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武汉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中国精神是历经数千年文明发展逐步积淀，并且经过漫长历史时间，由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最终形成的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多元价值体系的思想精粹。中国精神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和魂脉，是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现实需求的回应，并且对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起到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的作用。
中国精神：时代元素
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也造就了那一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若以纵向时间段而言，将全球范围内各个不同区域或民族所有的历史时段的“时代精神”加以累积，则构成了该区域或该民族的时代精神。
由此来看，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以中原地带、黄河流域及长江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逐步得以融合，其文化也得以全方位发展和积淀，期间积累起来的精神文化成果是“中国精神”的根基和底蕴。不过，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受到西方文明的外来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20世纪后期，历经一个半世纪的坎坷发展，又为“中国精神”增添了全新的血肉，或言生长出枝叶繁茂的枝丫和果实。具体的历史时间段及其时代精神的表达，可划分为如下几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个层面：中国精神的根与脉——传统文化及精神的积淀和发展（公元前3000年左右—公元1840年）
中华民族、中国传统文化及精神数千年的积淀及发展：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在这漫长历史时期中积累的文明财富就是博大精深、丰厚凝练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结晶。具体为：包括一切外在的物质载体的物质文化成果，以及包括思想体系、制度体系、科技人文等一切学科所富含的精神文化成果。若冠以“精神”而论，奠定这种精神根基的内容包括儒释道文化和其他学说、文化及民族精神。
首先，以“三纲五常”为主体内容的儒家思想。孔子在春秋时期所奠基的儒家学说至今已超过2500年，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王朝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至今也有超过2100年的历史。这种学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三纲五常”，其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信”成为两千多年历代帝王和平民百姓所奉行的精神主旨。具体而言，儒家思想强调“仁义”和“人为贵”，它作为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思想，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当然，儒家思想不止如此，它历经丰富和发展，内涵不断累积和凝练，诸如博爱、厚生，公平、正义尤其是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乃至民主、法治等，构成了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儒家思想内涵丰富……为历代儒客尊崇，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作为两千多年来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儒家思想在当下越来越得到充分地传承和弘扬；同样也可以预料的是，儒家思想对于未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对中外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潜在意义可谓深远。
其次，以“天道”“无为”和“个体价值”为主要内容的道家思想。同样是在春秋时期所创立的道家学说也可谓历史悠久，道家学说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代都有较大影响。这种学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天道无为”思想和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理念。具体而言，“天道无为”作为道家基础性的思想，也是其修行方式；在政治生活中，老子提出“无为而治”，其理论基础是天地万物皆由道而生，且天地万物之运动也是循道而周而复始，即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而为人处事皆需以自然无为为本，避免妄为。同时，道家精神也追求人的价值，重视人性自由与解放，所谓“谦”“柔”“心斋”“坐忘”“化蝶”等“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理念和修为对后世士大夫阶层影响深远，而且道家思想对当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再次，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佛教文化。自佛教传播到中国以来，对古代中华文明影响越来越大，而且也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特征，它善于吸纳外来文化并使之本土化，以便适应中华文化的土壤，佛教在我国逐渐迈入“世俗化之路”，就是中华文明强大“包容力”的有力例证。所谓“事君事亲，也能成佛”，到北宋初期就有儒释道合流之势，佛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相互影响，进而实现佛教中国化。当然，佛教的精髓和主体亦即其重视生命价值和自然平等的思想，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影响至深至远。
最后，以其他各种学说和少数民族文化为重心的精神。中国历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文化积淀，不仅有儒释道这些所谓“官方”主旨文化，而且还有其他的内容，因为数千年来，在民众中间尤其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广大农民中传承的乡村文化、乡贤文化等，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其中，民间信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存在于中华大地各个地方，从流行在中国民众间的神鬼、祖先信仰以及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仪式等，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那些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的仪式组织、原始巫术和万物有灵论等，皆与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密不可分。于是乎，民间文化模式存在着较大而潜在影响，这些构成了当今所言的“中国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二个层面：转型与转折点——中国精神在近代社会的变迁（1840年—1919年）
鸦片战争是标志着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历史转折点。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中国濒临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因此而经受较大的考验和磨难。当然，就“中国精神”内涵的发展而言，这种精神又得以丰富和发展，增添了全新的元素。
一是发愤图强的精神。励精图治、发愤图强的自强精神是新一代士大夫阶层以及民众的反应和应变，当时面对内忧外患，部分社会精英开启洋务运动甚至变法图强的事业，百姓则顽强应战，从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再到积极参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最后到五四时期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等等，皆体现了这种民众的呼声和行动。
