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社会发展与社会冲突是始终并存的。新发展阶段，随着我国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社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冲突自然也会不可避免，这对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不可回避的挑战。本文提出应建立基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冲突预警指标体系，为各级政府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和系统工具应对社会冲突，更好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建议。
关键词:市域治理 现代化 社会冲突 预警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市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以城带乡、以点带面的特殊定位，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自2019年12月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召开并全面部署启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一年多来，各地围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行了大胆探索，治理范围、治理主体、治理原则、治理途径、治理协同等问题均有实践探索和理论分析，随着试点的深入，必然会更加重视治理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效能评价问题。
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社会发展与社会冲突是始终并存的，社会冲突既是对抗与矛盾的体现，也是社会改革的推动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同时，我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社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冲突自然也会不可避免，这对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不可回避的挑战。为此，要建立合理的社会冲突预警监测体系，一旦预警系统显示社会冲突超出了安全阀值，就立刻启动相应的干预措施，集中资源解决关键矛盾，将社会冲突维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使社会回归到稳定发展的轨道，避免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破坏性影响。
社会冲突预警研究现状
学术界对社会冲突有多种不同的定义，其中获得广泛认同的是科塞（1999）提出的定义，即社会冲突是对立双方在对价值、稀有地位、权力和资源的斗争中，彼此破坏以至伤害对方的过程。此外，社会冲突领域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是“明显对抗的社会力量之间争夺、竞争、争执和紧张的状态”（Dahrendorf，1958）。深入分析社会冲突的本质和表现形式，建立社会冲突预警机制，并通过科学分析，提前对冲突进行预警并提出有效的干预措施，是应对社会冲突普遍采取的方法。
社会冲突预警是通过“及时提供相关信息对潜在冲突进行警报”（Rupesinghe and Kuroda，1992），具体来说就是在遵循事物内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搜集大量详细的资料，利用严密的数据分析方法对现实与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进而及时发出警报。目前，学者们对社会冲突预警机制的研究方法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前者主要通过案例分析、深度访谈等方法分析和解释社会冲突，后者主要依赖定量调研统计方法确定关键指标值，并将这些统计指标数量变化特征作为社会冲突等级改变的指示器。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可以有效避免定性研究样本数量不足和主观评判成分过大的局限性，获得相对客观、普遍和稳定的分析结果，因而被更多学者采纳。而由于社会冲突往往是多层次、多因素、多系统动态作用的复杂结果，使用单个统计指标仅能反映客观总体的侧面信息，因而需要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才能综合反映社会冲突的总体发展态势。
在社会冲突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方面，具有影响力的较早的代表作是美国社会学家罗蒙德·鲍尔（Raymond. A. Bauer）于1966年出版的《社会指标》，该书采用实证方法详细构建了社会预警指标，树立了运用科学方法建立预警指标体系的理念。西方各国为监测社会政治风险和经济运行风险，纷纷致力于建立社会预警机制，例如美国的“富兰德指数”“哈佛景气动向指数”“政治监测指标”，以及西方七国的“经济监测指标”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加快，矛盾冲突也更加复杂多变，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建立的社会安全与风险指标体系，涵盖经济、生活质量、社会问题和主观指标4大类，由40多个细化具体指标构成。国内学者宋林飞致力于构建和完善“社会监测与报警指标体系”，将失业、通货膨胀、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腐败、社会治安、突发事件7大类40多个具体指标纳入该体系（宋林飞，1999）。刘旭东（2011）将社会贫富差距、失业率等9大指标纳入社会冲突预警监测体系，认为这些指标能够反映社会的突出矛盾，其变动态势能够体现社会风险危机等级，从而有助于国家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化解风险。李兰、王伟进（2020）也在研究中提及浙江省通过社会治安、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组织、社区参与、公益慈善行为等8个指标来测量市域社会治理平安建设的做法实践。
此外，其他学者有关国家治理质量检测指数体系、社会治理绩效评估、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县域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农村社会治理评估指标、城乡统筹发展社会协同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对于市域社会治理评价研究也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构建基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冲突预警指标体系
国内现有指标体系的构建，绝大部分涵盖全面、内容广泛，力求对社会问题进行详细而完整的预警，但由于监测指标过多，不利于经常性的评估，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现滞后（刘旭东，2011）。同时，考虑到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和市域的区域特点，本研究聚焦于构建一个基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冲突预警指标体系，通过追踪关键指标的变动情况，及时发现社会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并集中资源重点击破，强化市域社会治理，保障社会稳健发展。
如表1所示，本研究设计了包含5大类12项指标在内的社会冲突预警指标体系。这12项指标吸收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根据各个指标的内在关联属性对它们重新进行了归类。例如，鉴于市域治理必须兼顾城市与乡村，除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外，城乡社保差距也非常重要，本文将城乡社保差距与最低保障覆盖率合并归为社会保障大类指标。对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率与突发事件发生率这两个类似的概念统称为前者，并把社会治安犯罪率、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率、群众上访率这三个显著反映社会风险的指标归为风险控制大类。此外，构建了社会心理这一创新类别，并纳入政府信任和满意指数、社会发展信心指数这两个新指标。一方面是由于这两个指标都可以通过社会调研的方式获得，另一方面是因为行动的先导是思想和心理，这两个反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程度的心理层面的指标，能够更敏感地提前预知人们的行为，对社会冲突预警具有重要价值。
