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时间：2021年2月23日—2021年2月28日
调查方式：通过人民智库和公众思想指数研究等微信公众号发布问卷
样本说明：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2149份。其中，男性受访者占64.5%，女性受访者占35.5%。样本覆盖各年龄段，18岁以下占2.0%，18—35岁占56.0%，36—44岁占27.9%，45—60岁占11.0%， 60岁以上占3.0%。受访者的学历情况为，博士研究生及以上占2.4%，硕士研究生占8.0%，本科占37.9%，大专占21.6%，高中及以下占30.1%。城市居民占92.5%，乡镇村居民占7.5%。受访者所从事的行业为，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18.0%，外企/民企/私企管理者、职员占22.9%，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占28.1%，农林牧渔生产者及务工人员占17.9%，学生占7.4%，失业或无业及其他情况人员占5.7%。
重要发现:
·2021年公众养老预期总体偏向乐观，社会生活预期相关指标较2016年有所增高，而个人状态预期相对于社会生活预期更为谨慎。
·公众对未来养老环境的展望及信心程度深刻影响着自身养老预期，个人晚年压力承载力在人口统计学指标上呈现显著差异。普遍来看，女性、高学历、稳定的职业、城市居民成为获得较高养老预期的显性标签。
·公众在进行各种重要行为选择时均会考虑养老因素，看病就医、择业就业与重大支出是养老因素影响最深的三大行为。不同行为中养老因素的考虑程度不同，其背后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将人口老龄化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的重要抓手。公众更关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针对老年群体的对策措施，特别是关于提升老年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的相关内容。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除了要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外，公众自身也要强化备老意识，形成全民行动共识。
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出炉。数据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亿人，占比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比重达到13.5%。自20世纪末我国进入老龄化时代以来，经近20年来的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已越来越不容忽视。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立足公众视角，围绕公众养老预期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并为实现公众对更美好老年生活的向往、构建积极友爱的老龄化社会提出了对策建议。
公众的养老预期概述
2021年公众养老预期总体偏向乐观，社会生活预期较为积极，比2016年有所增高，而个人状态预期相对谨慎
养老预期，即公众对进入老年生活后各方面状况的预期判断。本次调查在2013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编制的养老预期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新，增设了“价值贡献”这一维度（见表1），并使用里克特五级量表测量了公众对晚年生活的预期，得分越高则表示其对晚年生活的预期越为乐观。结果显示，公众的晚年生活预期平均得分为3.21分（5分制），说明公众目前对晚年生活的预期整体偏向乐观。从“社会生活预期”及“个人状态预期”两个维度来看，公众对晚年社会生活预期较个人状态预期更为乐观。
在社会生活预期方面，均有近七成的受访者认同，到了晚年“我还能享受爱情或婚姻带来的快乐”（68.3%），“我能够与朋友、邻里融洽相处，有良好的人际关系”（69.0%），以及“我会有充分条件去满足我的兴趣爱好”（68.0%）。对于排列最后的物质水平一项，也有64.1%的受访者认同，到了晚年“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会下降”。
与2016年的调查结果相比，社会生活预期增幅最高的指标为生活形态，2021年认同“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会下降”的人数占比较2016年上升14.7%。增幅排在第二位的是人际关系，认同人数占比增长了12.56%。其后依次是爱情婚姻、照料护理与物质水平，这三项分别增长10.4%、8.5%、7.9%。
从调查结果不难看出，公众对晚年社会生活方面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既来源于个人能力（包括财富积累、人际交往），也与公众对未来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信心密切相关。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回应了公众的养老需求，从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等方面给予公众更好的晚年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提出，到2025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5%，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民生红包”的持续发放将极大增强老年人口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不断强化公众对未来晚年社会生活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发现，公众对个人晚年状态预期较为谨慎，整体低于社会生活预期情况。其中，健康状态、身体机能及相貌外观在个人晚年状态预期维度中排列最后三位，揭示出公众对这三方面的焦虑情绪最为突出。近六成受访者认为到了老年，“我会因为疾病缠身而倍感痛苦”（59.9%），“我的生活会因身体各方面能力下降而变得不快乐”（59.5%），“相貌会变得难看，我对此感到担忧”（55.7%）。
女性、高学历者、体制内群体、城市居民，拥有更为乐观的养老预期
