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三世界国家大党转型的典型代表是印度和南非的国民大会党。他们共同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历史转型。历史的合法性、政党自身的博大吸引力、执政政策的深入人心和国家选举制度促使他们成功地从革命党转为议会党，再从议会党转为执政党。但由于国际政治的大变局、长期执政的成效差、政党自身形象严重弱化等导致他们没有能够从执政党转为强党或领导党。推动和加强国家政党体系制度化的建设是第三世界国家大党转型之路的共同启示。
【关键词】印度 南非 大党转型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政党诞生于本国沦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近现代时期，历经19世纪80年代、20世纪20年代、60年代和90年代四个发展波段。第三世界国家大党转型的典型代表是印度和南非的国民大会党。印度1885年成立的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是第一波中的典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简称非国大）是第二波的代表，其前身是1912年成立的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党，1923年改用现名。迄今为止，这两个同为金砖国家的百年“国民大会党”经历了三次大的性质相同的发展转型，前两次的转型均获得了较大成功，第三次的转型都不约而同的日渐式微。而且，与非国大相比，印度国大党的转型一直先行30年左右，在第三次转型中遭遇了重大挫折，短时期看不到复兴的希望，这给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党敲响了警钟，亟需总结其经验、吸取其教训，以获得可资借鉴的启示。
第一次成功转型：从革命党转为议会党
印度国大党与南非非国大的第一次大转型是从革命党转为议会党，结果是成为本国当之无愧的大党。与第二波诞生的非国大相比，第一波诞生的印度国大党在第一次转型之前经历了两次小规模的转型。在20世纪之前，国大党是一个松散的、俱乐部式的改良型政党，到20世纪初，开始倡导实行自治并抵制英货，逐渐发展为以暴力斗争为主的革命党。随后甘地把在南非试验成功的非暴力主义带入了国大党，国大党逐渐变为以非暴力为主的革命党，连续发动多次的“非暴力不合作”“退出印度”等政治抗争运动，使印度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随着国家的独立，自1935年后便在某些自治省执政的国大党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全国性的议会党。同样受甘地影响的非国大，在成立之初便是一个非暴力的民权组织，多开展合法的反抗斗争，以维护有色人种（混合种族）和黑人的投票权，并没有与战斗性、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联系起来。直到20世纪40年代，非国大开始进行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从非暴力转变为罢工、抵制等。1961年，非国大组建了“民族之矛”的军事组织，开展反政府的武装斗争，因而遭到禁止，被迫在地下和国外开展活动，直到1990年才得以公开合法活动，随后逐渐演变成为一个通过投票寻求权力的政党。1993年非国大与政府达成协议，1994年参加了第一次民主选举，变成议会党。
长期领导本国民族民主斗争的历史合法性，是印度国大党与南非非国大第一次成功转型的根本原因。1885-1947年，国大党抛开阶级、种族、宗教、种姓、语言和地区的差异，将所有印度人团结起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国大党在印度争取独立斗争中的英勇表现使其获得了合法性支持”，建立了遍布整个印度的基层组织，享有持续的民众信任基础。“当所有印度人都享有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格后，国大党就把这种在印度人民中间的呼声转变为在议会中的成功”。非国大同样如此。为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曾在监狱服刑27年。在他的领导下，非国大逐步发展成为跨种族、跨阶级的大众型政党，被视为南非的团结力量。1919年非国大的党纲是“团结不同族群与部落，实现南非黑人的统一与合作”，1955年非国大的《自由宪章》强调“南非属于居住于这片土地的所有白人和黑人。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非国大建立了统一战线，从黑人民族主义组织转变为大众型民族解放组织。因此，在1994年大选中以超过60%的选票席卷南非，获得议会选举的成功。
第二次成功转型：从议会党变为执政党
印度国大党与南非非国大的第二次大转型是从议会党变为执政党，结果是在本国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主导性政党。从1952年第一次大选开始到1991年，国大党除了在1977年和1989年大选中未能组阁外，其余均是执政党，而且在地方各邦也长期执政，印度呈现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非国大的第二次转型恰好迟于印度国大党30年左右。1994-2014年，非国大五次大选的支持率均超过60%，在席位、执政时间、谈判地位、制定议程权力、国家态势控制方面保持着基本优势，使南非呈现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
政党自身的博大吸引力，是印度国大党与南非非国大第二次转型成功的首要原因。政党自身的吸引力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第一，组织的制度化。“国大党能够持续维持主导性的优势地位十分依赖于其政党组织的有效运行”。 通过遍布全国的、相对完善的组织体系，国大党实现了内部的权力制衡，解决了内部分歧，从而保持了组织内部的一致性。非国大同样如此，在成功领导革命运动后，开始了将革命运动果实转变为制度化政党的合法化进程。第二，党员的广泛性。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在1957年发表演讲阐述“什么是国大党”时指出：“它不是选出来的某一群人，而是有组织的群众力量。它不是脱离人民的东西。它属于你们所有人”。国大党汇集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种族、阶级、阶层、种姓、性别、思想和宗教背景的人，将所有社会群体的利益整合到一起。非国大同样如此。1996年非国大高层多次重申党的目标是将南非变为无种族歧视、无性别歧视、民主、统一、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因此，非国大不利用民族、地域等因素来进行政治动员，而是更多地强调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前景，以赢得支持。第三，魅力型的领导人。印度国大党有尼赫鲁、非国大有曼德拉这样有威望和能力的杰出领袖。
