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从中小城市向大中城市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基本特征。充分的就业机会、良好的教育资源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因素都是吸引人口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也促进了个体自我发展。受产业和人口变迁的影响，各大城市纷纷采取措施积极“抢人”，旨在为今后的城市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但中小城市并非没有机会，通过积极融入都市圈和城市群，中小城市仍可获得较快的发展。
【关键词】人口流动 城市集聚 “抢人大战” 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2017年以来，各主要城市纷纷采取以放宽落户为核心的各种有力举措来吸引人口流入，也被称为“抢人大战”。随着城市间竞争的“白热化”，各城市纷纷降低准入门槛。2018年底，广州市把本科毕业落户年龄限制从40岁提高到45岁；2019年2月，西安市规定凡具有本科（含）以上学历的不受年龄限制均可落户；石家庄甚至推出零门槛落户政策，即只要愿意都可以在石家庄落户。为什么各城市要如此大力度地吸引人口？为什么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在当前阶段，人口集聚是否具有特殊意义？
事实上，全球一半以上的生产活动均聚集在大城市内部，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向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集聚，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经济集聚程度越高。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我国人口流动的规模日益庞大，其中绝大部分是乡城流动，即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2004年，“民工荒”现象出现，农村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的高潮。由此可见，人口流动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征，那么当前我国人口流动有何特征？
现阶段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
首先，教育迁移和举家外迁是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特征。人口迁移是促成人口集聚的重要环节，而人口集聚是人口流动的后果。我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人口之所以迁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就业都是重要的因素，因为就业不仅能够带来收入，更会给个体带来成长机会。许多研究强调投资（通常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包括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人口集聚的重要作用。因为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来看，其与投资的空间分布高度一致。但需要注意的是，投资带来的就业机会绝大多数都体现为一定规模的单位招聘机会（即使是建筑工地，也是成规模的就业机会），从事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以个体和私营经营为主的就业机会与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
城市吸引人口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其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差距使得农村居民具有较强的激励迁移到城镇地区，而城镇和小城市的人口则具有向大中城市迁移的动机。人口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方面是因为有较好的就业前景，特别是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城市有良好的教育、医疗资源以及便捷的交通网络。特别是大城市拥有更好的学习平台，能够迅速提高个人的劳动技能，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具有城市倾向的公共政策使得城市地区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进城农村劳动力会对子女倾注更多的心血以促使他们融入城市，而对于城镇和小城市的一部分人群而言，进入大中城市是让子女接受更好教育的一种可行选择。因而，当人口迁移持续一段时期后，教育迁移就成为其中重要的驱动力。
各项区域性的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证实，2004年以来，举家外迁打工，并且居住和工作环境相对固定的农民工比例不断上升。不仅如此，一些农民工已经逐步摆脱“候鸟式”流动就业模式，开启了城市定居生活。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减弱，在流入地的居住和就业都比较稳定，家庭化特征十分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动人口开始注重生活化，举家外迁实际上是为了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需要指出的是，大中城市吸引的外来人口并不仅局限于农村劳动力，也包括城镇和小城市的非农业人口。总之，教育迁移是当前人口迁移的一个突出现象，其显著地影响了人口迁移的流向，即人口越来越多地流向那些拥有优质和大规模基础教育的城市。
其次，现阶段我国的人口流动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从结构上看，在新增流动人口中，乡城流动逐渐让位于城城流动。经历了十多年的大规模乡城人口流动之后，农村已经少有剩余劳动力。因此，在新增的人口流动规模中，乡城人口流动的比例日益减少，而城城人口流动的比例日益增加，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存量结构变化上。事实上，大中城市是城镇和小城市人口外迁的主要目的地，其原因在于大中城市具有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显著的学习“外溢”效应。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竞争就越激烈，因此通常在大城市中生存和发展的人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劳动者从城镇和小城市转移到大中城市，通常都会得到信息和技术外溢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即能够获得更丰富的信息以及更好的技能培训，或者通过“边干边学”增强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
