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识要素所有者身份参与经济活动、分享发展成果，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理解服务业升级和经济社会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就新发展格局的模式特征而言，不同于大规模工业化时期“快变量”的主导情景，工业化后期由一系列制度相关的“慢变量”主导，系统性、结构性的经济减速成为客观趋势，同时，质量提升成为可持续的必然要求。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所呈现的知识化、经济社会一体化以及产业平衡协调不同，中国服务业表现出较多的传统规模化特征，粗放型发展不能适应全球化、服务化、老龄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因此高质量发展涉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诸多层面。
就新发展格局的机制联系而言，不同于工业化“投资诱致投资”的规模经济，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展建立在范围经济、知识经济之上，并以要素投入的方式推动创新和发展。其中，教育及人力资本居于核心地位，促进效率补偿作用发挥，即人力资本升级一方面促进了生产效率改善，另一方面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知识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为高质量城市化不断注入活力。适应高端城市化发展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立足于人的发展这个根本目的，把内循环潜力培育视为一项综合性社会工程，开启了多目标动态平衡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抛弃对短期利益的侧重，将政策措施集中于“耐心资本”积累，这种选择对于现阶段乃至未来更长时期的稳定和谐发展，无疑具有深远影响。
服务业发展的典型事实
为了分析中国经济服务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及高质量城市化路径，我们拟以现代化的线性路径作为参照基准，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建设的历史实践，归纳出一些有启发性的事实和理论认识。福特主义在美国的确立及其在二战后向全球的扩散，缔造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真正走上高质量现代化道路，也只是近七八十年的事情。从战后发展历程来看，现代化理论中所谓发展阶段线性升级——福特主义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化向高端城市化的递进，成为发达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源泉。高质量不仅仅是生活水平、技术水平的简单统计问题，本质上，高质量是一个维持能力问题。尤其在面对全球化、老龄化、服务化、城市化等多重因素冲击时，服务业质量更是关涉现代化的全局。
典型事实1：发达国家服务业属于知识经济范畴。这是首先需要强调的一点。事实上，服务业的知识密集特征以及服务作为经济要素的特殊性，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共识。早在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和斯梅尔瑟（1989）的研究就曾注意到：服务业以其行业组织、规范、定价的特殊性，构成了不同于物质商品市场的另一类存在。[1]由于服务不可能与其提供者分离开来，服务应该属于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自然的逻辑就是——服务业的质量取决于劳动力要素的质量。相似的思路在20世纪60年代进一步得到深化和系统化，立足于知识生产与知识分配分析，马克卢普（2007）在其名著《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中对服务业的知识属性给出了精彩分析，并把相关问题聚焦于现代化过程中服务业的效率创造和效率溢出功能。[2]针对二战后美国服务业高效率及其作用，休斯和凯恩（2011）的认识是：服务业是建立在工业巨大生产力之上的另一个高端，对现代经济至关重要的服务业，源于各类教育的发展和人力资本提升，美国的高收入水平建立在教育和服务业的坚实基础之上。[3]不只是美国，欧洲、亚洲发达国家同样呈现出人均教育水平较高、熟练劳动力占比较大的局面，这已经成为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评价指标，尤其是后工业化时代的高端城市化，更加依赖高端服务业的支持。
典型事实2：二、三产业发展协同。图1显示了二战后发达国家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美国的追赶趋势。从产业发展历史来看，老牌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从商业服务发展到工业规模扩张，再到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主导高端城市化的过程。其间，第二产业一度充当了吸收蓝领工人的主阵地，因此在较长时期内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二战后随着工业效率提升以及服务业吸收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出现两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收敛现象——在更高效率水平上的收敛。这与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发展路径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无论从发展理论还是从发展实践来看，新兴工业化国家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与过剩劳动力的限制，普遍经历的是农业部门转移劳动力到工业、服务业部门的路子，尤其是为了经济追赶的需要，资源动员一般围绕工业投资诱致机制建立。这种工业化模式的后果，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削弱了服务业发展潜力，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并给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阻碍。
