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期，如何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应当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科技治理机制，贯彻创新驱动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打造经济新动能。
关键词:科技创新 新兴产业 新发展阶段 核心技术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催生全球产业大变革，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历史性机遇。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科技革命不仅为产业革命提供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技术新范式，而且将引发重大发明和颠覆性创新，催生一批新兴产业，推动国家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并深度融合、广泛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颠覆性技术已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对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改变，并颠覆诸多传统的产业形态、分工和组织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典型特征，在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应当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增加科技创新投资，以在新一轮国际科技和产业博弈中掌握主动权，抢占未来科技经济发展的先机。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全面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
新兴产业是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诞生并应用而出现的新的经济部门或行业。通常新兴产业的标准、业务流程还有待开发，先驱企业往往获得先发优势。按照所处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新兴产业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未来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由处于探索期的前沿技术所推动，当前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新兴产业。为了保证一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和平稳运行，需要建立健全的现代产业体系，在这一产业体系中，需要包括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目前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推进的关键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科技创新已进入多点突破、群体迸发的新阶段，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为抢占新技术革命的先机，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把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并制定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实施采取加大科技投入、鼓励科技创新等重大措施。
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2011、2015年三次发布《美国创新战略》，特朗普政府2018、2019年发布了《量子信息科学国家战略概述》《数据科学战略计划》《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国家网络战略》《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等专项技术战略；2019年2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的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量子信息科学、5G等是能够保证美国长期繁荣、改善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美国2018年新版《国防战略》认为，由于一系列颠覆性技术的出现，战争的特征正在发生改变。先进计算技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自主技术、机器人、定向能、高超声速及生物技术，已成为“确保美军打赢未来战争的技术”。日本政府则于2018年6月15日出台《集成创新战略》，制定了未来在AI、生物技术、环境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目标，提出将日本建成“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英国政府确立了引领全球技术革命、面向未来产业前沿的4项重大挑战，即AI与数字经济、清洁发展、未来交通运输、老龄化社会。
进入新发展阶段，传统的经济增长动能已无法支撑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培育新动能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新兴产业是一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动能，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力量，在维持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兴产业代表新业态、新模式与新增长点，既是壮大新动能的战略重心，也是引领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新科技革命成果将进入大规模产业化、商业化运用阶段，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谈及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是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高端芯片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将带动众多产业变革和创新，二是围绕新能源、气候变化、空间、海洋开发的技术创新更加密集，三是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四是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带动形成庞大的健康、现代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环保等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在我国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地位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越来越重要。“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不仅要抓住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而且要着眼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需要，选定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培育以人工智能、绿色氢能、物联网、量子信息、大数据与云计算、生命科学等技术为基础的未来产业。
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有远见卓识创业资本和雄厚的产业资本、坚实的产业基础，大批高素质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家和创业投资家等，而这些条件不是所有地区都具备的。因此，新兴产业发展不宜遍地开花，盲目冒进，以免造成人力和物力、财力的浪费。在具体工作中，需要警惕新兴产业大跃进，要脚踏实地在一些产业基础较好，条件相对成熟的地区率先发展，稳步推进，如长江经济带的长三角地区、成渝双城都市圈、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武汉、西安、长沙等科技资源聚集大型中心城市。同时，在新兴产业投资上，中央政府要及时发布各地新兴产业投资动态信息，各省市区要加强调研，及时掌握各地相关产业投资动态，避免在新兴产业投资中重复投资，导致日后无序竞争和经济资源浪费问题。
正确认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创新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善国家科技创新治理机制
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创新存在密切关系，重大的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物。历史上看，每轮科技革命均导致颠覆性技术创新并催生大量的新兴产业。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导致大批颠覆性技术创新持续出现，并催生出一大批新兴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是加快推进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崛起、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为了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必要正确认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创新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科学发现是科学家通过对科学要素进行有效整合和实验，发现自然界存在的未知并以科学知识体系呈现出来的科学事实和理论知识的活动。现代科学发现需要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现代化科研基础设施的支持，如国家实验室等。一些重大科学发现更需要跨学科研究和大型现代化基础设施的支持。科学发现目的是揭示出客观事实和内在规律，是颠覆性技术和创新的源泉。
当代技术发明通常是技术专家在科学原理指导和实验探索基础上，创造出新产品、新工艺、新流程和新方法的创造性活动。发明创造是技术活动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技术专家在发明的形成过程中处于关键的位置。科学发现是从未知中求知；技术发明是在已知进行构建，而产品开发则是从已知中求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是知识探索和技术构建的活动，不追求直接经济效益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约翰·雷是第一个把技术发明看作经济持续增长主要源泉的美国经济学家，1834年约翰·雷在其著作中认为，在经济进步中发明比资本积累承担更多的重要作用。
创新的概念是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广泛关注的概念，并被认为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他认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熊彼特创新主要侧重技术创新。在他看来，技术创新位于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的中心，是打破经济静态均衡的“创造破坏”活动，不是细枝末节。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的作用是选择和测试那些市场上需要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把它们从科技成果变成产业创新。熊彼特认为，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不是创新，创新“始于对技术发明的商业潜力的认知而终于将其完全转化为商业化产品的整个过程”。从长期来看，最为重要的是经济进步，而不是静态的经济效率，技术创新是经济进步的关键。