二是变革创新的精神。变革创新精神在古代也有展现，而在近代社会，面临着危机和屈辱，一些精英分子和著名人物，则更是勇敢地站出来，引领了一个伟大领域或者潮流的开启。从林则徐、魏源到王韬、薛福成，再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登场。
三是不屈不挠的精神。孙中山先生是这一历史时代的典型和楷模，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伟大人物，孙中山先生为振兴中华所做的一系列努力是该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完美展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希望统一、反对分裂的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而面对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和边疆危机，中国人民所展示的团结统一精神就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数仁人志士为反帝、反封建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这是一种使任何征服或分裂中华民族的企图都不能得逞的强大精神力量。
无疑，这一历史时段之末诞生的“五四精神”可谓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承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御敌奋斗精神，同时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开始全新的民主主义革命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第三个层面：“红色精神”开启——全新的引领和内涵（1921年—2021年）
这一历史时段是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拼搏的一百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开启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期间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和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红色精神”。这种以红色文化为主体系列的“建党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精神。
第一阶段，“建党精神”：创党实践及发展阶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红色文化”为主体的“建党精神”自红色基因诞生、辐射到发展和丰富，这种精神不断地得以曲折而坚韧地呈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在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引中国精神，以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提振中国精神，以宣传教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塑造中国精神，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涵育中国精神，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中国精神”。从1921年到1949年涌现出的“红色精神”，我们可称之为“建党精神”的系列精神。它们包括石库门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沂蒙精神、红岩精神以及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等等。
第二阶段，“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精神”：社会主义发展史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内容依然有很多，突出的是团结精神、独立自主的创造和创新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大公无私精神等。在这些精神中，尤以包括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抗美援朝精神、以艰苦奋斗为主体元素的时代楷模精神为主要内容，其中，时代楷模精神包括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至今依然影响很大。
当然，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还有以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勇于创新为表征的科学研究精神，例如，著名的“两弹一星”精神；主体是广大农民的“大寨精神”和主体是工人的“大庆精神”，主体是军人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精神”；更有体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和不屈不挠气质的“红旗渠精神”。
第三阶段，“改革创新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具体内容包括小岗精神、特区精神、拓荒牛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中国女排精神、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新时期创业精神、华西村精神、北京奥运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等等，而且它们又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发挥了较大的影响。
那么，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继承和接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精神，开启随后取得中国精神的全面提炼和提升阶段。
第四阶段，“新时代的中国精神”：凝练与提升阶段（党的十八大到202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精神得以凝练与升华，我们可称之为“新时代的中国精神”。纵观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历程，期间所逐步积淀和构筑起来的体现民族性和这一政党本质属性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先进文化的中国精神谱系”，这一精神谱系也“成为维系党和国家的根和魂”，是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提炼。
自2012年以来，这一精神具体表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政府持续“深化改革和开放”，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局势产生了较大影响，期间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以及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展现的创造创新精神得以提升和集中呈现，诸如科学家精神、抗疫精神、北斗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譬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人民同仇“疫”忾，团结一致，将抗疫精神发挥到极致，这是对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和“时代表达”。
总之，进入新时代以来，“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得到“重新注解……（它们）在国内、国外两个场域同时发力”，彰显了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中国精神的民族性阐释
