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底线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重要辩证哲学。在党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底线思维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奋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以底线思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做到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防范风险为重点、以主动作为为归旨。
关键词:底线思维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恩格斯曾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2]。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面对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时期的矛盾问题，党始终坚持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从最坏处做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成功化解了各种风险与挑战，团结带领人民赢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胜利。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认识和把握底线思维辩证哲学，回顾建党百年来底线思维的运用和发展，探讨新的征程上底线思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底线思维是党一贯坚持的辩证哲学
“底线”即最下限，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和事物发生质变的关键节点。坚持底线思维，就是以最低的目标为立足点，向最好的结果努力，是“守底”与“有为”的有机结合，是在尊重现实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化挑战为机遇，掌握事态发展主动权，争取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战略思维。具体而言，底线思维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底线思维是一种边界思维，注重划出事物发展的底线，掌握其发生质变的临界点，确保其始终朝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底线思维是一种忧患思维，强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对潜在的问题与困难作出合理估量，保持历史自觉和战略主动。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始终坚持将底线思维作为自身重要的辩证哲学。毛泽东同志一贯认为，“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3]即使是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仍强调，“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4]邓小平同志在指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一向坚持底线思维。他指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场合反复强调和阐述底线思维。他告诫全党，“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6]
底线思维在各个时期的运用与发展
底线思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运用与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底线思维的运用，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同志曾总结分析了1927年上半年、1930年、1931年和1938年党的历史上因滋生骄傲情绪而导致的四次路线错误，并要求全党引为鉴戒。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他再次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滋长。为了使全党树立忧患意识，他在中共七大上列举了十七条可能出现的困难，对国内外局势和党内外事务从最坏处进行了全盘考虑，以此警示全党做好对付非常困难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强调的这种忧患意识、底线思维也充分体现在他指导革命实践上。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毛泽东同志进行了三种前途预估：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7]正是由于党中央提前做好了各方面的困难准备，刘邓大军不仅顺利地在大别山坚持了下来，还牵制住了国民党军队，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底线思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运用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尽管朝鲜人民在朝鲜战争的最初阶段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党中央冷静分析局势后认为，战争不会轻易结束，并决定在军事上未雨绸缪。在受到美国的军事威胁后，周恩来同志对外宣布：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8]。在中国人民的底线面前，美军仍然一意孤行地越过了三八线。随即，中国便组建了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与朝鲜人民一同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打回到三八线附近。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向中国提出在中国的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均遭到了中国领导人的严词拒绝。不久，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又公开发表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再次遭到了中国的抗议。主权和内政问题是国家必须捍卫的底线，即使面对美苏这样的超级大国，党和人民也毫不退让。在与苏联关系恶化之后，中国面临着三面环敌的不利境地。为了预防敌人的突然袭击，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提出了三线建设的设想。他指出，“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有了准备就可能不打了”[9]。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我国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了多达300多个大中型项目。三线建设最初是立足于准备应付“早打”“大打”而展开的，虽然最终战争并未发生，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提高了我国的国防能力。
底线思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运用与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这一时期，党将底线思维充分地运用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在思想政治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0]，“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0]。在经济上，邓小平同志认为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做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不搞两极分化”[10]。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中共十五大最终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完整表述，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政治和经济两条底线的确立，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将底线思维运用到了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在与第49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讨论香港回归问题时，邓小平同志直言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针对撒切尔夫人提出的，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有可能发生波动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表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10]。面对邓小平同志有理有利有节的态度，英国不得不选择退让，最终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香港问题。1997年7月1日，中国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底线思维在新时代的运用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也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面对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底线思维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在经济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国际经济形势，坚持底线思维，切实做好工作”[11]。在政治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文化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12]，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占领舆论宣传的主阵地，坚决反对“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错误观点。在社会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着力保障基本民生”[13]。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14]，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4]。在国家安全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15]，必须坚守人民安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在外交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16]在党的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17]，要始终将纪律挺在前面，不断扎牢制度笼子，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
以底线思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回顾百年党史中底线思维的运用和发展可以发现，底线思维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维方法，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征程，要更好运用底线思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是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在当前及未来这一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种问题更是交织叠加出现。在新的征程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忧患意识，冷静客观地分析问题，把困难估计得更加充分一些，把解决问题的措施想得更加周全一些，把各项工作准备得更加扎实一些。
二是坚持以防范风险为重点。相比于已经出现的问题，未知的风险更加难以估计。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以及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是加大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新的征程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既要防范“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更要防范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提前预留出防范风险的先手和化解风险的高招，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努力做到化险为夷、转危为机。
三是坚持以主动作为为归旨。底线思维不是完全的守成防御思维，更不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惰性思维，而是问题尚未发生时未雨绸缪、问题出现后主动作为的进取思维。在新的征程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担当和敢挑重担、敢于出击、敢站能胜的勇气，积极主动、迎难而上，追求最好的结果，达到最高的期望值，做到有守有为。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靳康康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83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4页。
[4]《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30/c_1111389288.htm，2014年6月30日更新。
[7]《刘伯承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83页。
[8]《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9]《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53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第173页、138页、第14页。
[11]《习近平重要论述学习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6页。
[12]《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
[1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1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第8页。
[15]《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49页。
[17]《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0页。
责编：罗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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