政党执政的政策深入人心，是印度国大党与南非非国大第二次转型成功的次要原因。印度国大党欢迎来自不同经济领域的政策意见，如农民、农业工人、中产阶级商人、业主和新兴工业部门；采用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持从左到右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和印度教沙文主义；重视妇女、其他边缘化的社会阶层如落后种姓的政治参与。非国大在1994年推出“重建与发展计划”，旨在调动全国人口与资源消灭种族隔离，建设民主、非歧视的国家。在实现广泛代表性的基础上，1996年非国大推出“增长、就业和再分配计划”，通过再分配来干预经济发展，以实现社会平等。
除了上述的两个共同原因外，印度国大党与南非非国大第二次转型成功的原因也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国家的选举制度不同。印度实行单名选区相对多数制，这种简单多数制有利于大党，而不是小党，所以国大党在1952-1984年的历次选举中获得了较高比例的席位。南非实行比例代表制，各族群和政治派别，特别是小党也有机会进入议会，参与立法和监督政府。选举制度的差异导致两党的政治策略不同。印度国大党在2004年大选之前坚持一党独立组织政府，不与其他政党组织联合政府，而非国大在保持自主性的同时，一直非常注重与其他政党、社会团体的联合，建立统一战线。1990年非国大与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组建三方联盟，并在此后长期联合参与选举，保证了非国大在选举中的绝对优势。
第三次转型所遭遇的挫折及其缘由
从政党发展的持续稳定性来说，印度国大党与南非非国大的第三次转型应该是从执政党转为强党或领导党，但事实上不仅没有成为强党或领导党，反而日渐衰落，甚至失去了长期把握的政权。1991年印度国大党第一次组织了一个少数派的政府，勉强执政届满，1996-2004年是在野党，2004和2009年均以联合政府的形式上台执政，2014年和2019年所获议席跌至10%以下，在一些地方邦甚至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小党，失去了年轻一代、新兴中产阶级、社会下层群体和高等种姓的支持，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生存危机。非国大自2004以来，在全国选举中的支持率逐年下降，从70%逐次下降至65.9%、62.15%、57.5%，获得议席从279席逐次下降至264席、249席、230席。自2014年以来，非国大在席位与得票率、国家态势控制、谈判地位方面均有所下降，在2016年市政选举中第一次失去了主要城市地区的支持，在2019年大选中再创新低。
印度国大党与南非非国大的转型失败有着深厚的国际大背景。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化时代到来，各种政治思潮广泛传播，民主化浪潮持续推进，与此同时，各种新社会政治思潮不断出现，各种新党迭起，尤其是各种右翼政治势力纷纷崛起，均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大党。
执政成效差，且腐败问题严重，是其转型失败的国内原因。印度国大党长期执政的效果是国家长期保持3%左右的“印度斯坦增长率”，社会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而且政府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接连不断。英迪拉政府时期爆发了贿选丑闻，拉吉夫政府时期出现了巨大的博福尔斯丑闻、拉奥政府时期出现了哈瓦拉丑闻。在南非，政治上废除了种族隔离，但经济和社会中的种族隔离依然存在。2009年基尼系数高达63.1，有31%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从1995年的16%上升到2014年的25%。2014年全国60%-65%的财富依旧集中在10%左右的人手中，导致曾经力挺非国大的工会也开展了抗议活动。而且，非国大执政期间，几乎每年都有被腐败丑闻笼罩的高级政治官员。1998年大约55%的南非人认为公务员有受贿行为。2001-2006年认为将腐败问题作为国家优先解决事项的人数翻了一番。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马早在2008年便卷入腐败丑闻，使得非国大及其政府的公信力严重下降。
传统大党的形象严重弱化，是其转型失败的自身原因。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缺乏魅力型的领导人。印度国大党的核心人物拉胡尔·甘地在2014年人民院惨败后试图推动党组织的民主化改革，但没有带来任何明显的变化。尽管国大党开启了印度的自由化经济改革，但由于坚持社会主义，不承认其已经改变了立场，这与具有鲜明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的印度人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国大党迄今仍以混乱的方式管理着邦政府，也没有制定全国性的复兴路线图。非国大在曼德拉去世后，出现了7位势均力敌的主席候选人，且互相攻击，败坏了非国大的形象。
其二，党组织建设长期荒废，内部缺乏民主的运作机制。印度国大党在1969年后便停止了内部选举，党的竞选候选人首先由邦一级的政党组织确定名单，然后由国家层面的领导人从中挑选。本党的首席部长也是由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决定，2014年在议会中的国大党成员有家族背景的达到了48%。非国大同样以集中领导、自上而下为主要决策方式，党纲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决定党的政策议程、选举产生国家执行委员会成员，全国常务委员会负责评估政策的实施与领导层决策，但事实上这两个机构并未发挥作用。