典型事实3：服务业升级是福利社会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作为高质量的主要推动力量，服务业升级涉及其与资本主义福利体制的互动。根据帕森斯的解释方法，这是一种“合理化”过程——服务业发展本身受到社会结构调整、变化的影响，并因此突破自身内部发展限制达到更高水平。从效率／福利动态平衡角度看，发达国家服务业高端化与消费协同升级，这种互动体现在知识中产群体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之中。具体实践中，促进服务业升级的动力来源于福特主义，它构成了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内核。首先作为一种现代化制度，福特主义工业化的核心特征是利润分享，即通过集体讨价还价建立就业和工资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促进形成“生产率增长—消费增长—公共服务扩张”的良性循环。按照Aglietta（2015）的解释，福特制对于福利国家资本积累的有利之处在于，通过增长分享这个渠道，资本主义为其生产创造了有效需求市场。稳步扩大的消费市场，既依靠稳定的工资收入，又得益于国家对科教文卫的支持能力，且反过来推动生产率的提高[4]。实际上，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正是发达国家高增长、消费繁荣、公共服务支出快速扩张时期，这个时期促进了知识中产群体的稳步扩大，奠定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
典型事实4：服务业的“三难困境”。尽管受惠于服务业高端化——如信息化、数字化、可贸易性等——所带来的诸多益处，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知识经济，却被一种不稳定性所困扰。原因在于，受到福利国家高成本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之后，传统福特主义下的积累模式难以为继，原有“收入消费增长、就业增长和公共服务支出增长”的良性循环，被全球化、老龄化和经济服务化所带来的冲击打破，各国被迫进行结构性变革，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模式差异。这就是Iversen&Wren（1998）所谓服务业的“三难困境”。[5]其基本假设是，经济服务化叠加老龄化的时代，福特制下“收入平等—就业增长—财政约束”的三角循环不能维持，福利国家只能根据各自经济社会状况实现三个目标约束中的两个，放弃另外一个。例如，美国这类传统自由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收入平等目标，选择“就业增长—财政约束”；北欧社会民主国家，为了维护“收入平等—就业增长”，被迫放松财政约束目标；欧洲大陆国家倾向于选择“收入平等—财政约束”，放弃就业增长目标。
工业化的老问题与城市化的新挑战
上述典型事实表明，发达国家现代化线性升级的核心动力来自于知识经济，服务业高端化成为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与此相比，在后工业化时期，发展中国家通常被服务业发展滞后困扰，导致要素质量升级滞后和城市化动力不足，进而削弱了应对全球化、老龄化的能力。鉴于转型时期路径依赖问题的存在，有必要明晰中国服务业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
问题1：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成因的特殊性。有两个基本条件决定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特殊性：一是城乡二元经济，二是资源、市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模式。这两个条件意味着在发展次序上，服务业被置于工业之后，显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发展路子，这也是中国特定发展条件使然。具体来说，中国服务业现状与中国工业化模式密切相关：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使得国内制造业长期处于完全竞争或低端产业链，为了维持国际市场竞争优势，不得不压低国内服务业成本。事实上，国内服务部门的垄断，主要服务于低成本工业化，但是制造业创新能力的缺乏，却抑制了服务业升级。这一点可以从图1和图2的趋势比较中得到印证。
第一，如图1所示，不同于欧洲和日本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美国的追赶以及追赶过程中产业的协调发展，一直以来，中国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且协同改进能力较低。从日本、中国对美国的产业追赶来看：在1950年、1970年、1990年、2010年、2015年这五个时间点上，日本第二产业相对于美国的生产率分别为0.41、0.69、1.01、0.94、0.96，服务业分别为0.22、0.53、0.92、0.85、0.85，两个产业效率向美国快速持续收敛且基本协调；在1990年、2010年、2015年这三个时间点上，中国第二产业相对于美国的生产率分别为0.03、0.13、0.18，服务业分别为0.02、0.09、0.11，两个产业效率追赶步伐较慢且分化比较显著，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的发生，服务业就业吸纳任务繁重，从根本上抑制了效率改进步伐。第二，进一步的比较发现（如图2），在2000～2018年间，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在多数年份显著低于第二产业。尤其是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虽然扩大了，但是效率改进速度却比第二产业显著放缓了，服务业的规模化、数量化特征比较明显。