同时，社会冲突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遵从如下原则：
一是可测原则。入选指标在现实操作中应是可测量的定量型指标，本研究入选的社会冲突预警指标如可支配收入、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都有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来源，方便量化得到客观数值。
二是可靠原则。这意味着入选指标能够及时识别社会冲突风险，在社会冲突即将发生或刚发生不久，就能灵敏而可靠地表现这种变化。例如，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朝着降低、减少的方向变动，往往就意味着经济发展出现倒退，前者是后者的可靠指标。再如，若贫困人口率升高，则表示社会保障水平降低，前者能够敏感而且可靠地显示出后者的变动征兆。
三是核心原则。所选择的指标是能够反映社会冲突现象的关键核心指标。对于市域范围内的社会冲突预警指标体系来说，应着重选择核心指标，以及对评估社会冲突的变动和发展态势具有重要且突出贡献的指标，而非力求全面细致。
四是一致原则。该原则是指每个入选指标既能够独挡一面，又与总体目标紧密关联（洪颖、李培，2002），即每个指标既是从特定角度反映总体目标的具体分解，又与社会冲突预警这个总体目标高度一致。
本研究构建的社会冲突预警指标体系共有经济发展、财富分配、社会保障、风险控制和社会心理5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各具体指标的含义说明如下：
居民可支配收入：从居民家庭获得的总收入中扣除所得税缴纳、社会保障支出等刚性花费后，居民可自由支配的部分收入。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实际收入的指标。
通货膨胀率：由于货币超发导致物价上升，货币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巨大，是衡量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
失业率：一定时期内有就业意愿但未能工作的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失业率是反映国家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敏感指标，过高的失业率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因素，因此成为备受关注的一项预警指标。
贫富分化率：贫富分化率是社会冲突预警指标体系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在国际上被普遍采纳。通常采用基尼系数测定收入的差异程度。我国目前计算了三种基尼系数，分别为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城乡社保差距：市域治理的特点之一是关注城乡统筹融合发展，城乡社保差距可以用城乡社保财政支出进行代表性说明。
最低保障覆盖率：天灾人祸、市场竞争等因素可能给部分个体带来生存危机，而社会保障可以预防并缓解这种风险，为个体和社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社会治安犯罪率：通过犯罪总案件数/国民总人数的比值计算，它是直接反映社会安全状况的指标。犯罪现象的发生既是社会冲突和矛盾激化的结果，同时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因此需要尤其重视这一预警指标。
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率：对社会造成较大损失和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秩序的公共事件，例如环境污染、疫病暴发、食品安全、医疗事故、群体治安事件等。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率高表明社会存在较多公共安全隐患，很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冲突。
群众上访率：上访是群众寻求有关部门帮助的途径之一。群众上访率越高，基层解决群众问题的能力越受质疑，群众面临的现实问题可能越多越严重。
腐败案件发案率：这里的腐败主要指国家公务人员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特殊利益的行为。腐败危害国家，也降低了广大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政府信任和满意指数：社会公众对政府执政能力、透明度、保障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能力等方面的信任度和满意程度，是反映社会公众主观心理的重要指标。
社会信心指数：本研究主要使用消费者信心指数来评估该指标，该指标的强弱综合量化反映了社会大众对国家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和前景、个人收入水平和预期的评价，对于经济发展趋势和社会冲突发生率具有一定的预测功能。
市域社会冲突评估方法与预警机制
在测算中，我们可以运用如下社会冲突风险计算公式：
其中，SC代表社会冲突程度，I代表指标，W代表指标在整个社会冲突预警指标体系中的权重，i是指标的序号。在确定各个指标的分值后，与对应权重相乘并加总，得到特定市域范围内社会冲突预警的总分值。值得一提的是，各一类指标的测算得分可能会呈现高低差异，可以为地方政府在应对措施上进行主次之分提供参考。
为了更加形象，还可以通过设置“预警信号灯”来显示社会冲突预警等级。鲍宗豪和李振（2011）指出，我国对自然和经济领域的预警信号系统的研究较多，而对社会稳定方面的预警信号系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并且，一些学者习惯将绿灯设为最低（安全）状态，而根据国际标准，绿灯代表的只是中间状态，蓝灯才是显示预警级别更低的信号灯。为此，可以应用四种信号灯来描述社会冲突预警监测情况，如表2所示。
其中，蓝灯代表社会处于安全状态，不需要采取行动；绿灯代表社会冲突在正常范围内，轻度警示，可以适时采取少量措施；黄灯代表社会处于一定的混乱状态，社会冲突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需要及时采取应对行为，有效平息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社会冲突事件；红灯代表社会矛盾已经非常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随时可能爆发重大社会冲突事件，必须立刻采取有力措施保障社会稳定。
总之，在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注重在市域范围内实时采集数据，持续进行监测，并利用好社会预警监测信号系统这一工具充分把握市域社会发展趋势，及时发现和应对各类问题。
【本文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美]L·科塞著、孙立平等译：《社会冲突的功能》，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2]Dahrendorf, Ralf.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8.2(2):170-183.
[3]Rupesinghe, K. and Kuroda, M. (eds). Early Warning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4]Bauer, Raymond A. Social Indicato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66.
[5]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6]刘旭东：《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与我国现实比较》，《中国城市经济》，2011年第1期。
[7]李兰、王伟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如何评价》，《国家治理》，2020年第15期。
[8]洪颖、李培：《网上学术资源评价方法的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2年第4期。
[9]鲍宗豪、李振：《社会预警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深化一对国内外社会预警理论的讨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责编：罗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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