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为此，必须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具体实施中把握好政策导向，真正将二者有机结合。
扩大内需的时代内涵
扩大内需，在不同的供求关系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科学认识扩大内需的时代内涵，是理解“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的前提，这需要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入手来理解。
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关系存在适配和错配两种情况。在供给和需求适配的情况下，只要市场机制充分有效，需求的扩大就会牵引供给增加，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的供求矛盾通常表现为供给大于需求，或者说有效需求不足，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扩大内需的核心要义是加强需求侧管理，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分配政策等宏观政策扩大有效需求，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对有效供给的抑制，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在供给和需求错配的情况下，即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供求矛盾还会表现为产能过剩和需求过剩并存，此时，供给和需求的错配表现为结构问题。供给和需求之所以会发生错配，主要是因为：居民消费升级是随着收入增长的自然过程，而供给结构的适配必须经历技术和设备的升级才能实现，这使供给适应需求必然有一定的时滞，从而出现因消费升级而无法实现的产能过剩和因升级了的需求得不到新供给的满足而出现的消费抑制或流向境外。此时，供给成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扩大内需的核心要义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迅速增加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新供给，以及增加新供给所需要的新投资，解决新供给不足对需求的抑制和需求外流，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居民消费就进入升级通道。我国在2011年迈过人均GDP5000美元门槛后，经过10年的中高速经济增长，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居民消费随收入的增长不断加速升级，导致居民消费结构与传统供给体系出现较大错配，突出表现在：一是居民对个性消费、创意消费的追求与传统的规模化、批量化供给体系错配；二是居民对品质消费、品牌消费的追求与以低端化为主的传统供给体系错配；三是居民对服务性消费的追求与以物质产品为主的传统供给体系错配。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看，供给和需求的这种错配，是经济发展进入人均GDP5000-10000美元区间的经济体必然出现的一般现象。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扩大内需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提供了明确政策导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提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同时，仍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在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后，将“提升供给体系适配性”确定为第一大任务，这就明确地界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的基本关系，即：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来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手段，扩大内需是目的，内需的扩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果。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扩大内需的现实逻辑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实践上可以为扩大内需创造出巨大的新空间，具体体现在：
释放出巨大的被压抑的新需求。即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与消费结构的适配度，将居民无法得到满足而被抑制的新需求释放出来。以服务业为例，按照世界各国发展经验，人均GDP从5000美元增长到1万美元期间是服务性消费占比不断提升并超过物质消费占比的消费升级阶段，这意味着居民对文化、健康、养老、体育、旅游、休闲等服务需求大幅上升。但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53.9%，不仅低于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64.96%的水平，适应居民新需求的服务新供给不足，大量居民服务性新需求被抑制。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需要，扩大服务业有效供给。按照产业规划发展目标，我国健康产业规模将从2020年的8万亿元左右发展到2030年的16万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从2019年的1%提高到2035年的4%，文化产业要尽快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都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的服务业繁荣发展，将释放出巨量被抑制的消费需求。
把流向境外的需求转化为有效的国内需求。近年来随着我国产品品质、品牌的提升，尤其是去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外流的需求已开始逐渐转向国内，但从中长期来看消费外流的动因依然存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推动制造业产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就是要与国际标准对标达标，让居民消费升级选择中国的产品和服务。
引领创造出巨大的新需求。以信息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辟了巨量的新需求。从信息消费看，我国居民信息消费虽快速增长，达到人均630美元，但仍低于美国的3400美元；从人工智能的发展看，未来10年将为全球新增13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我国到2030年要发展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从而将占有人工智能创造出的较大市场份额；从数字经济发展来看，到2030年全球数字经济总规模将达40万亿美元，而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2万亿美元，低于美国的13.1万亿美元。这都为新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供了巨大空间。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扩大内需的实现机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就是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指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扩大内需的基本实现机制。
首先，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新供给适应新需求。在供给和需求错配的情况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扩大内需，就是以居民消费升级形成的新需求为导向，提高供给适应新需求的能力，在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实现扩大内需。具体包括：适应居民消费升级形成的新需求，精准提供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个性化、创意化、品质化、品牌化、服务化的新商品和服务，把供给和需求错配导致的被压抑的居民需求释放出来，使新需求从愿望转化为市场实现；适应居民消费升级形成的品质化、品牌化新需求，精准提供达到、甚至超过国际标准的新商品和服务，把供需错配造成的外流需求吸引回国内。
其次，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新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大潮下，用新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就是以抢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制高点为目标导向，加快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的发展，并迅速提高其在GDP中的占比，在创造新投资和新消费中不断扩大内需。主要包括：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新产业，不断提高其在GDP中的占比，形成扩大内需的新投资，同时新产业创造出的新商品和服务，会创造出巨量新消费；加快新技术自主创新，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既能够因加大研发投入带来新投资、增加科技人员收入派生出新消费，又会因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催生出新产业，创造巨量的新投资和新消费；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品种、品质和品牌，增加技术改造新投资，并因产品适应居民生活品质需要创造出新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是顺应新技术革命对传统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的颠覆性创新，很大程度上适应了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的新一代消费群体的创业和生活理念，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能够更好适应新一代消费群体的消费理念和行为，催生消费的爆发式成长。
最后，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更高水平的供求动态平衡。供给和需求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对立统一，为此，要在供求动态平衡中不断扩大内需。第一，在新供给适应新需求的进程中，随着新供给的快速增加，新供给不断适应新需求，最终在新的水平上形成新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只是短暂的，因为新供给的增加会通过扩大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进一步推动居民消费升级，形成更高水平和更大规模的新需求，新需求又会牵引新供给，在更高水平上形成新的平衡，以此循环往复，形成不断扩大内需的动态过程。第二，在新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进程中，新供给引领和创造的新需求开始可能仅被部分消费群体所接受，供给和需求会在较低的水平上达到平衡，但随着新供给被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认可、接受和喜爱，供给和需求会在更高水平上达到新的平衡，以此循环往复，形成不断扩大内需的动态过程。第三，新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需要具备必要的市场规模条件，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使新供给的提供成为可能，而新供给的规模扩大会通过成本的下降进一步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以此循环往复，形成不断扩大内需的动态过程。
（作者：张培丽，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