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乡村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使命和发展目标，摒弃“乡村改良”的建设思路，经历了“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振兴”四个阶段，聚焦“乡村现代化”这一“大历史”“大叙事”，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内在理论逻辑和理论谱系，即“革命—建设—发展—转型”，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具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农业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以农业发展为主，以一个农业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发展历史最久、形成业态最为完善的产业形态。乡村作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农民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成为推动农业和农村向前发展的动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围绕农业和农村构建的。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1］。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乡村的治理，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时代发展的乡村管理系统，如大周的乡遂制度、秦汉时期的乡亭制度、唐代的乡里制度、宋代至清代的保甲制度等。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井田制、乡官制、里长制、保甲制、宗族乡绅制等管理体制，保障了乡村中的税赋分派、征伐劳役、仲裁纠纷等活动的进行，有助于加强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在世界乡村管理史上独具一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国家战略，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但是，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实践和行动，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自建立始，就立足中国国情，传承自古以来重视乡村建设和发展的优良传统，将乡村建设和发展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发动乡村广大农民参加革命，在农村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被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百年壮大史，就是一部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乡村发展的奋斗史。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乡村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乡村发展的演进进程
新中国成立前，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斗争之时，大批有良知的地方乡绅与知识分子，面对乡村衰败和时局动荡的境况，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将改造乡村作为实现自身改造世界的试验地，探索地方自治与乡村自救之道，从而掀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卢作孚等为代表的一批乡绅和知识分子率先提出乡村建设的构想并付诸实验，产生了“邹平模式”“定县模式”“北碚模式”“无锡模式”等。这些乡村建设模式虽内容各异但目标一致，即在实现乡村重建和发展的基础上，寻求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道路［2］。根据国民政府的统计，民国初期的乡村建设机构有600余个，各类乡村建设试验区有1000余个［3］。由地方乡绅和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大多偏重于文化教育，且缺乏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因而对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效果并不明显。
乡村建设并非单纯地建设乡村，也并非要消灭农村、消灭小农经济，让农村全部变成城市。乡村建设本质上是中国整体上的社会建设和社会革命。与国民政府和乡村建设派实施的乡村改良实践不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和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按照自身的逻辑领导人民进行“乡村改造”，开展“乡村建设”，进行“乡村改革”，实施“乡村振兴”，历经四个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风格的乡村发展理论和实践模式。
（一）第一阶段：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基础的“乡村改造”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用革命的手段打破旧的统治和剥削体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地知道，如果采取所谓“改良”方式，不打破千百年来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广大农民一无所有的封建土地关系，中国共产党就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共产党只要在一个地方立足，建立起革命根据地，首要工作就是宣传“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实行减租减息，进行土地革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乡村改造的实验和探索，从而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改造实践是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始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4］，其中包括江西的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陕北的变工队、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的互助组，以及抗日时期陕北出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中国农民问题的要害，通过向根据地乡村输入科技、人才和资金等外部资源，领导广大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开展了一系列革命，彻底改变了乡村内部的社会结构，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根本需求，因而在根据地开展的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拥护和参与，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之路。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探索的乡村改造延安实践，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成功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乡村改造的样板。乡村改造延安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走出的一条“乡村发展”之路，它结合了民族抗日、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多种要素，创造了一个大胆的解决农民压迫和乡村解放的模式。在贫穷的延安乡村黄土地上，维持一个增加了几十万军政人员的“政权”，而且又面临着战争的压力和物质的封锁，迫切要求探索出一条适宜的乡村改造之路。通过乡村改造延安实践，养活了成千上万的军队和百姓，维持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权，且以这块黄土地为中心，指挥千军万马，开展对敌斗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第二阶段：以农村社会主义道路为主题的“乡村建设”
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如何领导广大农民实现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解决广大农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乡村之中。偌大的中国，军阀割据，民生凋敝，土匪横行，到处都是满目萧条，百废待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中国乡村发展实践进入了新阶段。为了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我国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并实行了城乡分割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首先在农村进行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渐进式地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形式，将土地收归集体所有。然后，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兴修水利，实施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主要内容的“八字宪法”，提高农业产量；在农村进行社会建设，扫除文盲，消灭苍蝇、蚊子、老鼠、臭虫“四害”，消灭血吸虫、麻风病等各种传染病，设立“赤脚医生”。1949—1978年，全国共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库8.5万座，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1132亿公斤增长到1978年的3047.5亿公斤［5］，以只占全球6%的水资源、10%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全球22%的人口的温饱问题，同时农业和农村承担起了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提供资本积累的主要角色。