结合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可知，女性的养老预期（3.31分）明显高于男性（3.15分）（5分制）。受教育水平较高者的养老预期相对也更高。
受访者的养老预期在职业间的差异较为显著。其中，体制内群体养老预期（3.34分）最高，农林牧渔生产者（3.08分）与失业或无业人士（3.10分）的养老预期得分最低。可见，职业的稳定性对养老预期具有较强的影响。
结合当下新就业形态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18—35岁区间内，新兴职业从业者（3.15分）较非新兴职业从业者（3.23分）养老预期略低，但新兴职业从业者在社会生活维度的预期（3.99分）显著高于非新兴职业青年（3.71分）。
城市居民（3.21分）较乡镇村居民（3.14分）养老预期更高。与2016年的调查结果相反，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城市行政级别与居民养老预期成正相关。调查结果的变化，可能源于近几年城乡融合发展，养老焦虑从城市逐渐向乡村传导。同时，随着城市的养老保障不断完善、养老服务明显优化，过去城市居民的养老忧虑情绪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抚慰。
养老预期背后的影响因素
公众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展望及对养老保障、养老政策、舆论环境等多方面的信心程度深刻影响着自身养老预期。
公众对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程度与养老预期成正相关，尤其是与社会生活预期成强正相关。可见，在公众心中，评判未来老年生活是否幸福的标准直接挂钩于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个人的幸福离不开国家的强盛，个人发展也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
公众对未来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及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的乐观程度与养老预期成正相关。医疗、保险及服务是公众认为养老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调查显示，相对比于保险和服务，公众对未来医疗制度的信心程度与养老预期呈现更强的相关性。不难看出，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公众对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下医疗制度存在明显短板，医疗卫生领域尚有较大发展空间。
公众对未来适老产业发展及老年人社会参与渠道逐渐通畅的乐观程度与养老预期成正相关。发展适老产业及完善老年人社会参与渠道，是满足老年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大力发展适老产业将有效填补银发市场的空白，使老年群体的需求得到充分尊重与满足。另一方面，畅通老年人社会参与渠道，将极大保障老年群体实现个人价值，从生理、心理等多层面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
公众对新型养老概念及养老模式的了解程度与养老预期成正相关。养儿防老一直是我国较为传统的养老理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型养老理念及养老模式因势而生。当问及“您更倾向哪种养老方式”时，以上门服务和社区日托为主要形式的社区养老领先其他模式，占比高达56.0%。49.6%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去提供多元服务的营利式机构养老，47.7%的受访者选择了以集中服务为主的社会福利性养老模式，而以子女赡养为主的家庭式养老模式位居末位，占比46.6%。
公众对友爱老人的舆论信心与养老预期成正相关。尊老、爱老、敬老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最近几年，有关老人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跌倒老人扶不扶”甚至一度成为道德和法理的争议热点。从本次调查中不难看出，公众对于营造更加友爱老人的舆论氛围存在美好期待。而实现这一目标愿景，需要不断提高社会各界对老龄问题的认识，增强全体公众的老龄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公众行为选择中的养老考虑
本次调查使用里克特五级量表测量了养老因素在公众重要行为中的参考程度。得分越高，表示某项行为中考虑养老因素的程度越深。调查结果显示，公众的主要行为选择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养老因素的影响，且考虑程度均超过3分（5分制）。其中，看病就医得分为3.80分，位居首位。择业就业（3.78分）、重大支出（3.72分）、生育养育（3.68分）、理财投资（3.67分）、恋爱结婚（3.64分）、日常消费（3.62分）依次位列其后。公众出国移民行为考虑的养老因素相对最少，得分为3.36分，较日常消费低约7个百分点。
不同行为中养老因素的考虑程度不同，其背后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具体来看，个人状态预期与公众行为中的养老因素考虑程度成负相关。当公众的个人状态预期越消极，他们在各项重要行为选择中将越多地考虑养老因素。其中，公众的老龄观也深刻地影响着公众在诸多行为中考虑养老问题的程度。调查结果显示，当公众越是认为“衰老本身很可怕”时，他们在择业就业、重大支出、看病就医以及恋爱结婚中将更多地考虑到养老因素。可见，积极色彩偏低的老龄认知及养老预期会促使公众提前做好养老准备，以防患于未然，而职业、不动产、健康以及婚姻则成为了人们抵御老龄风险的四大安全砝码。
公众对未来老年护理及服务体系的信心，及对养老政策的满意度与他们在择业就业中考虑养老问题的程度成正比。调查显示，当公众对未来老年护理及服务体系的发展越有信心，对国家出台的养老政策的满意度越高时，他们在择业就业时考虑养老因素的程度就越深。这不难理解，职业的选择虽然能与养老福利挂钩，但在通货膨胀、利率变化、以及其他风险因素的影响下，未来福利最终的数量、质量均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而不断成熟的养老服务模式、日益完善的养老政策，在强化公众对未来养老环境的信心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于养老服务体系的认知，促使他们在众多不确定性中更多地考虑到养老因素。