以今日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而逐步融合、发展起来的各民族共生共存、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共同体，期间锻造和凝练出来的“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中国精神的这种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多民族不同的文化并存及发展。中华民族是由诸多民族逐步融合起来的，期间经历数千年文明发展史，这种“多民族文化”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和主体（主干），同时也发展起其他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分支）。中国文化精神富含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此亦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存在着差异性之本因。
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是世界文明发展大势所趋，也是当今及未来国际社会之需，此为人类之主观愿望所无法改变的自然结果。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于一体”，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经济和文化交流可谓相互依赖，也形成着一定的互补性，其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的逐步加深，各民族间形成了共同的向心力、凝聚力，这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体’的根本原因”。250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局面，后来周边各个民族逐步融入，使得文化多元之势得以奠基；特别是宋元以来吸纳了世界各种文化，加之鸦片战争爆发后，近代中国被迫输入更多的外来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更加突出。
在这种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断进行知识的积累，经过凝结升华将更加完整的传统文化与各个民族文化并存及发展的局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立足于现实，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当然这也是由于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此即中华文化多元之特征。
“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性。中华民族认可、认同这一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精神。这也是近现代以来由于外敌入侵而带来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所形成的更加坚定也完全得以强化的一种群体意识和精神共识，此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精神”凝练和提升的呈现。
这种认同性在20世纪得到进一步提升。首先，是20世纪初期因内忧外患加深了上述“两大危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带来了全新的“共和国”新气象；其次，接下来军阀的统治并没有带来局面的好转，相反却使得危机加深，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时代精神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最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创党实践带来的精神和文化的认同是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的目标和理想，因为这种精神和理念所包含的对象是广大民众，这也是民族大团结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始终重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其目标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种目标在改革开放以来得以加强，在新时代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这种“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进一步强化和凝练为全国人民的“五个认同”，亦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对传统文化及伦理道德的认知和认同。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融合，从先秦时期秦国自西北入主中原地带，到北魏拓跋氏汉化，再到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们接受政治体制及儒家传统，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到周边各民族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就了今日各民族的“文化共识”；文化传统的自我认同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共识，是其他一切共识的基础。而当下，“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社会及各民族具有这种伦理型文化的共同认知。
价值观的趋同性。价值观既有多样性，也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不同的民族及群体最初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念，不过随着交流甚至融合趋势，主流价值观也逐渐被接受。因此，当今世界，价值观的多元化呈现于全球各区域，但每个地区、国家和民族也存在着主流的价值观。中华民族也是如此，从古代到今天，多元化的价值观始终存在于各个民族之中，不过，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也逐步影响到中原王朝的周边民族，甚至影响到周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至今，如同“伦理道德认同”一样，新时代中国各个民族的价值观既存在着多样性，也拥有一种主流价值观，亦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的趋同性也是民族精神、民族气质的融通性。中华民族是由诸多民族逐步融合起来的，期间经历了漫长的“磨合期”，此处精神气质的“融通性”，指的是我国各个民族对“中国”这一国家主权、传统文化、道德伦理、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精神财富和理想愿景的融会贯通，期间各个民族在历史上相互沟通，逐步融合、融洽，最终相互理解、认同和贯通。
中国精神的价值意蕴
立足于当下，展望未来，中国精神具有永恒的活力和生命力，以及持久且强大的影响力。
一方面，中国精神是对中国社会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的现实需求的回应。就现实维度而言，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和精华内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也是时代精神的充分呈现。它“是对重大现实需求的回应，是一种灵活、动态、开放的多元价值体系和文化，各种价值……彼此配合、相得益彰,就像交响乐一样”。
另一方面，中国精神是未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乃至实现中国梦的底蕴和支撑。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凝心聚力之魂，也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发展史积累起来的传统文化及思想的基础和精华，是连接、增强各民族人民的精神纽带，而放眼于未来，这种精神更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中国精神是我国各个民族的精神之魂，其内涵丰富而深刻，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即将呈现于国际社会；其与“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辅相成。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上海学校德育理论研究课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文化自信研究”（项目编号：2020-B-003）、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创新重大培育项目“中国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2019ZDPY02）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