城市规模越大，劳动力“学习效应”越强。由于大城市市场的多样化远超中小城市，对劳动者个体而言，他们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和技能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由于区位、政策、基础设施以及人才储备等因素，相比于中小城市，大城市（集聚）具有更充分的“干中学”效应，即劳动力在大城市学习新技能的时间更短，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更快。一方面，大城市中更多样的消费选择和居住适宜性，对高技能劳动力更有吸引力，使得劳动力或企业向城市进一步集聚。大城市会通过外部性、分享和匹配等机制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待遇，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将更多的家务活动外包。另一方面，高生产率的劳动者更倾向于在大城市集聚（选择效应），因为一些高技术和高科技的行业只有在科研院所相对密集的大城市，才可能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另外，文化创意产业也只有在一线城市才具备相应的人才需求，故而这些大城市成为高生产率劳动者向往的地方（这也是造成城市工资溢价的一个原因）。
各大城市为什么“抢人”
长期以来，大城市都是最主要的人口流动目的地。自2017年起，各大城市纷纷推出各种优惠落户政策以吸引人口，准确地说，是吸引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随着竞争的日益白热化，落户门槛日益降低，各城市从“抢人才”转变为“抢人口”。事实上，各大城市之所以会实行这些积极的抢人举措，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密切相关。
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转变。目前我国正逐渐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即经济发展处于以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转变的时期。相关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提高到46.1%，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随后这一比例持续上升，2019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经达到53.9%。相比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直接面向消费者，因而需要更大的规模才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降低成本。以快递业为例，大城市的网点可以深入到社区，但在农村却比较困难，主要是由于大城市社区的人口密度通常显著高于乡镇，社区对于快递的需求也远高于乡镇，这使得快递基于社区层面能够很好地维持运营，但乡镇以下的单元却因需求不足难以实现。
实际上，对于城市而言，无论是发展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都存在一个基本的规模门槛，只有达到这样的门槛规模，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持续提高。但相对来说，第三产业主导的城市需要更大的人口规模。在各大城市都在努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发展高端服务业时，人口规模的增加就成为一个基本条件。
另一方面是人口结构的转变。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数据显示，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亿人，占总人口17.3%；而截至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有2.54亿，占总人口的18.1%。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预测，2030年之后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或超过20%，届时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人口老龄化程度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9.3%）。与此同时，少子化现象越来越值得关注，即生育率持续处于低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因而，我国先后在2013年、2015年和2021年实施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全面三孩”政策。当前，我国生育水平出现短期回升。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到1.3。人是生产中最积极主动的要素，任何地方的生产发展都离不开一定数量的人口。当人口自然增长越来越缓慢时，人口的生产要素也就越来越稀缺。因此，各城市都纷纷设法抢夺人口和人才资源，以便为自身的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人口流动以及人口集聚产生的影响
首先，人口流动会影响到地区经济发展。通常来说，人口集聚的地方都是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区域，资本通常较为充裕，而人口的流入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供给和人才储备，资本劳动比趋于优化，因而对该地方的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也正是各大城市努力吸引人口和人才的重要原因。相反，人口流出地往往缺乏就业机会或者经济较为落后，资本相对较为缺乏，而持续的人口流出会导致劳动力或人才缺乏，难以完成生产运营或提高生产效率。
其次，人口流动会改变地区人口结构。大多数流动人口都处于青壮年时期，是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和人才供给，能够为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后盾。在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下，流动人口按照规定交纳各项社会保险，对人口流入地的养老金账户而言是一大利好，例如深圳市的流动人口比户籍人口还多，且流动人口大多数为青壮年，因而其养老金账户有大量盈余资金。对城市而言，人口的持续流入会形成规模效应。针对美国的研究表明，人口规模超过200万的城市生产率比规模较小的城市高出大约8%；当城市人口增加一倍时，劳动生产率提高约10%。对于人口流出地而言，持续的人口流出显然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特别是会加速老龄化进程，导致劳动力和人才短缺。对产业发展而言，若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则可能会发展缓慢，甚至有可能导致产业的停滞。当前，我国东北地区就面临人口持续外流的压力，受此影响，其产业发展较为缓慢，老龄化程度加深，地方财政压力巨大。