问题2：传统发展模式仍然主导中国服务业，人力资本升级步伐缓慢。前期研究中，我们曾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人力资本问题给出了一个分析（袁富华、张平，2019），结论认为：第一，日韩等经济追赶成功的国家，高等教育年限的迅速提高和普及，一般都是在15年时间里快速完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过程中存在“跃迁现象”；人力资本跃迁为推动未来15年的产业结构快速升级、避免转型迟滞的潜在风险提供了条件。第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了初中等教育的普及，但是，由于高等教育升级步伐缓慢，致使经济被大量中低层次人力资本充斥，人力资本升级的临界现象和“壅塞”问题突出。[7]联系到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成因的特殊性，教育体系升级缓慢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加工制造路径依赖的影响。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以从“中心—外围”理论的一个原理中得到进一步说明。该原理认为，外围国家在承接国际技术转移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教育培训势必围绕跨国公司的要求去组织，最终抑制了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升级，阻碍知识生产和创造性发展。联系发达国家现代化线性升级的典型事实，需要着重提醒的是，低层次人力资本结构不适合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高端城市化首先是与服务业的知识属性相关的进程。近年来，中国已经认识到服务业升级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建议）专辟章节，对未来15年中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规划。如果按照现阶段的投资力度，到2035年，中国人力资本状况可望得到有效改观，届时，服务业结构高端化也将初具规模（预测数据参见表1）。
问题3：服务业升级／消费升级协调能力有待加强。不同于二战后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典型路径，中国工业化走的是高积累道路，这是由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由于缺少了利润分享这个内核，因此带有“准福特主义”特征，生产／消费失衡问题最终影响到了服务业升级／消费升级协调，弥补社会发展短板主要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的。实际上，服务业发展与消费升级是城市化时期内循环机制的一体两面，消费结构的高端化不仅直接与服务业高端化相联系，而且与劳动力要素升级和创新动力培育相联系。就现阶段状况来看，中国在这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
表2列出了各国居民消费中“广义人力资本”相关指标的绝对支出水平，这个指标包括了“科教文卫娱”等高端消费项目，均与高端服务业的服务有关。数据大致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发达国家，大多位于“万美元”水平，美国最高，“科教文卫娱”等高端消费水平达到人均每年2.4万美元；第二组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大致处于“千美元”水平，中国在这方面的消费支出能力较低。这个数据对比，从消费层面解释了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水平的重要差别。对于这种差距，我们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不同于二战后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技术竞争，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发达国家纷纷把发展眼光聚焦于高端服务业竞争，凭借服务业高端化维持其在国际分工中的中心地位。同时，由于服务业升级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机制，将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追赶难度。
解决老问题和重塑新发展格局的迫切性，也是后工业时期全球化、城市化和老龄化带来的更多不确定性使然。就内部条件变化而言，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社会风险阐释如下。
第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发达国家人口结构转型规律是：受到收入预期、生活成本和心理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后工业时期的人口增长，将发生向低水平均衡路径快速收敛趋势。根据maddison历史统计数据库的相关数据，与二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均经历了人口增长显著减速的变化，尽管各国出台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扭转这种局面，但是除了个别国家外，效果似乎不理想。现阶段，尽管中国老龄化程度明显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是人口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已经变得显著。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是发生在中等收入水平向中等发达水平的迈进过程中，因此不同于发达国家高收入水平上的老龄化。并且，这种人口转型叠加了城市化、经济服务化以及服务业发展滞后的老问题，因此，对效率改进、福利提升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压力和挑战。对于这一点，蔡昉（2020）给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归纳，即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三个递减曲线：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消费能力递减。这些挑战均需要服务业升级给予扭转。[8]
第二，公共服务支出的刚性压力。根据前文所述，发达国家服务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协调，其基础是在工业化时期打下的。福特制特有的增长分享机制，除了有助于推动国内市场、促进创新之外，还促进了财政能力的扩大。20世纪50~70年代间，伴随着工业化主导的高增长，发达国家公共服务支出快速提升，同时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福特主义的解体，发达国家纷纷着手福利国家结构改革，但是大多数国家改革仍然是对于原有体系的修补，用更加积极的经济社会政策应对全球化、老龄化和经济服务化的挑战。现阶段，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保障体系和保障能力有待完善提高。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以下方面：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能力的升级需求，是在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过程中提出的，其背景是城市化、经济服务化与内循环主导，但是，由于现有发展模式不能承担公共服务支出的刚性压力，如何挖掘服务业和消费的效率潜力成为关键。
