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既体现了人本关怀，又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引擎与终极目的。本文从新的角度即金融的微观视角切入，分别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Probit模型及Logit模型，探析家庭金融包容作用于家庭福利水平的三种机制：消费结构升级与生活质量改善、财务规划合理与过度负债降低、主观幸福感增加与空间作用自强化。在此基础上采用模糊曲线方法与空间计量工具证实了三个计量模型结论的稳健性，并得出家庭金融包容和幸福感的空间正相关、家庭负债和居民不幸福感受的空间负相关以及包容与幸福之间的空间随机性。研究的政策含义与启示包括以下几点：主流金融需要发掘业务新蓝海，即通过刺激家庭的创业需求与消费信贷需求，实现互惠共生，同时带动家庭福利的改进；鼓励、引导新生金融业态（如互联网金融）参与家庭经济，对显著影响家庭福利的要素短板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弥补措施，使其作用于家庭福利的渠道畅通、效果明显；贯彻“精准”原则，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一揽子福利改善计划；家庭金融这一新兴学科应视为家庭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家庭福利 金融包容 幸福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30.012
引言
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缘起于国外的金融地理学（Financial Geography），2004年金雪军、田霖将这一概念引入国内时采用了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1]、金融排除及金融排外性的说法。事实上，金融包容是金融排斥概念的扩展与深化，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复合概念（田霖，2013；Bhowmik等人，2013），指个体、群体、企业、组织或者地区等接触（Access）并融入（Use）主流金融（Mainstream Finance）系统的过程与状态。近十几年来，中外学者对金融包容[2]的指数构建、区域比较、影响因素的讨论已经相对充分与成熟（Chakrabarty，2013；Gloukoviezoff，2006；Kapoor，2014），而对其作用于居民福利水平的渠道与机制研究则较为欠缺，有限的文献也多以定性研究为主或局限于某一小型社区的问卷调研。本文将采纳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项目（CHFS）在中国的大型微观调研数据[3]探讨金融包容对中国家庭福利水平的影响，它覆盖29个省、262个县、1048个社区，样本涵盖28143户家庭、97916个居民，调查方法科学、问卷设计合理，确保了样本的代表性、信度和效度（甘犁等人，2013）。
福利研究概述
经济福利的内涵。“福利”一词最初的解释是人们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和满足程度。Pigou （1920）从经济角度出发，提出经济福利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经济福利是从狭义角度来考虑的，而社会福利是从广义角度来考虑的，具体包括经济福利、政治福利和文化福利（胡象明，2010）。蔡宏昭（2004）从消费、收入、社会保障和个人主观满意度等方面来衡量居民的经济福利。王桂胜（2006）认为经济福利体现为居民从自身的精神和物质消费中获得的幸福和满足感，这些效用都是居民收入带来的利益。陈茜茜（2016）提出虽然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经济福利，但居民的经济福利不局限于收入和消费两方面，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环境保护水平也会影响到自身的经济福利。可以看出，学者们在研究经济福利时不再仅考虑消费收入等纯经济指标，也试图从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等方面来考察经济福利。不过学界对经济福利的内涵始终缺乏一个统一界定标准。
经济福利的测度。国内外对于经济福利的测度并无统一的标准，主要采用三类方法：
一是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测度经济福利。如Pigou（1920）将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对等。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多用GDP和GNP衡量经济福利。Daly和Cobb（1989）提出并构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该指数除了以GDP衡量物质福利外，还考虑了非市场活动、防护性支出、环境损害对经济福利的影响。这种指数构建方法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又体现了经济福利的变化（唐蕾，2016）。
二是基于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福利思想，采用数理经济学方法构建福利指数模型。如Oni和Adepoju（2011）采用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条件、住房状况和安全性等方面的指标，用模糊数学法将所有指标形成一个综合评价指数，对尼日利亚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并研究其福利水平。周义、李梦玄（2013）基于阿特金森的广义均值不平等测度理论和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福利思想，考虑中国农村物质水平、中国农村知识水平、中国农村健康状况和中国农村环境状况四个方面，构建中国农村社会福利指数新模型。
三是采用多指标综合计算评价经济福利水平。如余谦、高萍（2011）从收入分配与公平、医疗保障、教育文化、农业生产四方面衡量农民福利，并运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在中国农村福利指数中的权重。王修华、傅小勇、陈茜茜（2017）从反映居民个体的经济利益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及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生活质量水平出发研究居民经济福利指数。其中，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用人均指标来体现，生活质量水平用群体消耗指标来体现。
上述三种方法各有优缺点，第一种方法简单易行，但单纯以GDP为主衡量经济福利，指标较为单一，不能全面考虑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收入分配等情况；第二种方法优点在于通过调研获得福利指标的各类数据，较为准确全面，但局限于某一年的截面数据，无法获知历年福利变动情况；第三种方法可以弥补第二种方法的不足，但目前大多数国内学者还是偏向从收入、消费两方面测度经济福利，选取的指标仍不太全面。
金融包容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王修华、何梦、关键（2014）详细总结了国外学者在金融包容的经济福利效应方面的研究。他们指出国外学者对金融包容的经济福利效应研究主要体现在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在宏观效应方面，金融包容可以促进贫困减少，推动经济增长，提高金融稳定；在微观效应方面，金融包容能够改善居民消费和支出，促进投资、提升健康水平和妇女权利。英国CFLI组织（the Community Finance and Learning Initiative）指出金融包容与福利的内在关联，认为金融排斥会导致家庭预算资金的外流；更强的金融意识可以增加人们获得福利的可能性；接触一系列金融产品能够使人们避免陷入贫困陷阱或帮助人们走出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
国内学者对金融包容的经济福利效应研究集中体现在金融包容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方面，也有学者重点研究金融包容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如田霖（2011）认为经济福利主要表现为金融包容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及家庭开支，同时从营养经济学角度论述了金融包容对非经济福利的影响。田杰、陶建平（2012）利用2006～2009年1877个县（市）的数据，针对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面板分析。汤凯、田璐（2013）以河南和江浙地区为例，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徐强、陶侃（2017）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包容通过经济增长作用于贫困减缓，金融包容与贫困减缓之间呈现稳定的正向关系，金融包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贫困的减缓甚至消除。寻努绩（201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农村包容性金融服务水平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的结论，并且分析了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对福利增进效用的影响机制，即前者通过影响农村资本形成与配置降低居民获得金融服务和产品的门槛，从而作用于农村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和城乡收入分配。
总体看来，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研究对象以金融包容自身居多，其福利影响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范畴以区域层面及空间差异比较居多，家庭、个人微观视角切入较少；定量分析以区域人均指标（如机构覆盖率、金融产品与服务可达性、人均存贷款余额等）居多，以基于结果的家庭资产价值法衡量的角度较少，对家庭金融能力（Financial Capacity）的提升、家庭资产与负债的自主选择与有效管理重视不够（Jones，2006；2008）。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构建创新、绿色、开放、协调、共享的社会，离不开家庭福利的完善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如何从金融供给侧入手，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及国内“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两重艰难局面下，刺激消费、优化内需、引导产业升级、拉动实体经济、促进居民的身心健康以及使每个中国家庭主观感受到怡然、富足与幸福，关乎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的实现，也是关乎民生的重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