中小城市如何应对人口向大城市集聚
向大城市集聚是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趋势，照此推论，中小城市是否就没有机会？对于一个城市体系而言，中小城市人口流失和大城市人口集聚是否正常？许多学者利用各种方法和数据去研究不同规模的城市增长率的差异，特别是从更长的时间（比如60年以上）来看这种趋势，发现城市规模分布是保持稳定的，即各种不同规模的城市的增长率基本保持一致。但需要注意的是，城市规模分布在短期存在不稳定情况。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大城市发生的人口集聚现象也许是短期的，不同规模城市的增长率可能逐渐趋于一致。
对中小城市来说，可以积极利用城市形态的改变来促进自我发展，即通过积极融入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方式加快自身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城乡一体化的加速，城市的组织形态和空间形式也发生变化。依据资源配置最优和环境功能整合的原则，大城市的发展在客观上构成了由中心大城市及周边城镇紧密结合的都市圈模式，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一种新型空间形态。当代大城市的竞争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区域或城市集团的竞争，而都市圈是全球化分工、合作以及竞争过程中的基本单元。毋庸置疑，城市化已经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大都市圈发展阶段，而这一阶段更加强调城乡融合发展和地域功能分工。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相互作用，以及不同层次、不同地域大中小城市产业结构的重塑和空间结构的优化，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圈或城市群体已逐渐发展成为各国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综观全球，几乎所有特大城市的空间组织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突出表现是：传统单中心城市结构趋向于消融，在更大的地域空间内逐步演化为多中心结构的都市圈。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由此可知，对于都市圈和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问题已经提上了议程。实际上，自2015年起，我国就已经明确了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海西城市群等诸多城市群规划，全国主要特大城市均已纳入到各个城市群之中，并且作为核心城市驱动着都市圈、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发展。无疑，都市圈和城市群将成为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要形式，也势必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比如，相关数据表明，2017年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为代表的五大城市群占据了我国11%的面积、55%的GDP总量、40%的常住人口。
都市圈是指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特大城市以其强大的扩散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大中小城市发展，从而形成具有一体化特征的城市功能区。核心城市之外，与之有着密切人员往来关系的区域被称为通勤区。综合国际经验来看，通勤区背后的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是都市圈的本质之所在。在此背景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推出了“城市功能区”概念，旨在提供一套标准化的城市测量方法，以便在国家之间比较城市相关问题。城市功能区主要考虑人口密度、人口规模和通勤模式，其关注重点是一体化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即城市的中心区域与周边区域之间是否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往来（这种经济往来通常可以通过通勤流来加以测量）。而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依据人口密度、交通条件以及地形地貌特征测算合理的通勤距离，从而确定每个城市的通勤区域。
当前我国城市功能区的分布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华北、东北、山东、江苏、广东等区域较密集，西北地区则较少。例如，新疆和云南等地区的城市功能区并没有纳入到国家城市群规划之中，这意味着在已有规划之外，还应制定适当的政策来促进更广泛区域内城市功能区的发展，推动更多城市群的形成，这也恰恰是中小城市的机会。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应积极地加强与邻近城市的联系，特别是通过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拉近与邻近城市的距离，积极融入都市圈和城市群之中，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口流失的风险。未来，中小城市应通过积极融入都市圈和城市群来促进经济增长，并逐渐逆转人口外流的局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姚先国、来君、刘冰：《对城乡劳动力流动中举家外迁现象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行性能力的视角》，《财经研究》，2009年第2期。
②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2013年第2期。
③王超深、靳来勇：《1990年代以来我国大都市区空间规划研究综述》，《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④韦亚平、赵民：《都市区空间结构与绩效——多中心网络结构的解释与应用分析》，《城市规划》，2006年第4期。
⑤谢守红：《都市区、都市圈和都市带的概念界定与比较分析》，《城市问题》，2008年第6期。
责编/孙渴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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