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政治家十分注重运用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服务于国际国内的政治决策。在国际政治交往中，我们只有了解熟悉这些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才能对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和军事行动迅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及时的反应，破除被动局面，抢抓先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迅速，成就巨大，但对社科基础理论研究却还不够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把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现象的发展和变化规律研究清楚，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为决策科学化服务。
【关键词】人文社科 基础理论 理论研究 决策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C12 【文献标识码】A
决策在我们党治国理政中具有基础性、关键性意义。决策科学化是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传统社会，重大决策往往是少数执政者根据历史经验和主观判断而作出。但在现代社会，科学决策要以充足的事实为依据，按照事物的内在联系对大量的资料、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遵循科学的程序，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在这其中，人文社科基础理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具有多种功能，最主要的有三种：一是解释的功能，即根据理论对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物或现象作出解释；二是预测的功能，即根据理论推测某种事物或现象的发展趋势或对尚未发生的事物或现象作出预测；三是指导决策的功能，即在解释和预测的基础上，对已发生并马上要解决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决策。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并把研究成果提供给政治家去应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对现实政治决策影响深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除了加强政治建设之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因此，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政治的关系，吸取其有益的成分，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西方政治家十分注重运用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军事战争决策都是以某种理论为根据来进行部署的，因此我们要熟悉西方政治家惯用的各种理论和手段
一百多年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提出过众多的理论，有许多理论直接用来指导实践。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十分注重吸收人文社会科学家提出的各种理论，并运用到现实的国际国内政治中。
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理论对政治和军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不研制、试验或部署以海洋、空中、空间为基地的，以及陆基机动反弹道导弹系统及其组成部分。这项条约通过禁止双方发展全国性的反导系统，来确保对对方的核威慑，用所谓的“核恐怖平衡”来避免核战争。其理论支柱是著名的美国兰德公司政治学学者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在1959年提出的“核均衡理论”。其核心论点是：因为核武器破坏力太大，理性的政治家都不会轻易使用，由于害怕在军力上处于弱势，美、苏都争取自身掌握的核武器摧毁力量与另一方的对等，恶性竞争的结果是所谓的“恐怖均衡”。肯尼迪政府的“确保摧毁”战略，其实质就在于保证美、苏双方都有能力消灭对方，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从而达到相互牵制的目的。
民族性或国民性理论（学术界一般称“文化与人格”理论）是20世纪20—30年代由美国学者提出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理论对美国军事当局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军方在作出是否向广岛投放原子弹决策时，参考了人类学家提出日本人的“处境行为”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只有改变处境才能使日本人考虑投降。原子弹的投掷可能使数十万人死亡，但只有原子弹的威力，才能彻底改变整个战局，也就是改变日本的处境，否则继续进行旷日持久的常规战争，将有几百万美日士兵阵亡，数百万甚至数千万日本平民将会伤亡，以千万人之数来比数十万众，美国军方认为投放原子弹是值得做的事，以求战争早日结束。所以，美国政府从来不承认投放原子弹是错误的决定。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对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也起到很大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或文明方面的差异。“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的差异是人类各种差异中最为根本的，而且基本上是不可消除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在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因此，亨廷顿认为，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未来主宰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在21世纪，西方文明与非西方各种文明的关系及其对抗程度有相当大的差别。按其程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属于其所谓的“挑战者的文明”，即与西方文明传统最远的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这两种文明可能会联合起来，向西方挑战。第二类是属于“中间文明或摇摆文明”，即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三国的文明，这些文明与西方文明既有合作也有冲突，时而与挑战者（中国和伊斯兰）站在一起，时而又与西方站在一起。第三类是“弱势文明”，即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这两种文明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西方，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将会很少。