第三，城市化的就业创造能力。这是所有国家都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由于中国庞大人口规模这个特殊性，城市化的就业创造能力势必成为重要关注点。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城市化与知识生产配置机制相联系，这也是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低质量服务业不可能支撑起大国有效率的城市化。福利国家政策分析中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服务业部门更容易发生两极分化，高质量服务岗位通常伴随着大量低质量服务岗位。因此，归根结底，经济服务化主导下的就业创造问题，应当从产业联系、经济社会一体化角度进行综合分析。长期而言，包括稳定和收入增长等有利因素的就业质量是重要的，这不仅需要发挥服务业自身高质量就业潜力，而且应当以服务业升级促进制造业部门的就业能力提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低质量循环不能够为城市化进程提供可持续动力。
效率补偿机制与对策
后工业化时期，中国的转型发展既要面对结构性、体制性等特殊性问题，也要面对全球化、服务化和老龄化等共性问题。上文的典型化事实以及新老问题分析的目的，一方面在于说明中国应借鉴国外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国情特殊性，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理论上说，这个战略定位明确了新发展格局下动力重塑的着力点。
发展阶段变化要求服务业升级。以生产供给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是为了克服物质匮乏问题。粗放型和数量型发展道路在中国有其历史特定性，这种选择，其历史功绩体现为突破贫困陷阱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由于发展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工业化模式很难适应全球化、服务化、城市化的新压力和新要求。从共性来看，由于中国新常态下所面临的这些压力和风险与当代发达国家相似，因此他们的高质量城市化经验也有可资借鉴之处。新发展格局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置于城市化进程中，本质上不同于生产供给为主导的工业化。为此，需要扭转一些原有发展认识，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消费与投资对立的看法，是属于静态的、数量的概念，注重追求短期利益，这是资本驱动的工业化理念。但是，经济服务化和消费主导的城市化要想获得高质量和可持续，就需要释放服务业和消费对效率的补偿、促进作用，这是动力重塑的主要方面。
第二，经济社会一体化。新发展理念主张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个主张从整体性、系统性角度看待高质量，把城市化动力基础建立在经济社会一体化基础上，是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影响，经济研究者习惯于从效率角度看待发展问题，忘记了经济发展是为了推动社会发展这个最终目标，把特定历史阶段的效率需要当成了未来发展的全部需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权利概念深入人心，理论和政策实践中所达成的共识是：发展目的是在利益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每个人的福利。这种前沿理念在中国已经得到尊重和实践。
第三，服务业主导的城市化，其重要职能是保持就业、收入稳定。但是，既然服务业在城市化阶段替代工业成为主导力量，这个产业的发展就有了促进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任务。因此，不能把服务业简单等同于就业规模扩张。在知识经济时代，服务业属于知识经济范畴，服务业现代化和结构优化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效率补偿机制。除了认识到劳动力质量之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之外，帕森斯和斯梅尔瑟（1989）另一个重要观点认为：从经济社会一体化角度来看，产出应该视为消费形式或消费结构的质的变化，并与实际需求的变化相匹配，但是，这一需求不是凯恩斯意义上的总购买力，而是购买力在不同性质商品上的分配。[10]这种认识可以为结构升级的重要性提供进一步佐证。因此，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是适应中国后工业化时期城市化发展规律提出的动力重塑的关键，涉及两个关键点及其构成的新的嵌入机制：服务业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这两个支撑点促进劳动力要素质量升级。人力资本升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一端联系着生产，另一端联系着消费，从而推动知识生产分配循环的形成。在前期一系列研究中，我们把这个循环的作用称为服务业和消费的效率补偿效应（袁富华、张平，2019），这个效应是城市化时期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关键。[11]
1.服务业效率是要素质量的体现。我们主要围绕劳动力要素展开相关动力机制分析。从国际对比来看，二战后的现代化过程呈现出高质量和低质量两类内循环模式，即发达国家高端城市化与拉美国家“城市病”。至于何以出现了这样的发展路径分化，从机制上来看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根据休斯和凯恩（2011）的说法，对于所有服务业部门的就业来讲，收入所得高低最终取决于一、二产业效率高低。[12]这种基本认识显然是就服务属于劳动力市场而言的，即服务业工资首先是作为生产成本存在的。现实中，恰恰是这个看似显然的问题导致了发展路径差异。典型如拉美国家服务业扩张导致无效率的非正式就业，进而造成服务业的成本病，被视为低质量内循环的例子。
