识，但由于工业化程度不高和制造业产能低下，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个人防护用品的社会需求。加快工业化进程已经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南南合作面临的基础性问题。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对南南合作提出新要求。新冠肺炎疫情中，从检测技术、医疗技术和医疗标准的进步到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各国能够更快发现疫情和实施隔离等措施。信息技术带来的技术进步是这场疫情未像1918年大流感那样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等不仅赋能传统产业，也提升了人们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催生了很多新的产业领域和新的业态，如运用无人机进行病毒检测和预防、通过数字化教育提高青年和从业者的数字技能以及更加智能的大数据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互联网平台等信息技术在疫情防控中的广泛运用，激发了发展中国家青年人的创业精神。在新一轮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产业革命中，利用数字化基础设施、增强宽带连接、授权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来寻找市场和客户，利用信息技术设计和提供新产品满足不同需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更快、更安全地将市场信号从需求端直接传导到供给端、消费端，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也对南南合作中技术转移、合作和创新提出了新要求。
国际贸易和物流体系的数字化推动南南合作走向深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致使过去几十年中创立的制造业全球布局遭受前所未有的阻隔，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正常链接关系被阻断，国际贸易和物流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2020年世界贸易统计评论》，2019年全球化学和医药产品，包括医疗产品贸易增加值增长了47.8%。由于疫情大流行导致需求下降，大宗商品价格在2020年上半年急剧下跌，跌幅最大的是石油价格。许多国家采取的隔离、封闭社区、关闭边境、学校停课以及对国内旅行实施限制等措施，不仅严重影响了私人消费，也导致产业领域的贸易格局发生了改变。近年来，南南合作不仅存在于国家间资源和制成品的传统行业领域，还存在于基于产业链劳动分工的行业内贸易以及基于跨国公司内部劳动分工的产品内领域。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也促进了南南合作中传统制造业产业转移、产业分工和工业化与数字经济的融合。与此同时，新型电子商务、物联网、国际贸易和物流体系数字化加快了传统贸易方式的转型，全球网络、金砖国家、77国集团等合作机制将助力南南合作成为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重要平台。
培养具有数字技能的劳动力成为南南合作成功的关键。伴随着近年来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发展中国家普遍缺少具有数字技能的合格劳动力。网络流量和用于远程工作的数据使用量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急剧增长暴露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数字技能差距。从学校停课后要求学生使用虚拟产品的网络课堂，到使用数据分析进行病毒数据更新的政府部门，再到包括远程医疗在内的数字服务，对通信服务和相关基础设施需求空前的增长都可见一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组织创建了致力于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虚拟教育研究平台，制定了关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专门课程，已于2016年2月开始在达累斯萨拉姆为坦桑尼亚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举办工业转型和工业政策讲习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培养，不仅能够促进南南合作中的技术交流、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也能创造规模庞大的数字需求市场。运用数字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侧重于数字经济构建的知识已经成为促进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
数字经济为南南合作开辟了新路径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工业化一直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也是欧洲和北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在过去的50多年，以“亚洲四小龙”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经济体依靠制造业的发展，从低收入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国家，公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改善。工业化不仅对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升级作出了贡献，也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工作条件、创新以及开发更环保的生产技术，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发展中国家普遍认识到，数字经济和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加速新型工业化成为南南合作新趋势。
数字技术领域合作推进发展中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集体自力更生能力解决发展问题，成为促进南南合作的重要工具。1978年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BAPA）》。2016年7月，联合国大会通过非洲工业发展第三个十年行动（2016—2025年），强调非洲发展可持续工业化的必要性，呼吁开展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支持非洲的工业化。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组织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南南合作：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团结》研究报告指出，政府出台鼓励数字经济和传统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并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政府补贴非常重要，认为工业补贴可以帮助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纺织服装、鞋类等行业快速恢复生产。⑤坚定不移地走工业化道路成为疫情后南南合作的核心内容。
数字经济促进区块链成为南南合作新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南南合作新模式不断涌现。2020年7月26日，南南合作金融中心通过区块链公益平台Bithelp平台发起了数字货币募捐倡议，筹集了25万个口罩，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家办公室和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丝路城市南南合作项目办公室协调，通过货运飞机运抵西非卫生组织总部尼日利亚的阿布贾市，再由西非卫生组织和开发署国别办公室分发到西非十五个国家，以支持西非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是联合国机构首次通过区块链平台开展的国际紧急援助合作活动。当前，除了传统的贸易和经济援助外，数字经济与传统对外援助和技术合作相融合的南南合作新模式已经形成。
数字经济助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补充而非替代。扩大三方合作，吸引发达国家参与南南合作项目将成为未来南南合作的重要路径。在数字经济领域，无论是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光纤网络和云计算等技术，还是在数据服务业领域，如远程教育、移动支付设施和贸易物流设施，以及在线交易、数据隐私保护等方面，北方国家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南方国家应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机会，寻求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出路，加速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在垂直的产业数字化、人工智能、自动化制造、大数据分析等领域，在南南合作的基础上，加大与北方国家的合作，实现更高的工业附加值，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现有产业生产规模的增加、产出的增长，以及价值链中的工作协同；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场危机清楚地表明，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南南合作带来的各国政策的一致性、多边对策和信息共享对应对全球危机至关重要。此次疫情中，中国等国家为了满足一些国家的紧急需求，与国际组织机构积极合作，运用远程办公、电子商务、远程医疗和远程学习等数字技术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基本生活用品和服务，开启了数字经济与传统合作方式相结合的南南合作新模式。未来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将推动南南合作不断走向深入，并加速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东国家再工业化研究”（项目编号：19BGJ06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雷米·哈里拉、萨米尔·阿明、孙民乐：《南南合作走向复兴？（上）》，《读书》，2005年第11期，第32-39页。
②Kojo Sebastian Aman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Africa: Historical, Geopolitic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Dimension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DS Bulletin Volume 44 Number 4 July 2013.
③査道炯：《南南合作运动历程：对“一带一路”的启示》，《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年（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96-206页。
④[德]克劳斯·施瓦布著、李菁译：《第四次工业革命 转型的力量》，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5页。
⑤UNCTA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t the time of COVID-19: Building Solidarity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gdsinf2020d4_en.pdf.
责编/周小梨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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