公众对新型养老概念及养老模式的了解越多，他们在投资理财中越会考虑养老问题，而公众在投资理财中越多考虑养老因素，其对新型养老概念及养老模式的了解就会越清晰，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诸如“旅游养老”“抱团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的出现，吸引着更多公众通过投资理财的方式为自己积累养老财富；另一方面，随着公众养老储蓄投资意识的不断增强，他们主动关注、了解新型养老概念及养老模式的积极性也会越高，为养老积累财富的动力也会越大。
公众对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期待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党的文献首次将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是国家直面人口老龄化、养老焦虑等问题所作出的全面部署。
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公众最关注针对老年群体的对策措施，特别是关于提升养老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内容
当被问及“哪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内容，您认为最为重要”时（见图1），选择“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62.0%）和“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60.5%）的受访者最多。选择“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的受访者占比均为52.1%，排在最后。不难看出，公众更多地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聚焦于提高养老服务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上。
实际上，人口老龄化是整体人口结构出现失衡发展的问题，解决该问题需要利用人口周期治理的整体思维。《“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也就是说，在老龄化问题上，除了建立更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外，强化人口均衡发展的全局性应对意识也非常重要。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要形成全民行动共识，一方面需要公众做好养老准备，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自觉行动。
从公众个体角度出发，当被问及“为拥有更好的老年生活，您现在及未来将会做好哪些准备”时，财富储备和健康维系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两个方面。如图2所示，受访者普遍认为要“增强储蓄、投保意识，为老年生活做好财富储备”（62.3%），“加强锻炼，调整生活作息，促进个人身心健康”（60.7%）。除此之外，制定养老计划（58.3%）、畅通人际关系（56.5%）与树立积极老龄心态（55.6%）也被认为是重要的备老计划。另外，有51.7%的受访者选择了“向有关部门积极发声建言，推进改善养老环境”。
在如何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更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公众也表达了诸多期待。
第一，要加强各项制度建设，进一步织密老年人社会保障安全网。要尽快“建立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及健康促进机制，保障老人权益”（58.8%）。同时，也要着眼于优化老龄社会各环节协调配合机制，不断“完善生育、户籍等配套政策法规”（55.8%）。
第二，要着力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一方面，要“健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优化为老服务供给”（57.8%），不断优化各类养老服务和产品品质。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深化老龄产业发展，推动老年产品市场提质扩容”（55.5%）。
第三，要筑牢社会财富保障基础，发挥科技支撑优势。56.5%的受访者表示，要 “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基础，增加社会财富储备”。同时，还要加快为老产品和服务的科技研发进程，“强化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推广智慧养老”（57.2%）。
第四，要增强前瞻性治理意识，实现人口均衡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既要“强化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理念，超前规划整体性治理”（55.8%），让办法走在问题前。此外，还需及时应对当下劳动力结构性矛盾，“全面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推进老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51.1%）。
第五，强化全社会老龄共识，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政府要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营造爱老敬老助老的社会氛围”（51.6%），倡导全社会自觉参与到爱老行动中，形成全民共建的新态势。
（报告还对参与保险数量、类型与公众对晚年生活预期的相关性，公众对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认知评价等内容进行了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因版面承载内容所限，仅在此呈现部分内容，获取本报告完整版，可与周刊编辑部联系。）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张 凡】
责编：罗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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