第二，服务业的效率体现在要素高质量上，就发达国家高端城市化而言，城市化可持续、服务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是经济社会一体化过程的不同侧面。高素质劳动力有助于服务业新业态的形成——高质量服务创造更高价值，也有助于一、二产业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溢出效应推动实体经济效率提升，形成高质量内循环。
2.服务业潜力蕴含在一系列跨期关联网络中。服务业效率补偿效应，有其独特的作用机制。工业化时期的规模效率扩张，建立在“投资诱致投资”机制之上（Hirschman, 1978），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追赶型国家来说，与增长速度相关的“快变量”起着主导作用，为的是解决生活必需品匮乏问题。[13]这种发展模式的特征是流动性、短期性、规模化，以及低成本、高收益。与之相比，在服务业主导的城市化阶段，与发展质量相关的“慢变量”起着主导作用，因为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将更多涉及制度和价值模式调整，否则就称不上转型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人力资本再生产的特殊性。不同于资本以及自然资源，劳动力流动性较弱，相应地，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很强的本土性和局部性。同时，劳动力、人力资本再生产周期长且具有社会性，涉及到经济社会一体化过程中家庭、政府和企业等诸多方面。因此，劳动力要素质量升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体制变迁，属于长期问题。
第二，服务业主导发展的特殊性。服务属于劳动力市场，自然地，服务业升级体现在要素化趋势的主导上（袁富华、张平，2019）。典型如教育、研发、信息、产权等行业，这些行业或者为其他行业提供投入要素，或者直接生产人力资本要素，一头连接社会，一头连接经济，且日益成为城市效率提升的前提和引擎。[14]
第三，服务业主导的新发展格局的特殊性。工业化时期的投资注重边际收益原则，哪个项目收益多就先满足哪个项目的投资。但是虑及社会发展滞后将会抑制效率改善，城市化时期应当奉行多目标平衡原则，包括公平与效率再平衡、投资与消费再平衡、内外循环再平衡等，都是源于失衡矫正和长期良性发展的需要。因此，相较于工业化高增长，城市化高质量属于“耐心投资”，即质量升级是在更加广泛的联系之中、在更加复杂的跨期平衡中培育发展潜力。
促进服务业升级的政策措施。根本上来说，从效率改进与福利相互促进的角度看，创新潜力、就业质量、城市化可持续等新发展要求，都与服务业发展水平有着直接关联，服务业质量决定了发展质量。“十四五”规划建议把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新格局、新动能的重要推动力，放在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中进行部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鉴于中国现阶段服务业存在的问题，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1.提升服务业的网络化和协同性。知识经济的理论分析，倾向于把高端服务业发展与包容性联系在一起，认为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就是打破工业时期的部门分割，通过知识网络化的扩散传播实现增长和公平，因此促进知识经济发展必然涉及制度安排的深刻变革。[15]在这方面，推动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治理与改革，应坚持多目标动态平衡原则和顶层设计原则，拓展市场主体获得资源和机会的渠道，同时将政府职能调整到制度供给、促进合作领域。一是鼓励知识创造能力，保护知识产权，完善市场契约规范。二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在基础知识创造和传播方面，增强政府、市场与高校的三方合作，并以此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三是知识经济的促进作用与其扩散和渗透范围有关，典型如互联网、信息通信等服务业，这就需要破除部门行政垄断，充分利用知识创新的无限可能性。
2.升级教育培训体系，壮大知识中产群体。得益于大数据和平台经济，中国现阶段参与发展分享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以消费者身份获得价格低廉的商品，这是低质量经济的参与方式。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高端城市化下参与发展分享的方式应该是多层面的，既有个体人力资本提升获得的稳定就业和收入增长，也有全社会效率提高所带来的福利提升等，表现为知识要素所有者更大的参与和分享能力，这是高质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分享能力属于社会投资有效性的范畴，其中，教育培训体系升级是核心。高等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构成了通识教育加熟练技能训练的完整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载体，其科学性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城市化质量，“十四五”规划建议对此做出了重要部署，现阶段着重需要解决好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完善高校学术创新评价体系；二是升级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主要是完善学徒制和技能激励机制。
3.确立生命历程管理理念，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朝向积极福利国家的一系列探索，在坚持公平正义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生命历程管理理念纳入经济社会政策，福利制度设计中注重从幼儿照料、青少年教育、就业与家庭直至养老保障等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一体化管理方式有助于推动服务业新业态的发展，短期内可以增加社会服务、养老、休闲、文化娱乐等现代服务业，长期可以依托于社会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和知识经济发展，对此，“十四五”规划建议也提出了新业态发展方向。问题关键在于，这种管理模式有助于整合碎片化的社会政策，符合城市化时期政策措施需要具有综合性、前瞻性、整体性规划的战略要求。
