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新发展阶段，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百年创造的经济奇迹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以1952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人口总量占世界总人口的22.5%，而经济总量只占到世界生产总值的4.6%，中国的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值的23.8%。到1978年，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22.3%，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GDP的4.9%，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值的22.1%。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有凯歌行进的岁月，也有曲折发展的时期，更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年代。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严重挫折，但仍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站起来了、站住了、站稳了。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了在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些艰辛曲折的探索，为我们继续探索新路打下了重要基础、提供了重要启示，也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伟大的“经济奇迹”，并且走出一条新的大国发展道路。取得如此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优化了资源配置，发挥了市场和政府两个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时期提高了参与国际分工的竞争力，使经济发展享有了“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储蓄红利”。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基本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改革与开放相互协调的新格局基本形成，推动中国逐步富起来并成为有响当当影响力的经济大国。1978年我国的GDP也就3000多亿元，到2020年我们已经突破了100万亿的大关。
2020年，注定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透过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看到了全球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和调整。这一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严重衰退，中国经济虽然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是仍然是脱颖而出，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和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按照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6.8974计算，2020年仅广东省的GDP就折合16058亿美元。而根据近期韩国媒体报道，2020年韩国全社会完成GDP约为1.58万亿美元，广东一省GDP已超越亚洲四小龙中经济总量最大的韩国。
数据说明，在过去经济社会大动荡的一年里，面对全球疫情的严重冲击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胜利。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实现了正增长，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潜力、韧性和可持续能力。这是了不起的成绩，得来十分不易。最重要的是，我们深化了在对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一是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二是人民至上是做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三是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证，四是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五是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
借鉴历史经验提升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能力
沧海桑田，旧貌换新颜。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变化，也使我们对有益的历史经验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和把握。
首先，要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重大机遇。西方各国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紧紧抓住历史与现实赋予的每一次机遇，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而近代中国，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在近代工业革命的滚滚浪潮中，没有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机遇，最终远远落后于近代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的西方各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顺应世界大势，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使中国准确把握了历史发展机遇。面向未来，我们要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真正把握好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机遇期，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奠定基础。
其次，要善于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18世纪开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英国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随后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的近代工业化也得到迅猛发展，这些国家开始跃上世界文明的制高点。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阶段，充分利用好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一对“驱动轮子”，对于我国实现经济强国梦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再次，要善于鼓励国家科学创新机制的形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大批科学家、发明家涌现，一个以科学、技术、实验三位一体的科学创新机制开始形成，推动了西欧各国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而中国封建盛世的统治者却将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最终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沦落为落后国家。改革开放后，我国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召开了科学大会，在“科学的春天”里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当前，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我国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技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已经刻不容缓。
从次，要善于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将西方社会迅速推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而相形之下的中国却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中蹒跚前行。这段大国之衰的历史警示我们：要善于建立开放型的经济体系，要对当前和未来世界的大变动、大发展、大转折保持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国情要有充分的把握，在对外开放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改革开放后，我们勇敢地打开了国门，让中华民族迎接人类文明的四面来风。我们在开放中强身健体，屡创新功，找到了一条改革发展之路。
最后，要善于推动国家变革力量的形成。世界经济强国的崛起，无一不是依靠推动国家变革力量而实现经济强国的目标。而中国封建盛世的君主们却固步自封，拒绝变革，扼杀国家变革力量的形成，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败与落后。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反思过去的曲折探索，中国勇敢地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下来，释放出强大的国家变革的力量，在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逐渐生长出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理念，改革开放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这同样是对过去我国的大国之衰、大国之痛应有的历史反思。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新发展成就奠定了开启新征程坚实步伐。“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第一，新发展阶段揭示了我国所处历史新方位。新发展阶段的提出，表明我国开始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进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期，进入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我们所处如此重要的历史方位，更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十四五”时期是新发展阶段的起步期，必须为未来15年乃至30年，奠好基、开好局。
第二，新发展理念提供了高质量发展方向引领。“创新”发展强调科技创新，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协调”发展注重区域重大战略，依托大都市群、大都市圈推进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突出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开放”发展紧盯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提升竞争优势；“共享”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三，新发展目标描绘了大国展现的宏伟蓝图。“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两个未来的发展目标，一个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六个新”的近期目标，也就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近期目标充分考虑了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潜力，基于发挥大国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还有一个就是到2035年“九个方面”的远景目标，规划了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壮丽景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些重要的、肯定性的提法将进一步激发党和人民的奋斗激情。
第四，新发展环境揭示了国内国外的深刻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进入经济下行期，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外部环境日趋错综复杂。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迫切。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艰巨，创新能力欠缺，科技急需自立自强，粮食安全还需加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领域还需要补短板。我们既不骄横自大，也不妄自菲薄。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理性思维和战略定力，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第五，新发展机遇表达了未来形势的战略研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从国内来看，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大国优势和条件。从国际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西方的治理体制在疫情面前漏洞百出，而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展现出巨大的活力和优越性。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把握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变化新特征，持久发力，稳中求进，积小胜为大胜，把握好我国发展利益与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第六，新发展格局提出了构建双循环战略举措。新发展阶段，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既是形势使然，也是历史经验的必然。当前，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错综复杂，依靠原有的外需拉动已不可能。同时，大国经济一般都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立足国内大循环，不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因时而变，也是历史必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要封闭保守，也不是在开放问题上大幅度收缩，更不是放弃国际循环，也绝不能搞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国内循环是建立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大循环，不是每个地方都搞自我小循环。强调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更高开放水平上的双循环相互促进，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党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和实践运用，是主动作为，不是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几个部门的工作，是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
第七，新发展基石筑牢了国家总体安全观意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长远战略，是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的制胜之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安全基石。国家安全体系构成，既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三项传统安全，又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生物安全等九项非传统安全，遍布方方面面。要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第八，新发展保障强调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两个维护”落实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方面，强化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强化“七种能力”建设，着力锻造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的过硬能力，提高党领导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根本保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几个重要问题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也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这里重点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更加注重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竞争力。受疫情冲击和国际形势变化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明显调整和变化，为了减弱这种冲击和阵痛，要加快完善产业安全发展体制机制，努力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积极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要科学布局产业链，确保重点产业安全稳健发展；有效提升价值链，提升重点产业核心竞争力；全力确保供应链，提高产业配套发展能力；协同打造创新链，确保关键产业自主可控；着力构造防护链，增强产业的风险抵抗力。建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有效机制的政策，重点包括建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宏观管理机制、协调服务机制、信息畅通机制、风险评估机制、预测预警机制、国际合作机制。
二是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要更加注重把保持适当强度投资和拓宽投资渠道作为畅通循环的重要抓手。一定强度的投资是畅通经济循环重要保障，畅通的经济循环也能够为投资平稳增长打开空间。其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重点领域投资；其二，拓展投资空间，加大城市更新改造力度。过去政府的不少投资都和土地财政息息相关，现在靠不断增加土地供给扩大投资的方式难以为继，更多的发展空间要从存量中来，真正进入以存量调整更新带动城市发展的新阶段，要认真实施城市更新的改造计划和行动；其三，强化系统设计，激发和扩大社会投资。
三是强化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意识，要更加注重向创造世界一流营商环境的奋斗目标前进。面对国际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自立自强，发挥好用好改革关键一招的作用。改革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以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为牵引，持续优化政府服务，应明确提出把打造世界最优或一流营商环境作为追求卓越的目标。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行政审批、投资审批和监管制度改革。深入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公共服务和管理的制度规则。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重点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创新精神。在强调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保护生产力，要把解放、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统一起来。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