其三，党的内部派系多，不断发生分裂。国大党英迪拉时期发生了三次重大的分裂，拉吉夫时期分裂一次，拉奥时期又分裂了三次。国大党多次的组织分裂不仅使得国大党的聚合功能难以像以前一样实现，而且使得国大党与选民的关系变得不再密切，降低了对政党的认同，甚至造成某些国大党领导的邦政府不得不解散。非国大内部自2005年以来就存在着姆贝基和祖马两大阵营的对抗，不仅导致党在2008、2013年发生了两次分裂，而且其对抗蔓延到政府机构、治安、经济、司法系统和其他国家治理领域，特别是党外的“三方联盟”合作。与祖马关系密切的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联合向姆贝基施压，导致其辞职。2014年大选中南非工会大会没有加入非国大联盟，严重削弱了非国大实力。总之，在第三次大转型的过程中，印度国大党与南非非国大的适应性变革能力普遍下降，在利益聚合、组织建设、政治领导、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适应性调整普遍乏力。
转型之路的启示
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中第一波和第二波传统大党典型的印度国大党和南非国大党，尽管二者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转型时间均相差30年左右，各自有特殊的经验和教训，但由于三次转型的性质是相同的，其转型之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第一，传统大党要及时而有效地应对社会结构的变化，适时调整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准确定位党的群众基础。“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够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在这方面，国大党和非国大截然相反。在选民支持率普遍下降的形势下，国大党的全民党形象难以长期维持。拉胡尔·甘地在其演讲中强调：“支持每个印度人的声音将永远是国大党的本质……我想再说一遍：每一个印度人都将得到国大党的支持。按照这种说法，国大党将自己视为所有多样性的保护伞。”这与印度人民党严格的“干部型”政党的定位和实践有明显的效果差异。非国大将自身定义为黑人解放者，但是，却在执政过程中却逐渐放弃了穷苦黑人阶层。与此同时，非国大片面重视农村地区，忽视了城市地区，没有提出面向黑人工人阶级的竞选政策，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城市黑人中产阶级已经兴起，南非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二，传统大党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领导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凝聚力，提高党的制度化水平。制度化是巩固合法性的最佳形式，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重视党的系统的组织网络建设，包括基本党员网络、领导干部网络、基层组织网络、外围群众组织网络，增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能力；二是重视党内民主机制建设，实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保证党组织的稳定运行，促进党内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加强党内的监督机制，防止党内集权导致的腐败；三是打造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实现领导层的稳定更替；四是努力克服党内派系斗争，保持党的团结，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三，传统大党要注重党派间的合作，增强对其他政党的领导能力，确立适合本国国情的权力体制与运作模式。2004年印度国大党在失去执政权十年后再次上台，主要原因是放弃了以前一直坚持的一党单独组阁的决定，建立了联合政府；2014年非国大在失去南非工会大会的支持后将南非最大的民间组织“南非全国市民组织”纳入联盟，建立民族团结政府，推行“多党分享权力”的政策，从而保证了非国大的高得票率。
第四，传统大党要提高党的国家治理能力，重点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人民有着强烈的改善生活的需求，发展经济、缩小贫富差距是执政党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同时，应该注重利用现代科技来扩大党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以印度和南非的国民大会党为典型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传统大党要顺利完成第三次重大转型，且取得成功，必须要不断推动和加强国家的政党体系制度化建设。政党体系的制度化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政党自身的组织、文化和功能的制度化，以保证政党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二是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制度化，以保证政党竞争的稳定性、政党选举过程的合法性、政党组织的重要性以及主要政党的社会根基稳固。同时，鉴于政党体系的制度化存在着一定的限度，政党体系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与国家民主的巩固、传统大党的成功转型不一定正相关，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大党在推动和加强国家政党体系制度化建设的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探索最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体系制度化模式。
（作者为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山东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山东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李厚蕾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③马正义：《从革命到治理: 南非非国大的角色转变及面临的挑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
责编/常妍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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