4.以实体经济发展，推动服务业升级。根据本文的分析，工业化后期高端城市化的特点是服务业要素化趋势，服务业的效率体现为劳动要素质量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服务业体现为生产要素投入，因此服务效率的实现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才能产生。中国现阶段“脱实向虚”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低端制造—低端服务—低端人力资本积累的循环所致，土地金融和传统服务行业只是工业化规模扩张机制的延续，与高质量发展路径有根本差异。为此，一方面应在投融资政策和财政政策上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另一方面在产业政策上促进两化融合力度，巩固实体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两个效率支撑基础。
结语
鉴于发展阶段变化和内循环机制建立的重要性，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消费潜力的挖掘以及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从产业融合、经济社会一体化角度综合考量，重点是提升科教文卫等高端服务业，并以其新业态的创造能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因此，从一体化和效率补偿方面来看，服务业的质量才是最关键的。现代服务业的主要特征是知识属性，并且直接涉及到劳动力素质和就业质量，这就需要从多个角度评估服务业发展状况。特别是在信息经济时代，对于某一业态的政策制定，不能单单从成本收益上考虑，需要联系该业态对实体经济效率的促进、对劳动技能的促进以及对就业质量的促进等。
注释
[1]［美］塔尔克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刘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5～86页。
[2]［美］弗里茨·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孙耀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美］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邸晓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76页。
[4]Aglietta, M.,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London&New York: Verso, 2015.
[5]Iversen, T. and Wren, A., "Equality, Employment, and Budgetary Restraint: The Trilemma of the Service Economy", World Politics, 1998, 50(4).
[6]高培勇、袁富华、胡怀国、刘霞辉：《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治理》，《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7][11][14]袁富华、张平：《增长非连续、效率补偿与门槛跨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8]蔡昉：《应对人口老龄化、正视挑战与机遇》，《河南日报》，2020年11月20日，第6版。
[9]吴湛：《转型时期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问题与对策》，硕士学位论文（初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2021年。
[10]［美］塔尔克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刘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0页。
[12]［美］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邸晓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76页。
[13]Hirschman, A. O.,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W. Norton&Company, 1978, pp. 6-7.
[15]Unger, R.M., The Knoeledge Economy, London&New York: Verso, 2019.
责 编／李少婷（见习）
The Service Industry's Structural Upgrading, Efficiency Compensation Effect and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Yuan Fuhua
Abstract: Unlike the industrialized economy of scale that is boosted by the "fast variables" such as capital flow, surplus labor force and external technology, urbanization is led by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consumption and is based on the "slow variables" such as upgrading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 important attribute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s knowledge. The upgrad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corresponding efficiency compensation are manifested by the improved quality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shap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through their close connection with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service industry, efficiency compensation,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