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1900—1980），名典爱，字行仁，湖南邵阳人，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1926年湖南大学毕业，后投身北伐战争。1928年至北平，创办学术刊物《新东方》杂志，先后任教于中国大学和朝阳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尤精研经济学和哲学，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外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之规律与特点，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他在从事抗日活动的同时，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评述了存在于当时中国史研究方面的问题。这些文章后辑集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该文集同时研究了中国社会史上奴隶制时期的若干问题、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吸收世界文化进步成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大连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中日问题批判》《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中国历史讲稿》等，其中《简明中国通史》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最早的一部中国通史著作。
吕振羽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对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从经济史、社会通史、思想史、民族史等方面构成了一个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民族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作出了卓越贡献，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广大哲学工作者也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如李达的《新社会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著作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至今在学史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除此之外，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回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特殊贡献，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等论著，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典范。这些历史研究为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而为明确中国社会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吕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以独特的研究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即从历史理论层面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方法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从现实发展层面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建设问题，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名家大师”。
多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
吕振羽生于1900年，幼时恰逢战乱年代，亲眼目睹了国家的衰败及人民生活的艰难。成年后的吕振羽积极探索救国道路，在接触到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后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但均无一成功，由此引发了吕振羽对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怀疑，直至摈弃。在革命战争年代，李达常与吕振羽交流关于革命、学术问题。在李达的影响下，吕振羽逐步走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世界，并且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信仰，以实际行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他在革命实践工作中多渠道多层次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和穿透力。
创办协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七七事变前夕，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吕振羽接到时任中共地下党北平临时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的指示——“回湘开荒”。1937年9月，在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的领导下，吕振羽回到长沙筹备组建“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这一协会通过组建读书会、歌咏队以及伤兵慰问队、战时防护队等组织，深入到长沙各抗日阶级队伍中宣传抗战；组织各种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以及抗战形势；举办大规模的报告会，邀请各学派、阶层的人参加报告会；开办战时常识训练班，开设战时群众组织和宣传常识、抗战歌咏等课程。这些抗日宣传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效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党的政治主张传播到了社会各个角落，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利用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吕振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工作时，他撰写了《中苏关系的过去和未来》这本小册子，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并对中苏关系的历史及未来进行了探讨。吕振羽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苏联应该加大合作，向苏联争取更多的援助，以进一步强化合作，巩固太平洋区域的安全，确保这一片地域的和平。此外，他从抗日战争的群众基础、中国的地理优势、日本的国力以及国际政治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的抗战形势，并先后在《中苏半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保卫武汉与巩固湖南》《抗战后的新动向》《伟大的今年双十节》《作为民族抗战的指导理论》等20余篇，切实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加入到抗战事业中来。
通过课堂讲授马克思主义。课堂是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28年至1935年，吕振羽在大学任教期间先后讲授三民主义、社会学概论、农业经济学、殖民地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1938年，吕振羽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围绕爱国教育、阶级教育和战时教育开设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课程，《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等名篇论著被选为教材。1939年9月至1941年初，吕振羽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中国经济史、计划经济学、先秦诸子思想等课程。1941年9月，吕振羽在华中局党校任教，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也常去听课，亲切地称吕振羽为“老夫子”。在课堂教学中，吕振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解中国的历史、经济、社会等问题，很好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具体展开。
共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过程中，方法论的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正确的方法论作指导，中国的历史研究才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是由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共同构建的，吕振羽就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作为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积极探索史学方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传统史学方法和近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吕振羽认为，唯心史观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症结所在，表现在宣扬英雄史观、以政治标准评价历史等方面；而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有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论、“新生命”派主要代表人物陶希圣的半实验主义唯心史观方法论、托洛茨基派的机械主义和公式主义史学方法论等。在扬弃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和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吕振羽构建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论。吕振羽认为，“历史唯物论，不啻是我们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是唯一正确的历史学方法论”。他强调，历史学是一门党性很强的科学，无产阶级的历史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因此历史研究必须要坚持党性，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最广大人民服务，体现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史学研究的目的是厚今薄古，其目的是为“今”服务，要批判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精华，鉴往知来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以及现实社会的客观动向，在认识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经济基础入手研究历史，须考察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统一矛盾关系，探明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进而阐明历史分期问题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坚持阶级分析法，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必须从阶级分析出发，掌握其最主要的两个对立阶级，着重研究主要的敌对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还要分析各社会阶级间的相互关系。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辩证法。史学研究的矛盾分析法，把中国历史融入世界历史中寻求其一般性，要从中国历史的特殊情况来把握其特殊性，正确处理好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坚持矛盾统一，尽可能地把历史的真实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应从历史内部的全部联系和具体情况着手，理解和揭发其发展的全过程；坚持扬弃法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评价历史事实，批判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吸收、继承合理因素为我们服务。史学研究必须强调“史论结合”，“论”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史”是指史料，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分析，重视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合理运用神话传说这一“副料”并结合出土文物这一“正料”，才能系统探索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以此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把握史学研究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要坚持理论创新，综合各学科知识并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对历史展开研究；要注重主体的实践活动，既要遵循史学研究一般规律的科学性，又要满足主体的价值性。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为其运用这一方法论开展中国历史研究做好了理论准备，促进了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传播，当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善用马克思主义探究中国历史问题
