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找西方政制乱象的真正原因中，认识另一种镜像的“新西方”—— 高度依赖世界市场的西方政制
本文语粹：海外市场对于维持竞争性资源分配体制至关重要，或者说海外市场就是西方政制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从一开始，西方政制就建立在多外部的资源掠夺上；其发展壮大的鼎盛时期也是世界市场支撑的结果；很自然地，世界市场份额的收缩直接地冲击了西方政制，考验其制度韧性乃至生命力。
西方政制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通过党争民主而实现资源分配，这意味着西方政制的根本属性是竞争性资源分配。我们的研究已经发现，党争民主的正常运作需要同质化条件——国家认同、共享信念以及平等性社会结构。竞争性选举是由政党来组织的，而政党的社会基础有阶级、民族和宗教，竞争性选举事实上就是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斗争，政治分裂因此发生。这意味着，竞争性选举若是在异质化的民族、教派之间进行，正如很多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所表现的那样：正常运行是非常态，无效民主或民主失败倒是常态。这是讲西方政制运行机制所告诉我们的内部条件。不仅如此，西方政制的正常运行还需要外部条件——汲取外部资源以供竞争性资源分配。这一话题似乎是西方学术界竭力回避的，有待中国学者去思考和深入讨论，在寻找西方政制乱象和困局的真正原因中，认识另一种镜像的“新西方”“新美国”，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海外市场是西方政制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西方国家是“两轮驱动”的结果——战争和以殖民掠夺为主要形式的海外贸易。欧洲各国是典型的战争制造，从罗马帝国之后的几千个“城邦国家”、封建领主中，通过连绵不断的战争最后打出几十个民族国家。伴随着战争制造国家的同时，刚刚兴起的各民族国家竞相进行海外扩张，并大搞殖民掠夺，以化解国内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1870年呼吁：同袍们，殖民去吧，否则就是内战。可见，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事实上成为解决国内问题的一个政策性工具。1875年，英国法国拥有海外殖民地2340万平方公里。此后几十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思潮。到1914年，西方列强海外殖民地达6735万平方公里，全世界几乎被瓜分殆尽。伴随着殖民掠夺，欧洲出现大规模海外移民。1900年至1920年间，意大利移民600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1/5。即便如此，也未能化解国内剧烈的社会矛盾，因此才会选举产生出美国国务院电贺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
可以认为，二战前的欧洲通过“一出一进”来化解竞争性资源分配所带来的矛盾。“一出”就是靠大规模海外移民来化解工业化带来的失业和剥削所酿成的阶级矛盾；“一进”就是通过殖民贸易掠夺资源来满足国内的资源分配。根据剑桥大学一印裔英国教授的研究，英国仅在印度的殖民掠夺就高达97万亿英镑。也就是说，海外市场对于维持竞争性资源分配体制至关重要，或者说海外市场就是西方政制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即便如此，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内部阶级矛盾所导致的社会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西方文明内部还发生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这显然是由国内资源分配危机导致的外部性结果，或者说是西方列强为满足国内竞争性资源分配而进行的外部竞争白热化的结果。
西方国家世界市场份额的收缩无疑会影响它们享用多年的福利体制
二战之后，汲取血的教训的西方国家建立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制以规训各国的竞争方式，同时利用技术优势、先进的制造业而基本上完全控制了世界市场。根据IMF的数据，1840年，已经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的全球工业GDP占比达50%，到1980年工业GDP占比高达90%，包括中国、印度等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占比只有10%。这意味着，西方基本上控制了世界市场，全球财富滚滚流向西方国家。这也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大搞福利国家建设的外部条件。“福利国家”是以大收买换来大和平，西方国家利用在世界市场所获得的巨额财富，分流出一部分给予中下阶层教育、住房、医疗、失业上的基本保障，由此换来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战后20年的稳定和繁荣，被誉为“黄金时代”，而这个特殊的时代有着特殊的外部性背景。
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痛恨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基调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了。制度变迁具有非预期性，这一波次的全球化使得美国经济结构脱实向虚，传统制造业流向东亚尤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这样，到2010年，非西方国家的工业GDP占比达到40%，2020年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各占一半，而且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结构性趋势因全球新冠疫情而加强。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方面。
工业GDP占比不但是世界财富分配的晴雨表，还具有国内政治意义。正如西方国家历史所展示的那样，西方政制从一开始就离不开世界市场的掠夺或占有。目前，西方国家的世界市场份额的收缩无疑会影响到它们享用多年的福利体制，就业成为国内的一个社会大问题。不仅如此，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结构脱实向虚转型，即华尔街金融资本主义的支配性地位的形成，加大了收入的鸿沟。二战后30年的凯恩斯主义让西方国家变得相对平等，但1980年后的新自由主义让美国成为“1%美国人的民治民有民享”。
不仅西方国家世界市场份额收缩而诱发国内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传统上依靠“出”即移民来化解国内矛盾的办法不但不可能，反而形成了“反向移民”。美国因大规模的墨西哥移民而出现了亨廷顿担忧的美国的“国民性危机”，中东移民使得欧洲出现“难民危机”，而且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非白人比例急剧增加。外来移民导致人口结构变化，西方政制的内部条件即同质化条件也随之成为异质化。西方政制的内部性条件的形成和维持也离不开外部性条件。异质化文化下的党争民主，不但会制造政治过程中的否决点而使得公共政策难以制定并执行，更重要的是会诱发西方文明的溃败。
重新认识西方政制，正确把控中西关系
我们正在经历的或者说由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自身发展所催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予我们重新认识西方政制的契机。西方政制曾被鼓吹为“历史的终结”——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也是最终的制度。伴随着这个命题，在国际关系理论或比较政治学上，出现了“软权力”“民主和平论”等“历史终结论”的家族概念，它们无不是在论证西方政制的优越性。这种嘉年华式的狂欢使得冷战后的美西方把人类智慧抛在九霄云外，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卢梭再到当代的罗尔斯，无不反复强调作为政制的基础条件的历史文明因素和现实性社会结构关系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世界市场对西方政制的直接作用，更是西方先贤们所未曾论及的更复杂、更深刻的政治现象——竞争性资源分配的西方政制高度依赖世界市场。从一开始，西方政制就建立在多外部的资源掠夺上；其发展壮大的鼎盛时期也是世界市场支撑的结果；很自然地，世界市场份额的收缩直接地冲击了西方政制，考验其制度韧性乃至生命力。因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竞争世界市场份额不但是民生问题，更关乎更为根本性的政治问题。
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国家的对外关系，尤其是目前的对华政策很重要。因为其世界市场的收缩，自然会怨天尤人，并有可能以价值观联盟的形式来表达这种情绪；同时，因为中国市场不可割舍的吸引力，当西方各国面对这一关乎其政治前途的经济利益时，价值观联盟又很难有集体行动。高度依赖世界市场的西方政制让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矛盾重重，甚至进退失据。市场就是权力，也是我们把控与西方各国关系的重要工具。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