“农业学大寨”模式是这一时期乡村建设实践最典型的样态，它不仅浓缩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展变迁的现实图景、承载了中国几代农民追求温饱和富裕生活的美好希冀，而且深刻启迪和影响着我国的乡村建设探索之路。1953 年，大寨公社响应中央号召开始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决心要使穷山沟变成富饶的米粮川。自此，大寨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治山引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落后面貌，谱写了农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撼天动地的壮歌。1964年2月，《人民日报》以发表通讯报道及社论的形式号召全国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同志亲自题写了“农业学大寨”的题词，周恩来同志则概括了以“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为内核的大寨精神并予以高度赞扬。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乡村建设的光辉榜样，由“集体农业+合作化”模式下的生产积极性、“精耕细作+劳动力投入”的农业投入产出模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理念、“干部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大公无私”的领导风范组合起来的“大寨模式”，产生了巨大的“乡村建设”效应。
（三）第三阶段：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乡村改革”
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乡村发展的中心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率先实行分田到户、农业“大包干”的创新壮举，开启了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建设的初始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中央文件的方式肯定了广大农民的这一创举。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主要方向，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使乡村建设进入新纪元，推动了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1985年，中央提出了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改革，标志着中国农村开始全面发展商品生产。中央关于“三农”问题连续出台的“一号文件”对于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长期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农民逐渐摆脱贫困带来了希望，同时也为农村带来了活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生产方式变化，焕发了蕴藏在农民心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农村的商品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基本解决了农民吃饭的问题。
进入21世纪后，“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三农”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头号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2005年10月，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拉开序幕。新农村建设具体体现在大力建设兼具民族、地域特色并符合节约型社会要求的“新房舍”，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基础的“新设施”，彰显新时代特征的生态、生活、环境卫生处理能力的“新环境”得到提升，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新农民”建设蔚然成风，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观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风尚”得到提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和重中之重，是党中央统筹新时期城乡发展、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具体落实的重要举措。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开展，农村生产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法制建设、公共文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体现农村地方特色、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日益丰富起来，开阔了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世界，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医疗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愿景的逐步实现，标志着我国乡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四）第四阶段：以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为主题的“乡村振兴”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乡村发展的主要任务转变为实现城乡融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形成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积累的过程。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安吉余村进行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蕴含着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早期谋划；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记住乡愁”，将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建设纳入乡村振兴工作任务之中；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提出在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基础上，走符合农村实际、充分体现农村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注意乡土味和乡村风貌的保留；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乡村实行“厕所革命”，把“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升农村群众生活质量、补齐农村群众生活品质短板的一项重要举措。
党中央对乡村发展非常重视，2013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围绕“三农”问题，对乡村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关注加快农业现代化，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源动力，破解“三农”难题。2016年2月提出发展特色小镇，力图通过小城镇建设，根据乡村的资源禀赋，发展具有乡村特色优势的商贸物流、先进制造、休闲旅游、科技教育、信息产业、民俗文化传承等特色产业，形成魅力小镇，振兴乡村；2017年提出田园综合体建设，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旅游业发展助推乡村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转换为资本，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农民脱贫致富；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了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6］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2021年2月，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适时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将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历史性地从脱贫攻坚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7］。这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乡村发展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实践。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乡村发展是国家意志、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政府治理政策相结合的产物, 是包括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社会与党的建设的全面振兴，体现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乡村发展思想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历史跨越性。从“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改革”到“乡村振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循序发展，有机演进，逐步提升，浑然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