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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乡村发展的演进进程、理论逻辑与实践价值(3)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乡村发展的实践价值

乡村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地位如此重要,是由中国共产党担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这种历史使命是长期性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6]。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长期性目标使命。而阶段性的历史任务,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致力于完成的主要任务。不同历史时期赋予中国共产党不尽相同的奋斗目标,乡村发展的重点及采取的路径和方式也各有差异,但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中的每一个阶段,乡村发展始终是其关注的主题。乡村不仅是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融合体,而且是伴随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兼具生产、生活、生态等多重功能的主要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12],农业、农村、农民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乡村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价值。

第一,乡村是中国共产党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农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工农武装割据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惨痛的教训中懂得,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要夺取革命胜利,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和稳固的根据地。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并得到拥护,就一定要与农民建立紧密的关系,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13]。早在1922年1月,列宁在接见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团体第一次代表会议时的中国代表时,便强调农民之于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无产阶级同农民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现实必要性,认为中国共产党若不唤醒农民,民族解放是无望的。1924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明确指出,农民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必须动员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参与其中[14]。由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的革命探索中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起大大小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为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了全国胜利。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质朴的农村群众以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默默支援和服务战争前线,用背篓和小车,推出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没有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以及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积极付出,中国革命就难以取得最终的胜利。

第二,乡村是筑牢粮食安全这一国家安全根基的基础。民以食为天,国无粮不稳,民无粮不宁。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保障人民生存需求的最重要战略物资。在旧中国,中国人民长期忍饥挨饿,吃不饱饭,饿殍遍野的悲惨情景一直成为笼罩在中国人心上的阴影。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努力奋斗,一个最简单的愿望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吃饱饭、穿暖衣。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减租减息,分田分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提出农业以粮为纲的发展思路,实施科学种田,逐渐解决了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6500亿公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里装上了中国人自己种的粮食,主粮基本上实现了自给,人们由吃饱向吃好和讲营养转变。但是,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仍然只有470公斤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均拥有的粮食水平,粮食生产的基础还较薄弱,耕地质量较差,每年还需要大量进口大豆、玉米等。因此,中国只有紧紧地守住耕地红线,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效防范抵御各类风险挑战,为确保国家大局稳定奠定坚实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重视乡村发展和“三农”问题的重要实践价值。

第三,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植根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中华文明是属于乡村社会主导的文明。尽管中国城镇化率超过了60%,但这种城镇化仍然是在一个有着5000年乡村文明演化的时空中进行的。从存在的载体和文明的演化根源来看,负载着中国5000年文明的生产方式是农耕经济,这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有韧性、历经朝代更迭而一次又一次劫后余生、经久不衰的根脉所在,是中华民族血脉得以繁衍而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乡村建设和发展是发掘中华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以及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弘扬植根于乡村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和平发展理念,有助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核心价值观融为一体,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性的创造、转化和发展,使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即使到了城镇化率很高的时候,人们仍然心心所念“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仍然需要保护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那些茶乡、花乡、陶瓷之乡、刺绣之乡、武术之乡、耕读之乡等各种中华文明遗产,使之造福于后人。

第四,乡村是消除贫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难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要实现这一初心和使命,解决农民问题是关键。新中国成立前,农民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受尽了剥削和压迫。他们深深懂得,跟着中国共产党,得到的是土地、住房和自由,是翻身得解放,因此他们最拥护中国共产党,是跟随中国共产党闹革命最积极、最坚决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出台的大部分政策都是为了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实施的减租减息、打土豪、分田地等举措,就是为了让农民吃饱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农业、农村有了大的发展,但农民的贫困问题仍较为严重,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持续不断地进行贫困治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脱贫攻坚,在2020年终于消除了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使得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但是,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现行标准下农村的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并不等于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乡村贫困问题。由于脱贫的地区大多属于老少边穷地区,受到环境、资源、交通以及气候等各种因素的刚性约束,基础并不牢实,因病、因灾等导致的返贫风险较大,因而必须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发展的有效衔接,持之以恒地将“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攻克乡村贫困的这个难点。

第五,乡村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潜力地区。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乡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依托,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注重乡村调查,深知中国乡村的贫穷落后,在于其交通闭塞,与外界缺少联系,人不能尽其用,货不能畅其流,是一种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乡村成为旧中国落后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畅通乡村的交通、通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村村通”建设,将乡村融入经济循环体系之中,搞活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弱项主要在乡村。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为重点。只有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释放出乡村巨大的消费和投资潜力,才能增强国内大循环活力,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第六,乡村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短板。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它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强大的现代农业作为支撑。农业农村地域分散性、农业生产的小农性和农民整体素质的差异性,使得我国的农业农村尚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升级的阶段,发展质量还不高,竞争力还不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村人口占比总体偏高,城乡二元结构依然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还跟不上现代化的步伐。因此,乡村仍然是破解城乡二元矛盾、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短板和制约。

基于上述理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迫切需要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弱项,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基础支撑在“三农”,迫切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15]。可以说,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没有乡村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孜孜以求地从“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改革”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就是一部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发展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始终心系农民,将依靠农民、为亿万农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使命,并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措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在根据地和解放区,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带领亿万农民求解放,最终成功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发展集体经济,大兴农田水利,大办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使广大农民真正站起来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社会事业,并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带领广大农民走上致富道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三农”,持续发出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2020年全国农民消除绝对贫困,2021年由脱贫攻坚转入乡村振兴阶段,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破除,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正在变成现实。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为人类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牢记亿万农民对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巨大贡献,把乡村建设好,让亿万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作者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思想发展史”(项目编号:18ZDA0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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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海霞,王景新.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74-80.

[3]周立.乡村振兴战略与中国的百年乡村振兴实践[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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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J].新长征(党建版),2021(4):4-11.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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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中共四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1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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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