“9·11”事件之后，美国本土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布什政府根据这一“文明冲突论”调整了世界战略。由于恐怖主义分子主要来自伊斯兰教国家，而且恐怖分子又把自己的恐怖活动与伊斯兰信仰联系在一起，因此，布什认定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文明密切相关，并认为要彻底消除恐怖威胁，就必须以西方文明改造伊斯兰文明。因此，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便把改造伊斯兰文明、消除恐怖主义生存的土壤作为若干年甚至十几年的战略目标。要达此目的，首先必须征服最强硬的反美国家伊拉克，然后再向伊朗等其他伊斯兰国家延伸，也就是把西方文明作为“普世价值”，以西方的制度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改造伊斯兰世界。
布什于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提出了“先发制人国家安全战略”，以代替冷战时期实施了40多年的“遏制”“威慑”“封锁”等战略。这一理论认为，冷战时期实行的战略对“无赖国家”和恐怖组织不起作用，必须重新制订新的战略。预防恐怖威胁的最佳手段是对“被认为危险的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战争，即抢在它们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采取行动。美国不能满足于像过去那样做出反应，而是要采取直接连续的行动，用一切手段保护美国在本土和世界上的利益，发现并消灭这种威胁。而这一战略理论并不是布什个人首创，而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学家提出来的，其中，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弗里德伯格是积极鼓吹者。
还有一个重要的案例，为什么2003年在伊拉克问题上法、德两国与美国意见严重分歧，并未派兵参战？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北约已经没有像冷战时期一样强大的敌对势力了，北约内部联合也不再那样团结。冲突理论认为，群体间冲突越激烈越持久，就越有助于在以前无联系的群体间形成联系；群体间激烈冲突的威胁越是延长，冲突各方的联合就持久。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北约和华沙两大集团，面临激烈冲突的威胁长达50年，因而，两大集团的内部联合也就相当稳定。冷战结束，华沙解体，北约失去了冲突方，内部也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团结紧密。20多年来，欧盟与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摩擦和分歧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美国又通过各种方式制造新的“冷战”，企图恢复美苏冷战时期西方各国步调一致、共同对外的联盟，遏制、围堵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弘扬古代中国的智慧，沉着应对各种挑战，刚柔并济，以柔克刚，斗而不破。
在没有热战冲突的和平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依然有助于政治家对某种事件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而作出正确决策
在电视上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召开议会时，各党派议员有时会大吵大闹，相互攻击，甚至大打出手。在一般人看来，会误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议员们不讲文明、粗野成性。其实，了解本质的人能够看出他们是在台上“表演”，这种“表演”是以提高知名度获得民众支持为目的的一种手段。会议结束后，在会上激烈争吵的议员完全是另外一张面孔，有的如兄弟一样亲热。如果熟悉美国学者戈夫曼提出的“戏剧论”，就不会被这种“表演”所蒙蔽。戈夫曼引用沙士比亚的话说：“世界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种表演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既包括自我的表演、感情的表达、信息的发出，也包括周围人对这些动作、符号的理解。西方国家的议员在台上“表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选民看的，以此来保持自己的支持率。
戈夫曼还根据表演者目的的不同，将表演区分为“误解的表演”和“神秘的表演”。误解的表演目的是通过表演给人一种假象，比如，“穷人扮富，富人装穷”的现象就是误解表演的案例，而所谓神秘的表演目的是故意与别人保持一定距离，给人以一种神秘的印象，从而使别人产生崇敬心理。在西方国家军队里，军官与士兵各有各的食堂，保持一定距离，以防止官兵太熟悉不分上下，到打仗时士兵不听军官的话。再如封建王朝帝王与官员、上级与下级都有一定距离，有些官员不随便说话，使人感到不可捉摸。
近些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渗透论”，其目的除了抹黑中国、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煽动各国调整对华政策、遏制甚至围堵中国的崛起外，还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加强国内的凝聚与整合的目的。后者是受德国著名学者G·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和美国著名学者L.A.科塞（Lewis A. Coser）的“冲突功能理论”（Functional Conflict Theory）的影响。冲突功能论认为，国际之间的冲突有助于国内凝聚和整合，可以把国民的不满情绪引向国外，缓和国内矛盾。因此，对于政治家来说，外部冲突的停止或对敌人的胜利并不总是好事。为了维持和增强群体团结，领袖必须不断地诱发外部冲突。这种外部冲突并不一定要真正出现，虚构出的外部敌人同样能达到这种效果。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制造“中国威胁论”，具有战术上的意义。2001年10月，笔者在英国伦敦访问时，一些学者也告诉我们，英国存在的问题很多，如交通、卫生和失业问题等。现在由于英国国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阿富汗战争，所以内部矛盾成为次要问题。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内部的矛盾又将凸显出来。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其目的之一也是把国内矛盾引向国外，消除美国人对国内经济不景气的不满情绪，增加布什2004年竞选连任的资本。
