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综合形势处处长、研究员 杜飞轮
2020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在接下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搞好需求侧管理,是畅通供需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招。要加快改革创新,把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和中长期需求管理体制结合起来,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结合起来,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以改革拓展内需空间
释放需求增长空间,必须加快改革创新相关制度和政策。一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时,加大税收、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加大对低收入者的二次分配,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二是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鼓励各地基于实际情况调整购房、购车等消费政策。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允许有关城市优化房地产限购举措,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优化完善汽车指标摇号、拍卖制度,鼓励增加号牌指标投放。研究制定分阶段分层次有条件地放开一些高端消费市场。三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更加平等的投资营商市场环境。实施更加全面的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扩大金融、电信、医疗等行业对外开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破油气、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民间投资隐性壁垒,优化民营资本投资环境。
以改革优化需求结构
推动投资和消费均衡发展,优化需求结构,需要加快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一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提高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水平,特别是加大大病医疗的财政保障力度,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水平,建立健全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调剂制度,保障解决后顾之忧,让人们愿消费、敢消费。二是推动房地产市场改革。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建立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长租房制度,研究制定并适时推出房产税。三是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加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的修订完善,强化对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行业自律组织、消费者协会等的考核监督,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等多种手段,强化对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信息泄露等损害消费质量行为的执法打击力度,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四是改革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评体系。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标准、指标体系、考核任务,优化投资结构,围绕“两新一重”扩大有效投资,支持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项目建设,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大对公共卫生等社会领域补短板投资力度,促进新兴产业投资发展。
以改革提高需求质量
提高内需质量,迫切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加快推动需求侧改革,提高供需适配性。一是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促进电子商务发展,鼓励规范发展直播带货、在线教育、互联网诊疗等新兴消费业态发展,满足居民在基础消费以外个性化、多元化、定制化的改善型消费需求。提升消费品智能化、品质感程度,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端消费需求。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家政、养老、教育、医疗、文旅、体育等服务业发展,增加服务消费供给,促进形成新的服务性消费热点。二是创新完善投融资方式与机制,推动政府投资与市场投资形成合力。健全投融资风险分担机制,运用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政府专项债、企业债券、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政策工具,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加快建设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促进投融资方式多样化,不断健全投融资体制机制。建立跨区域的投资协调机制,加强中央顶层统筹协调,探索开展地区间建设项目协调推进机制,避免重复投资。
以改革完善需求管理政策
完善需求管理政策需要更加注重以解决长远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当前现实难题,以改革的办法统筹处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一方面,侧重于短期需求调节,货币政策着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调控框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金融对重点领域和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推进产城融合、产融对接、产业安全审查、绿色税收、绿色金融等政策融合创新,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畅通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发挥财政政策兼具长期和短期调控的双重功效,着力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质量。实行与发展规划相衔接的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盘活存量财政资金。进一步降低实体企业税费,创新财政政策对产业、区域、民生、安全等政策的支持保障方式,调动企业积极性。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促进其与区域政策协调发展。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加强与金融监管政策、投资政策等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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