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乡村发展的理论逻辑
乡村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乡村是人们获取生存所需的衣食的来源地，但小农经济具有局限性，不利于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必须通过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以及农民的合作化道路，用大生产代替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才能实现乡村的发展和繁荣。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乡村从属于城市”［8］，城乡的分离和对立是造成乡村衰落的根源，因此，“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8］，是乡村发展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发展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得民之心、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建设好乡村、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执政、兴国的重要经验。乡村发展得好不好，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不仅关乎着亿万农民切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且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质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乡村发展，沿着“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振兴”的演进路径，聚焦“乡村现代化”这一“大历史”“大叙事”，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内在理论逻辑和理论谱系，即“革命—建设—发展—转型”，最终实现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造型”乡村革命
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全面震荡，陷入了政治失序、经济破产、文化失调、人心失范的整体性颓败。一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为中国乡村问诊号脉，认为中国乡村患上了“愚贫弱私”四大病症，“拯救乡村”必须进行以改造“人心”为原点、“人”的建设为核心的乡村建设运动，于是便涌现出晏阳初将“平民教育”嵌入乡村建设实验，力图再造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新民”的探索；梁漱溟以文化“化人”，试图通过中华文化“老衰性”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乡村自救和社会结构再造的尝试；以及费孝通提出的以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化道路逐步复原中国乡土社会完整性，进而实现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主张。然而，这些改良式乡村建设的尝试，均未能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转换，最终归于失败。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改良式乡村建设的局限性，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任务和目标的高度来认识乡村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9］，没有农民参加并拥护的国民革命不会取得成功，而只有农民问题能够在其中得以妥善解决的革命运动，才会得到农民的拥护。同时，毛泽东同志深刻洞察到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指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乡村多数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城市虽带有领导性质，但无法统治农村”［10］。在反动势力力量强大的城市，革命武装暂时无法立住脚，只有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农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生存根基，农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对农民、农村和农业有着深刻认识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乡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而土地的完全解决“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农工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不能完全效法西方国家，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运动根本无法改变乡村中的财产所有制关系，唯有通过激进的革命和改造才能达成目标。于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实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摆脱几千年来乡村旧的生产方式束缚，获得“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达到重启乡村现代性建设的大门，实现夺取革命胜利的目标。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型”乡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变到领导“建设”上，乡村建设的任务也随之由“革命”和“改造”转变到“建设”的轨道上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乡村发展的需要，不失时机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这种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个体生产、小农经济，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农民难以增收，无法持续扩大再生产，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就是经过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11］。于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列宁的合作化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中国化，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循序渐进地以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形式，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同时强调在乡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不能挫伤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村建立起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兴建了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机械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局面。尽管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村土地产权虚置，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乡村建设仍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为农业、农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型”新农村建设
在乡村建设取得巨大进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始推动乡村“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认为，农村的稳定发展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工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要靠政策、科学和改革，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壮大集体经济。针对长期以来非等价交换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向农村截取高额城市建设资金的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以“发展”为主旋律的改革开放，将乡村建设的重心由“建设”转变到“三农”的“发展”上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2006年国家彻底废除农业税，与之相适应又实施了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农村发展工程，回答了“乡村如何加快发展”的问题，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了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实现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再加上推广科学种田，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实施作物种子革命，粮食产量自1984年突破4亿吨以后，1996年突破5亿吨，连续上了新台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以不足世界7%的耕地面积，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实现了中国人的饭碗里装上中国人的粮食的目标。中国的农村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建设理论，创造了世界乡村建设和发展史上的奇迹。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转型型”乡村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三农”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粮食年产量连续保持在6500亿公斤以上，农民人均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多；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农业科技贡献率超过57%，农业机械化率超过66%，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农民收入增加，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的背景下，快速发展的城镇化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断吸附乡村社会中的资源、资金和劳动力，致使乡村社会“空心化”现象严重。因此，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必须在物质基础、设施条件、政治保证、精神文明、目标实现等层面提质升级，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渡到“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构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图景，使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达到更高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乡村振兴提升到民族复兴的高度，指出“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差距，让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7］。总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意味着乡村产业发展、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生态文明的全面振兴，是乡村建设由“发展”进入现代化“转型”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乡村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建设理论中国化的成功实践。这一历程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按照“革命—建设—发展—转型”理论谱系走向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吸取近代以来开明知识分子和士绅发起的乡村改良运动的失败教训，开始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发展”理论救赎，历经“乡村革命”“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振兴”，中国共产党百年的“乡村发展”美好梦想终于在百年的艰难探索、筚路蓝缕下得到了真正的价值实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乡村发展历程，是中国乡村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的变迁史。它以活生生的事实映射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政权统一和综合国力增强、乡村“发展”从无到有、从量到质的转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