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党后运用报刊指导工作
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提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共产党应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策略。李大钊积极响应，赞同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的联合战线。1922年8月20日，李大钊在林伯渠陪同下，专程去上海会晤孙中山，进行了多次“极为融洽”的交谈。大钊同志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自上海创办了《向导》周报，这是党的第一份“立在舆论指导地位”的中央政治机关刊物。1923年4月，李大钊在《向导》上发表了《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提出为建立“一个同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6月，李大钊同志去广州参加中共“三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会议期间，孙中山特邀李大钊会见，进一步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
1922年，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并于1924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国共合作后，他指导国民党左派创办《国民新报》、《心声晚报》等报刊，对推动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4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创办《政治生活》周刊。李大钊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后，加强了《政治生活》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并使其成为北方区委的机关刊物。他还在《政治生活》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使之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战斗性极强的刊物，对北方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1925年12月30日，李大钊在《政治生活》周刊上发表了著名的《土地与农民》一文，论述了农民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大意义。李大钊在这篇文章里提出：农民中最多数量困苦的阶级是自耕农和佃农，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因此，国民革命必须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加以解决。他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未来农村的美好前景：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连结而为了广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重视，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材。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谁能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能赢得农民。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在《向导》第191期上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答复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1926年5月1日，李大钊在《政治生活》第76期上面，发表了《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这篇文章是把马克思的《中国及欧洲的革命》全文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广大党员读者，使之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
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曾领导创办了我国早期的重要工人刊物《工人周刊》，从思想和组织方面推动工人运动的高涨，通过反帝反军阀争取民主权利，派出许多同志领导开展了长辛店工人大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工厂工人大罢工、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开滦五矿三万余工人大罢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工厂两万余工人大罢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大罢工及陇海、津浦、粤汉、京汉等铁路的大罢工，革命风暴席卷了北方的铁路和矿山，掀起北方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在《新民国》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鼓舞人民继续战斗；在《“二七”二周纪念册》上发表《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号召工人阶级和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们“更要奋勇万倍地高扬着鲜红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这些文章对于揭露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的残忍暴行，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唤醒广大群众的觉悟，奋起与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斗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教育指引青年参加革命工作
李大钊对青年教育的最大贡献，是向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研究和在多个媒体积极传播，号召青年掌握真理，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启发教育青年人提高思想觉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从事革命实践，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同时，他对青年的培养教育还体现在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对平等教育观。1917年2月，李大钊在《甲寅》发表《可怜之人力车夫》。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了这一职业的两个命门：一、“以理言之，则以人类为牺牲，乃最背乎人道主义”; 二、“以利言之，则驱尔许之劳力，掷于不生产之职业，乃见讥于经济原理。”关注这一职业的生存状况。在对更多的工矿进行调查研究之后，李大钊提出了应当重视劳工的休息权，并且指出休息权并不是闲暇玩乐这么简单，少做点工节省出来的时间，正是工人非常宝贵的时间，可以去读书，去补习技能，是使自己得到发展的神圣时间。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了《劳动教育问题》一文。在文中，他强烈呼吁为工人争取受教育权，说“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他主张社会应通过多开设劳工补助教育机关，来改变少数人受教育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受不到教育的状况。
李大钊的平等教育观不仅体现在为工人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同时还体现在他对妇女接受教育问题的关注。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谈到布尔什维克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李大钊曾在女高师短暂任教，主要讲授社会学、女权运动史和伦理学等课程。他不仅把大学课堂当作传授科学知识的场所，还把它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谈到女权问题，他告诉学生，只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他提出妇女应当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认为接受教育是妇女实现自身解放的重要途径和方法。针对当时社会上对妇女的种种歧视，他指出：“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
二是倡导青年人的斗争精神。1916年回国后，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了《青春》一文，表达改变国家、社会的决心，体现了慷慨悲壮的气魄。文中写道：“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李大钊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饱受苦难，就在于缺少有理想、有知识、有使命、有担当的青年。中国的希望，首先在于青年人的觉醒，只有青年人觉醒了，才能担当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任。他指出，“旧民族之复活，非其民族中老辈之责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责任也”。因此，“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他高度重视对青年人的知识教育和人格养成，尤其注重对青年人的爱国主义教育。他在《新青年》上刊发的一系列重要文章，唤醒了青年人的斗争精神，为青年运动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在教育方式上，李大钊注重学校教育与社会活动相结合，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号召广大青年到劳动群众中去，走出了一条青年教育与工农结合的新路径。在他的指导下，革命青年主动到农村帮助农民建立协会，开展常识教育，宣讲革命精神，鼓励广大农民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李大钊新闻思想与其对生命的理解密切相关。1919年他在《新生活》第12期上发表署名孤松的《牺牲》一文，他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三是积极支持指导青年人办报办刊。
傅斯年、顾颉刚、徐彦之三个北大同学觉得老师们办了《新青年》杂志，他们学生也想办个杂志。1918年10月13日，同学们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研究确定了刊名《新潮》和办杂志的三个标准：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李大钊腾出北大图书馆红楼一层22号房间，给《新潮》编辑部当办公场所，并对办刊给予许多具体指导。印刷发行由北大出版部负责，经费往来则由学校会计科负责。
1919年1月1日，北大学生办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正式发行。《新潮》呼应《新青年》，批评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提倡白话文，介绍国外先进思潮，是当时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新秀。《新潮》刊发了不少分析民主、家庭等问题的文章。《新潮》出版后，备受读者推崇。第一期出版不到一个月，就加印3版，销量达到1万册。
《国民》杂志是五四前夕进步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的自办刊物，初为月刊。1919年1月1日正式出版。《国民》杂志的刊物定位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参加的人是以北京大学为主的高等学校学生。邓中夏、许德珩等人担任《国民》杂志编辑。李大钊被邀请为该刊指导老师，他经常为《国民》杂志写稿，为办好这个刊物花费了许多心血。
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期间，正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而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也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和青年毛泽东一起工作，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湘江评论》受到李大钊新闻思想的影响，“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二十余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击。李大钊看到《湘江评论》后，认为它为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份刊物。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评价《湘江评论》说到“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是现今重要的文字……”。《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上著文，对《湘江评论》予以介绍：“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北京的《晨报》也称《湘江评论》“内容完备”、“魅力非常充足”。
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进驻北平的时候，毛泽东说：30年前“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恰是李大钊一生的生动写照。李大钊为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他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新闻实践，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影响和感召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伟大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