总而言之，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创新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三个关键环节，其中涉及到不同的机构，如科研机构和组织、大学、科学和工程技术实验室以及企业等，不同的人物类型，如科学家、教授、技术工程专家、企业家和创业资本家等。这些机构和人员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各环节中、在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其中，科学家和教授主要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和知识创造，技术工程人员从事技术发明创造，企业家则从事创新和创业活动，他们共同推进国家科技进步和创新。面对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这些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是新发展阶段实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一直是世界各国专家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把握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兴产业发展机会，要正确认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把握好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强化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协作，完善国家科技创新治理机制。从新兴产业发展的三个关键环节看，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源头，当今世界诸多颠覆性技术和颠覆性创新均来自自然基础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没有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非常重要，但由于其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基础科学研究很难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只能在政府的财政资助下才能有效实施。同样，在缺乏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情况下，技术发明收益不能完全被个人获取，搭便车行为难以避免，技术发明供给必然出现不足。因此，需通过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来激励发明家进行技术发明和创造，而立法必须由政府来实施。除了立法外，政府部门也可直接介入技术开发，20世纪美国的重大科技创新大多源于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其中，国防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下设10个研究机构、10个实验室，负责布局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下属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主要负责发现、辨识和培育那些颠覆性的前沿技术，如雷达、激光、夜视、卫星、通信、计算、超导、核能、航空航天、数码成像、纳米技术等，这些技术的基础研究都是由政府资助的。
技术创新是新兴产业发展的直接驱动力。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创新通常被归为熊彼特I型创新企业家，创新的直接目的是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企业家创新的直接效果是企业的创立和新兴产业的诞生和发展，间接效益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但创新创业活动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传统银行金融机构很难对其进行融资，企业家只能通过自有资本和创业投资来满足其创新创业的资本需求。从世界各国经验看，企业家创新创业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创业投资家支持来完成。当然，随着时代变迁，现在一些重大创新是通过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通常是寡头公司）从事研发而带来的系统性努力结果，此类创新被称为熊彼特II型创新。在这类创新中，大型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在开发性研究以及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实现中扮演了主体角色。从世界著名企业的创新过程来看，更多的大企业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动而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如苹果公司、华为公司、大众公司、中国中车等。总体上讲，在创新环节，市场、企业家和大型企业发挥主导作用，政府作用主要是为企业家和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但对处于相对早期的技术创新，由于早期投资周期长，风险巨大，创业投资介入意愿低，需要政府直接提供种子投资，并与天使投资共同推动新技术产业化。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全方位推进新兴产业发展
新兴产业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末端环节，是重大技术创新的直接成果。“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如火如荼，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二是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科技实力和产业基础已经得到进一步加强；三是全球科技竞争使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刻不容缓。在新发展阶段，我国需要加强科技创新，推进新兴产业发展，以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
完善科技创新治理机制，创造良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科技管理体制，但现存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如，基础研究短平快的竞争性项目居多，长期性稳定性项目篇少，科研人员研究自主权缺乏，自由探索研究缺乏支持，科技人才评价标准单一，基础研究人员待遇偏低等。一个高效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应该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有效分工和高效协同，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机制环境，确保科技创新链条畅通无阻。为了实现这一预期，应根据不断变化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环境和目标，针对存在的问题，主动调整和动态完善科技创新治理机制。
加大基础科学研究投入，推动颠覆性技术和创新。颠覆性技术和创新能够改变局部市场的力量结构，是新兴产业的关键驱动力。颠覆性技术和创新更需要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美国国防领域技术的全球领先和硅谷技术创新的高速发展，源于几十年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高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和雄厚的技术储备。基础科学研究是一切创新的源泉，应加大基础科学研究财政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现代化的基础科学研究设施，大幅度提高基础科学研究人员待遇，以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1504亿元，占R&D比重为6.16%，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15%至20%，美国基础科研投入虽然占其科研总投入的比重仅有1/4，却达到其当年政府总预算的近4%，GDP的近3%。因此，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加大基础科学研究投入力度势在必行。
加强政策引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落到实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在纷繁复杂的科技创新环境下，为确保在国际创新竞争中不迷失方向，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定期制订、动态更新国家创新战略和重点优先发展新技术规划。明确不同时期重点和技术突破点，引导全社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推动相关领域技术突破，解决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制订针对相关领域重点技术创新支持政策，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落到实处。
构建包容性的高效创新生态系统。科技创新是新兴产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可以助力技术创新。构建包容性的高效创新生态系统，加快科技成果商业化应用，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美国的强大科技创新能力得益于完美的创新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主要由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大学、研究机构、国家实验室、企业研发中心，大型企业，种子投资、天使资本、创业投资和二级资本市场，基础科学研究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构成。
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锻造“杀手锏”技术。“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重大进步，但由于产业基础能力不强，一些核心关键技术、材料和装备严重依赖国外进口，一些重要产业的供应链受制于人，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是唯一出路。因此，要加强应用科学研究，增强工程技术和制造能力，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锻造“杀手锏”技术，提高现代产业基础应变能力，夯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瞄准战略前沿，开发未来产业核心技术。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新技术具有点多面广、重大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新技术突破点不断向纵深延伸，横向交叉，跨界融合。因此，当前我国不仅要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迈向价值链中高端，而且要瞄准关键的前沿科学研究领域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新技术，实施战略创新计划和行动，推进创新持续发展，开发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培育未来产业。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责编：董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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