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内外敌人的不屈不挠的态度以及对于革命毫不动摇的彻底性。毛泽东1945年《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一文说：“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也只有共产党才能不动摇，彻底地干下去，不怕死多少人，不怕牺牲。”⑧“我们还剩下一支（枪）”“也要打下去”而绝不投降的决绝，更是对此的集中体现。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在目标、宗旨指引下所具有的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精神，正如毛泽东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所说：“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⑨只要还有一个人，还剩下一支枪，就绝不投降而要继续战斗下去的骨气，体现了对于目标、宗旨的坚持。
二是中国人对于正义事业的相信以及正义事业的人民属性。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就能“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⑩。正义事业不止于自己个人的牺牲，毛泽东更是精辟分析了正义事业、正义战争能得到国内、国际甚至敌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他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一文中分析：“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⑪正义事业归根结底是人民的事业。毛泽东1945年在《愚公移山》中提出：“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⑫；与此同时，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
三是中国人具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与“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相对应的，是中国人的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精神。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的大举进攻以及经济封锁带来的极端物质困难，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出军队生产自给的大生产运动，从而造就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党与人民形成紧密一体的关系，使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有了更为坚实的群众基础。正是对于最广大中国民众的组织动员，中国共产党才办成了成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能够办成这三件大事，来自于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政治觉悟，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与团结。同时，也与其所具有的如下内在特质息息相关。
一是中国共产党具有永不停息的自我革命精神。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批评、勇于改正错误的精神，具有与奋斗精神兼具的谦虚谨慎精神。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⑭邓小平1987年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中强调：“不要犯大的错误，更不要因为小的曲折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在各种斗争中遇到困难的态度与底气，是毛泽东认为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⑮面对困难，直面应对、迎难而上并有办法克服困难的定力，中国共产党人无往而不胜。
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动态形势中的主体能动性、“执两用中”的战略战术思维。动态形势中的主体能动性，充分将“心”与“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就能克敌制胜，把握、引领变化；采取“执两用中”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就能随时在动态中把握进与退、斗争与合作、民主与集中、统一意志与生动活泼等各种辩证关系及其转换，该战则战、该和则和，既不“左”倾冒进也不右倾落后、投降。这一切是最终落实在事上、落实在最后的结果上的底气，否则就是空言而落空。较之动态形势中的主体能动性、“执两用中”的战略战术思维，还更加落实于事上的，则是对于工作方法的重视。毛泽东在1943年专门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9年3月写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58年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最重工作方法。“执两用中”并在所有事情上都能找到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方法，这要最终落实于处理事情的结果上，也即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将“善”诠释为“处焉而宜”的原因。唯此，方是“可大可久之道”。
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将在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合而为一视野下得到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结尾中充满自信地说到：“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这是新时代中国人骨气和底气最集中的体现。
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一以贯之，具有全体的通贯性。这种全体的通贯性包括对“可大可久之道”的追求，在文明原理上的政治与社会一体、家国一体，以及历史忧患意识下的独立自强与以我为主的学习的一体两面，“执两用中”方能可大可久。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最终将合而为一，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最深之要义所在。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在最根本上来自于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中华文明。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具有内在相通性，从而能被中国所选择，并加以中国化；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国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即“共产党员的心学”与中华文明“内圣外王”的士大夫精神具有相通性，但中国共产党员的党性同时也克服了传统士大夫纪律性不够以及党争的弊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华文明带来的新的文明精神品质，是斗争精神与自我革命精神，但斗争精神与自我革命精神并非中华文明传统里所未有，只是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得到最彻底的发展。
“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在今天最新的集中体现，就是在中美贸易战与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这两场战争中所体现的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要在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合而为一的文明史、大历史的视野下，得到理论上、思想上的提升，要在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中上升到“道”“理”的高度，从而明理增信并具有理论的自觉，进而指导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践。这种伟大斗争实践，要面对来自外部、内部的各种风险挑战，更需要增强中国人斗争的骨气和底气。
（作者为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89页。
②③⑪⑫《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49、523、449、110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16页。
⑤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64、326—327页。
⑥《毛泽东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495—1497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3页。
⑨⑩⑬⑭《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039、1097、1032、1095页。
⑮《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4页。
责编/张忠华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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