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医药业要实现传承创新发展，就必须进行现代化产业升级。中医药现代化具有现代医药性、现代产业性和现代社会性，存在着资源丰富、市场需求旺盛等优势，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医药发展却遇到了缺乏质量监控标准等瓶颈，亟待加大各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打造支持中医药产业现代化的政府投融资制度，完善税收制度设计，支持中医药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财税政策 中医药业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中医药业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与疾病抗争中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诊疗理论及治疗技术的医药学体系，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数千年来逐步总结并持续丰富、完善的医学科学。但由于中医药业本身存在着诸多限制条件，如支撑医药技术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未能被西方文化理解、药物制作的定量标准体系尚未建立、缺乏专业人才等，使得中医药传承不足、创新不够、作用发挥不充分。因此，亟待从学理层面找到中医药业传承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与中医药现代化的联系
中医药业传承创新发展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中医药学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中医药是我国的重要文化传承，我国的中药材资源富饶、临床诊疗历史悠久、中医理论体系完备、中医药诊疗效果显著、中医文献典籍丰沛、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使得中医药产业在全球医疗研究领域具有尤其独特的地位。尤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也发挥了其独特作用，以其独特的治疗优势和治愈效果，为全球抗击疫情贡献了中国智慧。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余艳红2020年3月23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及市场潜力是实现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坚实基础。我国的中医药发展存在着诸多优势。一是资源极为丰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数据显示我国当年收录的中药种类高达2598种，收录的中药材有12807种，传统方剂达10多万首，中医药产业年产值已突破800亿美元。二是市场需求旺盛。在我国，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中医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随着我国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老年慢性病发病率逐年上升，正适合中医所具有的“治未病”的特点，当前中医在养生保健方面已经凸显出极大的发展潜力。三是国家重视程度逐步提升。近年来，我国陆续颁布出台了多部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政策支持和财力保障（见表1），中医药发展潜力巨大。
中医药现代化是传承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医药现代化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从实践角度来看，不难发现当前我国中医药业发展面临着艰巨的转型挑战。压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部压力，主要体现在中医药自身对于现代疾病的现实解释功能与祛除作用，最突出的就是中医药在应对“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的显著作用。另一方面是外在环境压力，例如西医西药的竞争，人口老龄化及社会发展的需要等。从理论层面来说，当前对于中医药现代化的定义仍存在争议。
一般研究均认为，中医药现代化应当包括三个特性：现代医药性、现代产业性和现代社会属性。现代医药性指的是作为药物，中药必须与食品相分离。虽然传统观念中有“药食同源”的说法，但是在现代，中药作为药物的属性将日益与其作为食品的价值区别开来。现代产业性则强调当前中医药行业发展已经脱离了自然经济发展模式，各环节如种植、加工、萃取、制剂等都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产业链条，这一链条具备覆盖范围广、与地域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等特征。现代社会属性则强调现代社会中药物与人体健康联系更为紧密，特别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医药制度还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联系，共同组成了社会管理体系。
进一步地，在研究中医药行业传承创新发展的问题上应当联系中医药现代化三个原则来考虑。医药性是首要原则，因为只有能够有效治疗疾病的中医药，才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其次，产业性则是中医药行业做大做强的关键。由于中药以自然资源、农作物等为主要原料来源，因而具有鲜明的自然经济的特征，有必要加快其产业化发展进程，特别是要健全中成药品种的产业化形成机制，在整理、挖掘传统经方、验方的同时，更要改革、理顺、促进制剂的新药开发与产业化形成机制，并通过资本市场的作用加速各环节生产的规模化和标准化，以促进整个中医药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最后，社会属性是医药行业所必需坚持的。不论是我国传统的“医者仁心”理念或是现代医学文明都十分强调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如果缺失则会对行业发展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当前阻碍中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医药性方面，我国中医药产业面临国内外双重压力。国内压力主要是因为中药制造质量监控体系缺乏国家标准。一方面，当前我国最权威的中医药管理办法依然是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其颁发时间已久；另一方面，为与国际接轨又采取“中药西管”的管理制度，即在药效评价上通过有效成分具体量化的方法来确定中药药效，但实际上该制度恰恰忽视了中医治病过程中配药讲究“君臣佐使”的特征，该评判标准不仅不符合中药炮制、熬制等特点，而且增加了中药的生产成本，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中药的实际疗效。国外压力则主要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西医诊疗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微观分析，通过特定药物有针对性的治疗特定病症，中医则主张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综合治疗，通过提升人的“正气”，提高免疫力和抵抗力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中西医文化差异和治病理念的差异导致国外对中医接受度不高。
在产业性方面，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水平依然较低，创新研发投入较少，制药企业以仿制药、改制药为主，企业虽多但规模普遍较小。根据核心期刊《中草药》在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汉方药销售收入囊括了全球90%的中药市场销售份额，而我国却仅占全球份额的3%—5%。
在社会属性方面，虽然当前对中医机构拨款占财政和占卫生部门的比例都处于稳步增加的态势。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参见2011—2017年度财政拨款，中医机构财政拨款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虽有上升，但占比较低，而中医机构财政拨款占卫生部门的医疗卫生财政拨款比重也仅为6.5%左右。
财税政策对支持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药业要实现传承创新发展，就必须进行现代化产业升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产业升级与前文所提产业有所不同。此处的产业升级是在坚持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方向下进行的产业升级。应当看到的是，产业升级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设备改造升级、新药剂研制和人才培育等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但无论是基础建设还是新药研发，都存在建设周期长、前期资金投入量大的特点，产业升级后未来经济效益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仅依靠企业自身抵御风险，将极大地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使其更加偏好在现有基础上生产更为成熟的仿制药，而不愿意投入资金对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改造或新药研发。所以，让中医药企业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更新换代必定步履维艰，政府理应积极采取措施，助力中医药企业转型发展。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政策是我国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社会经济综合、协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财税政策可以根据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通过集中分配资金、培养经济增长点、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产业战略规划和经济结构优化的目标。当前，财税政策依然是政府支持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最灵活、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政策措施。总的来看，财税政策支持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