吕振羽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中国历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实践典范。他对当时学术界关于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热点历史问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探索，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和民族历史相关问题，为解决当时革命现实问题奠定了学理基础。
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面对革命年代，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不适用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妄图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研究开展了艰辛的理论探索，明确地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或客观规律，和世界其它各民族、国家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他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应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这一结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契合，进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适性而适用于中国。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吕振羽对中国原始社会总体特征、发展过程进行了更加系统的研究，开创性地运用神话传说、出土文物考察原始社会野蛮时代和开化时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演进，真实建构了原始社会的历史样貌，其著作《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堪称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第一部著作；从生产的直接担当者、财产形态、国家形态、社会阶级等方面考察了殷代社会，切实发现当时的社会在生产等领域使用奴隶，存在着奴役奴隶的自由阶级和贵族集团，且上层建筑的政治形态表现为阶级支配，完全不存在古代原始社会民主主义的踪迹，吕振羽由此提出了“殷商奴隶论”，认为殷代是阶级支配的奴隶社会；从经济、商业贸易、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态，从而提出“西周封建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为毛泽东的社会历史分期论断提供了理论依据。
考察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向前可追溯至中国人种的来源；探讨中国人种问题，向后看应考察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历史。为了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吕振羽主要从工作中实地接触或调查的资料、国内各民族人士的口述资料、报刊书籍这三类资料展开研究，对夏族和商族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还从风俗、面貌以及遗存的石器考察了马来人种的发展历史。他从人类发展历史的一般性对中国人种问题予以清楚的回答，认为中国人种的主要来源是“蒙古人种”和“马来人种”，有力回击了日本侵略主义的恶意诋毁，驳斥了西方文明优越论。同时，吕振羽根据掌握的资料，系统考察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以及维吾尔族等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等具体历史问题，从历史发展的根源上强化了人们对各民族的认识，进一步论证了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一般性，揭露了法西斯主义者的大民族主义阴谋，宣传了民族团结的政策，吕振羽也由此成为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中国民族历史相关问题的学者。
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历史问题展开研究，在史前期中国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他虽然是继郭沫若后对原始社会展开研究的中国学者，但在研究成果方面却超越了郭沫若，由此奠定了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领域的地位。《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出版，使吕振羽成为仅次于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及民族历史基本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活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中国现实问题
近代中国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其中包括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等。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吕振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从现实层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关系到中国革命的目标、任务等基本问题，因此成为吕振羽研究的重要内容。他系统考察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被殖民化历程，并详细分析了日本的侵华战争，认为日本发动野蛮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企图通过战争摆脱经济危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日本的矛盾激化、日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瓜分中国过程中的矛盾升级、日本资本主义反苏俄联合战线的形成。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最终促使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进一步确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同时吕振羽通过研究认为，中国买办资本是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破坏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也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体系产生了冲击力，推进了中国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自此，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被吕振羽完全揭露开来，为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提供了理论支撑。
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吕振羽的学术研究生涯，最先从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拉开序幕，表现了学术研究强烈的现实关怀。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市场、原料、资本、劳力这四大支柱的考察，他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依附于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吕振羽从贸易、财政、失业等经济因素，多维度分析了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进而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状况，否定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可能性。而且，吕振羽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计划经济的研究视野广阔，注重对比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经济法则的优劣。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问题，吕振羽借助资本主义的经济层面分析研究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前途无望”，并提出了“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论：“一方面使农业经济迅速的过渡到工商业经济的高度形态；二方面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时至今日，这一学术观点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证明依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思考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文化发展问题是吕振羽始终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他揭示了儒释道的发展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政治结构的密不可分关系，须对这些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因此，吕振羽在考察文化战线的不良现象后提出，发展当代中国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帝国主义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为我所用，批判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他指出，要让文化工作和政治工作密切配合起来共同推进抗战事业；文化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唤起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战斗意识，从思想上发动人民群众普遍加入抗战事业，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技术；工作的对象要从知识分子群体扩大到全体劳动人民，从城市工作转到农村、工厂里去，不断扩大影响范围，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领域，进一步促进文化工作的全面展开；工作的任务是在政府的领导下研究各种战时问题，解答理论上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并在行动上配合政府推行的相关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吕振羽在学术研究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历史问题，是第一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的著名学者；在革命事业中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高尚的实践工作风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员，吕振羽的学术成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始终致力于学术性、现实性和政治性高度统一的思想创新与学术智慧。
（本文系湖北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19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