此外，炮制“中国威胁论”、把中国视为“假想敌”的另一目的是激发美国等西方国家国民的危机意识，增加压力，使民众不满足于现状，以免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赶上或超过。为了保持国民的竞争状态，必须制造“假想竞争对手”。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危机意识很强，如德国学者斯宾格勒于1918年首版的二册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中预言，西方文化很快便会衰亡，他认为在20世纪初期，西方文化正处于“衰老期”，这种文化形态就像中国的“战国时期”或“从拿破仑主义到凯撒主义的过渡”时期一样。他预言，“战国时期”之后是“帝国时期”，这个时期将在2000年到2200年出现，也许那时将出现更为优越的文化。斯宾格勒写该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敲响警钟，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保持文化的活力，以避免衰落。
美国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默顿（R. K. Merton）提出将社会功能划分为显功能（manifest function）和潜功能（latent function）。显功能即有意识地要达到的结果，亦即可预期的、可观察的功能。而潜功能不像显功能那样容易觉察，往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现。甚至有时当一事物不存在了，人们才发现它曾经完成某种潜功能。比如，中国历代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达到维护封建统治、保障社会稳定的目的。因为古代组织读书人考科举，其显功能是创造读书作官的途径，潜功能是把民间的精英的主要精力都吸引到读书考科举上，消除了思想上的异端和潜在的民间敌对势力。因为民间精英的存在是挑动冲突的重要因素。再如，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行“兴黄教而安蒙古”政策，其显功能是满足蒙古人的宗教生活的需要，潜功能是弱化蒙古人的强悍的民族性格并使蒙古族人口锐减。因为清政府十分害怕蒙古铁骑的骁勇善战，便利用宗教和联姻等措施进行控制。而佛教是一种温和的宗教，主张行善、积德、不杀生等，大力推广藏传佛教，可以大大削弱蒙古人意志和战斗力。而且，很多成年男性出家当喇嘛，不结婚生子，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蒙古人口。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冲突的目标越明确，冲突的强度就越小，冲突的时间也就越短。利益表达越清楚，冲突的目标就越集中。有了清楚表达的目标，就有可能把冲突当作达到目标的手段之一，冲突就不可能十分激烈，往往以讨价还价和妥协的办法，以达到既定目标。相反，冲突的目标和利益越不清楚，冲突往往越激烈。冲突理论也可以用来科学认识两类不同性质的冲突：现实问题和非现实问题的冲突。冲突理论认为，因明确的现实问题而引发的群体冲突，容易达成解决问题的折中方案，因此冲突强度较小。例如，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工人潮，就是现实问题，只要解决了再就业和吃饭困难，问题就会得到很快解决。但如果冲突因非现实问题而引发，则冲突介入的情感越强，冲突的强度也就越大，冲突的时间也会越长。非现实问题包括核心价值观、信仰、意识形态以及阶级利益等。例如，民族分裂问题、宗教问题等，都是非现实的问题，一旦发生冲突，将是激烈的，持久的。例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就是非现实问题，包含了很多的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所以冲突的时间很长。因此，对于非现实问题而引起的冲突，必须高度重视并且及时解决。因为非现实问题具有波动性，如民族冲突或宗教冲突事件一旦发生，会刺激很多同一民族成员或同一宗教信徒的情绪，形成情感互动和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多地爆发冲突的浪潮。
只有了解熟悉更多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才能对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和军事行动迅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及时的反应，主动识变求变应变，抢抓先机
总的来说，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十分注重运用人文社会科学家提出的各种理论，将其用于现实的国际国内政治决策中。在国际政治交往中，如果不了解、不熟悉这些与政治有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就不能对西方国家的各种对外政治和军事行动迅速作出正确的判断及恰如其分的反应，因而也就有可能错过时机，处于被动的局面。如果熟悉西方政治家惯用的各种理论和手段，就能迅速透过现象看本质，看清其行动背后的真正目的，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往往就事论事，仅就某一问题提出解决的建议或意见。不可否认，无论是学术研究机构还是政府部门，对基础理论研究都不够重视。有些人认为，基础理论研究对现实政治没有意义，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是相互关联的，只有把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发展、变化规律研究清楚，才有可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因此，应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更好地为决策科学化服务。
【参考文献】
①何光海：《弗里德伯格：中美关系的“楔子”》，《参考消息》，2003年6月5日第15版。
②刘易斯·科塞著、孙立平译：《社会冲突的功能》，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③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④乔纳森·H·特纳著、吴曲辉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⑤李亦园：《人类学与现代社会》，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
责编/谷漩 美编/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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